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积山石窟是一道视觉奇观。从远处看，麦积山石窟奇特的视觉体验，有近似于乐山大佛的冲击力。
麦积山石窟位于甘肃天水东南30公里的麦积镇上。驱车进入秦岭西端的小陇山，在山道上行驶十多公里后，远远望出去，茫茫绿色林海之中，一座土黄的孤峰突起。麦积山就像被放在大地上的一块土坯，匠人们在土坯上精雕细琢，雕成了一块三面玲珑、布满机巧的精致雕塑。
在“中国四大石窟”中，麦积山是知名度最小的一个，论游客数量，甚至排不进前四位。这也与其地理位置的偏僻有关。麦积山远离大城市，位于秦岭最西端的崇山峻岭之间，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曾被注意，至今也很少被列为专程的旅游目的地。
然而，麦积山石窟的遗存体量、历史信息以及给予参观者的震撼效果，却丝毫不输于其他更为知名的石窟。麦积山石窟作为中国最早的皇家石窟，历经后秦、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十余个王朝1600多年的营建，现存221个窟龛，壁画约1000平方米，造像3938件、10632身，大大多于敦煌2400多身彩塑。
石窟作为一种外来的建筑类型，本身是中外文化交融的典型物证，而处于中国石窟地图中间点上的麦积山，更是淋漓地体现了文化交融的特质，它与八方石窟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座藏身山中的石窟群，记录了一千多年不间断的佛像建造史，从早期的中亚风格到南北朝的秀骨清像，从隋唐的丰腴拙重到宋代的秀丽妩媚，都并排陈列在山崖之上，由此赋予其无法替代的丰富与多元。
十字路口
从西安到天水，直线距离约300公里，如今驾车4个小时可以抵达。在北朝和隋唐时期，这是毗邻首都长安的便利地带。从长安、汉中或陇南前往河西走廊，秦州（天水古称）都是必经之地，而麦积山恰恰处于咽喉要道。2014年，麦积山石窟被列入世界遗产，正是作为“丝绸之路——长安至天山廊道的路网”项目的组成部分。
公元3~4世纪，佛教沿丝绸之路经过河西走廊传入中原内地，长安、洛阳、成都、建康（今南京）等地是佛教文化传播中心。毗邻长安的秦州，也成为佛教最早传入内地的地区之一。作为秦州境内奇特的丹霞景观地区，早在东汉时，麦积山就已经引起人们注意，成为消暑纳凉、寻幽问道的目的地。最迟在5世纪，麦积山修行的禅僧已达百人之多。
“从中国版图上来看，麦积山石窟正好处于中国各大石窟的中心地带，这是一个通东西、贯南北的位置。”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所长李天铭说，麦积山石窟西边有新疆、敦煌石窟，东边有龙门石窟，北边是云冈，南面有千佛崖、安岳石窟、乐山大佛、大足石窟等，受各个地方的影响，同时影响到各个方向。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考古研究室主任夏朗云说，在佛教文化的交流过程中，麦积山石窟是一个关键枢纽，而其强大的文化背景，就来自于其东边毗邻的长安，“麦积山石窟实际上是长安佛教文化的产物”。麦积山开窟之初是十六国时期的皇家石窟，后秦、西魏、北周国都在长安，由于关中平原没有适合开窟的选址，所以最早的皇家石窟选中了天水，且因为后秦皇帝姚兴的老家就在此地。
据夏朗云考证，云冈石窟的开窟之作“昙曜五窟”，或许就是受到麦积山“姚秦五龛”的启示。史料记载，后秦皇帝姚兴是狂热的佛教徒，麦积山石窟人工开凿的早期洞窟第90、165、74、78、51窟，被一些学者认为就是西秦或后秦所作，夏朗云称之为“姚秦五龛”。
这五个上下左右毗邻的洞窟中，第90、165窟左右相邻在上一层，第74、78窟左右相邻在中层，第51窟在下层，可视为三个开凿阶段。而在后秦历史上，作为一股连续政治势力的统治者也是五位皇帝，时间上也是三个阶段，“姚秦五龛”可能是为后秦五位帝王所造。
