散乱的金箔、青绿色的纸本……正在展出的“汉字中国——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展览上，出土于成都市群众路唐墓、现藏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纸本真言，用文字和形式，印证了佛教文化在唐代的传播与变化。
目前全国仅存13例
纸本由两种文字组成
参与群众路唐墓发掘的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王瑾介绍，纸本真言并不像青铜器或是明代官窑瓷器那般名贵，但是因为其很难保存，所以从历史价值来说，是一件非常珍贵的文物。包括这一件纸本真言在内，目前在全国范围内，也仅有13例出土。
“在另外12例纸本真言中，有与这张纸本相似的曼陀罗图像。例如陕西西安市三桥镇出土的绢质经咒，就能为纸本的复原提供很好的参考。”王瑾告诉记者，观众目前所看到的纸本，其实是一整张纸本最左边的部分，大约占整个纸本的三分之一。完整的纸本上，应当有一个内圆外方、对称的曼陀罗图像。
而散乱的金箔，原本应叠于纸本的手绘方框之上，形成一个正方形或是略微长方形的金色方框。这种图案，是非常典型的、具有密教色彩的图像。至于纸本究竟是被谁裁剪成这样，是否在墓主人请纸本真言的时候，已经是被裁剪好的模样，人们已无从得知。
这一例纸本真言上的内容由两种文字组成。首先是由楷体汉字书写的真言名称，然后是以悉昙体梵文书写的真言内容。其内容是21种真言组成的集合体，例如《十字佛顶真言》《一字顶轮王真言》《佛眼真言》等。“这种口诵真言的修行方式，也是当时的密教特别流行的修行方式。”王瑾介绍。
墓主人为30余岁女性
真言藏于空心铜臂钏中
王瑾说，虽然纸本真言并不像青铜器那般名贵，但是因为其材质的原因，尤其是在地下水位很高的成都平原，经历一千多年还能保存下来，实属难得。而这一例纸本真言能够保存如此久，一是因为纸本所出土的唐墓为成都平原常见的唐代中晚期梯形砖室墓，并没有遭受盗扰；第二个原因就是其出土的时候，被放置在空心铜臂钏中，铜臂钏对纸本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在发掘这座唐墓的时候，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曾对墓主人进行了人骨鉴定，结果显示其为一名30余岁的平民女性。臂钏，就是在唐代颇为盛行的一种装饰品。《说文解字》中记载：“钏，臂环也。”臂钏又称“玉臂支”、臂环，就是戴在手臂上的装饰品。纸本真言出土的时候，被从右往左折叠起来，放置在铜臂钏的空心槽中。虽然这种方式对纸本上的金箔造成了一定的损坏，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纸本本身才没有遭到更大的破坏。
具有明显成都特色
体现了密教世俗化的趋势
群众路唐墓中出土的纸本真言，并不是四川首次发现藏于饰品中的纸本真言，铜臂钏也不是唯一出土的装置真言的饰物。1944年4月，四川大学考古学家冯汉骥曾经在川大校园的一座唐墓中，发掘出一个空心环状银镯。银镯中藏有纸本的《陀罗尼经咒》，同时，纸本中还写有“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近卞□□印卖咒本□□□……”等字。1999年，在西安三桥征集而来的空心环状铜臂钏中，也叠装了绢质《大随求陀罗尼经咒》。
王瑾说，密教盛行于当时的西安、洛阳地区，后传入成都平原。“唐代早期和中期时，密教的纸本真言形式是非常多样的。但是我们在成都发掘的，形式却相对固定化。”
早期的臂钏并不是空心的形式。通过分析装置器的制作工艺及形制特征，结合以往的发现，考古工作者发现这种空心环状装置器具有明显的成都特色，其出现年代应相对较晚，是佩戴陀罗尼经咒这种祈祷方式自京畿地区传入成都地区后，后者进行的改良。“这是因为密教传入成都平原以后，有了一定的发展，在结合当地特有的形式印刷真言后，又反向传入了西安地区，对密教信仰的载体产生了一定影响。”
这种影响同样体现在纸本真言的内容中。“早期的纸本中，会出现个性化、定制化的内容，比如说某某的纸本真言，又或是为某某定制这种类似的内容。但是经过发展以后，已经不太出现这些个性化的内容。”王瑾认为，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宗教在中国的世俗化发展趋势：“刚传入中国的佛教，流行于官贵阶级之中；到了唐代中晚期，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佛教便走上了世俗化、平民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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