而作为云冈石窟开凿最早、气魄最宏大的窟群，“昙曜五窟”就是模拟北魏五世皇帝的形象，象征北魏皇帝是如来佛的化身。夏朗云就此推测，北魏统治者及其高僧曾关注后秦“皇家五龛”的模式，为北魏五个主要创立基业的皇帝建造了更大规模、更成熟的“昙曜五窟”，“在石窟开创的相互关系上，似有这样的历史可能性。”
麦积山石窟的早期窟龛形制、造像特点、题材组合、佛教思想等方面，是集大成的长安佛教文化的体现。后来边塞地区的云冈石窟，受到中心文化区长安佛教的影响。再后来的洛阳龙门皇家家庙性质的石窟，也源自麦积山石窟的首创。至于敦煌，夏朗云认为，作为丝路的两个重要节点，敦煌与麦积山的互动关系始终没有间断。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孙晓峰说，纵观中国现存的大小石窟寺，绝大多数都表现出阶段性时代特征，而像麦积山这样非常完整地保存有不同历史时期遗迹的石窟寺，尚不多见。因此，著名雕塑家刘开渠誉之为“东方雕塑陈列馆”。
在层层栈道间上下穿梭，流连在一个个塑像间，麦积山的彩塑常常有让人驻足流连的吸引力。这力量来自于彩塑的灵魂，有时是天真、可爱，有时是慈悲、可亲，总让人感觉这就是人间，而非遥不可及的宗教世界。比如麦积山三大代表作之一的“窃窃私语”，位于北魏第121窟的一菩萨一弟子，双肩轻靠，头碰在一起，面露微笑，就像是同桌的两个学生悄悄耳语，诙谐俏皮。他们本是这个洞窟里的次要角色，却吸引了千年后观众几乎所有目光。
有些佛像拥有让人瞬间平静下来的气场，比如第44窟主佛。这尊佛是西魏最典型的塑像，高1.6米，半结跏趺坐，面向苍茫的群山，肉髻、胸前、衣裙上残存有彩绘痕迹，如今已褪色成淡淡的青绿。悬裳衣褶从佛座上垂下，层层叠叠有如涟漪般晕开，繁复、高贵而又飘逸、圣洁。最让人流连的，是那一丝恬静平和的笑容，菩萨低眉，不声不响，有“东方的微笑”之誉。
这尊佛像鼻梁高而修直，与额头相连，身形圆润，可以看出已逐步从秀骨清像向隋唐的丰腴过渡。佛像雕塑作为一门艺术，打上了每个时代的风格烙印。从早期佛像高鼻宽肩的印度风韵，到北魏中期的秀骨清像、褒衣博带，到隋唐的朴达拙重、健康丰满，再到宋代的秀丽妩媚、文弱动人，明代的风流潇洒、狂逸不羁，在麦积山这座陈列馆里均能找到代表作。
麦积山石窟这座陈列馆里不仅陈列着历朝历代的雕塑，也记载了佛教传播史的重要细节。如有“碑洞”之称的133窟，留下了北周灭佛运动的景象。133窟里收藏着18块佛碑，依壁而立，古人在一块一米多高的石碑上，打上格子，刻出一排排整齐的小佛像。这些碑并非洞窟原生物，北周武帝统治期间时，朝廷罢斥佛教，发动灭佛运动，大举毁灭佛寺，勒令僧尼还俗。麦积山下的村民便将村里的佛碑扛上山来，藏进洞中，就这样藏了1500年。
洞窟解谜
麦积山最早的石窟开凿于十六国时期，主流意见认为是后秦。兴建高潮在北朝，最迟在北周年间，整个东西崖面已是窟龛密布，几乎没有留下多少空地。五代至两宋，主要是麦积山石窟大规模修缮时期，几乎没有新开凿窟龛。
而就在宋朝，麦积山石窟诞生了一座无与伦比的精品。北朝建造的133窟中，在宋朝时增加了一座主立佛像，佛像右前方站立着一尊小立像，释迦牟尼伸出右手，覆于小立像头顶上方。民间传说，这组塑像刻画的是“释迦会子”的场景，相传是释迦牟尼成佛后，再次见到儿子罗睺罗，释迦牟尼心怀慈爱与亏欠，罗睺罗则双手合十，神情愀然，面露委屈。
更精妙之处在于侧面。从侧面看，释迦牟尼并非直立，而是上身前倾，向罗睺罗靠近。这一倾，多少柔情暗含其中。
“这组塑像也非常让我感动，慈悲这个词用这里是最确切的。”夏朗云说。不过，对这组塑像进行考证后，夏朗云对其内涵提出新的见解：他认为这并非“释迦会子”，而是阿弥陀佛接引世人的姿态。
他认为那尊小立像是一尊小佛，头上有佛像的肉髻，身着佛衣，脚踩莲花，代表的应是众生被阿弥陀佛接引后成佛的形象。而与其父会见时，罗睺罗是沙弥身份，如果为其塑像，应该是一尊沙弥。在佛经里，阿弥陀佛是接引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佛。“如果把阿弥陀佛比喻成父亲，把众生比喻为孩子，也可以这么理解。”夏朗云说。
证据不止这一条。这组佛像为什么会立在这座洞窟里？或者说，宋人为什么要在这里立这组塑像？夏朗云在另一座洞窟寻找到线索，线索是一个怪异的字迹。
133窟右侧上层的135窟有一组西魏风格石像，中间一尊立佛，两侧两尊胁侍菩萨，立佛左手平伸，指尖捻着莲子，袖口伸出一朵半开的莲花。夏朗云联想到阿弥陀佛接引佛，袖口莲花是接引众生往极乐世界的载具。他推测这三尊像应该是阿弥陀、观世音、大势至菩萨组成的“西方三圣”。
然而，这三尊立于135窟的石像，与窟内其他内容没有明显关系，显得并不协调，133窟窟顶表现往生内容的壁画则与其有更密切的联系。夏朗云推测，“西方三圣”或许是从133窟移来的，135窟内还保存着两根长木材，其中一根有锯齿状楼梯痕迹，或许就是当时转移石像的工具。宋代人将133窟的阿弥陀佛移走之后，在原地又修建了新的接引佛像。那处或许蕴藏关键信息的字迹，就刻在135窟立佛背后的左侧，乍一看不易读解，夏朗云认为，那是反写的“乙”。字的反书流行于南北朝，南朝陵墓神道柱上多有墓主名号的反书。他联想到一个人：西魏皇后乙弗氏。
史料记载，乙弗氏被赐死在麦积山，并凿龛为“寂陵”而葬。但哪座佛龛是乙弗氏寂陵，并无记载。133窟形制特殊，类似于一个“业”字，前面为大的横向前室，后面深处两个并列的小佛龛，就像墓葬里放棺椁的地方。夏朗云认为，最初在这个作为寂陵的洞窟里安置通往极乐世界的接引佛，非常符合情理。“后来时过境迁，朝代变了，人们就把乙弗氏的像请走了，再塑一尊更大的像来接引众生，而不是单独接引某个人。”他说。
类似133窟的谜团，在麦积山俯拾皆是。石窟留存的题记极少，绝大部分洞窟的年代、归属和功能都是一个谜。通过这些遗存的细节，结合历史记载，考证每个洞窟的背景信息，成为一项十分烧脑也颇有趣味的工作。
133窟的精彩之处还不止这些。另一座有趣的塑像就在距离“释迦会子”不到10米处的角落里，是一尊不起眼的小沙弥。沙弥只有半米高，在佛龛侧方靠墙站立，低着头，俯身去看他的脸，会发现他在笑，天真无邪，让观者不禁也会心一笑。这个笑容让不起眼的小沙弥成了整个麦积山石窟的三大代表作之一。
127窟里也有一处曾让夏朗云深受感动的地方。窟顶的壁画中画了一个女性飞天，回首向众人挥手。他觉得表现的也是乙弗氏向家人告别的一瞬间，她朝西方飞去，回头向东看了一眼，又不舍地招了下手，毅然转头向西而去。“这种情景特别感人，也带有一种慈悲的情怀，”夏朗云说，他心中麦积山有两个慈悲的景象最令人感动，一个是阿弥陀佛和小佛，另一个就是这幅壁画。
“延缓衰老”
明代之后，麦积山石窟一度被世人遗忘。虽然清朝也有当地人修缮，但早已失去往日的地位。直到1941年，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天水本地学者冯国瑞，在整理地方文献时看到麦积山的资料，随后与几位朋友来到麦积山考察。冯国瑞具有深厚的史学、美学、金石学和文献学功底，立即认识到麦积山石窟的非凡价值，出版了《麦积山石窟志》。此后，他利用各种机会和渠道为麦积山石窟奔走呼吁，让这座湮没在历史中的文化宝藏逐渐恢复了名气。
1952年冬天，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也来到麦积山。整整一个月时间，常书鸿率领勘察组对麦积山进行了首次勘察、考证、摄影、测绘和重点临摹。他们于十月底到达天水，在山路尽头见到如农家积麦之状的麦积崖时，他想起杜甫为麦积山所作的诗句：“……乱石通人过，悬崖置屋牢。上方重阁晚，百里见忏毫。”
展现在常书鸿面前的是东西240米、上下50米的山崖幅面，中间部分严重崩塌，有些窟龛仅残剩一角留在断崖上，因而形成东崖和西崖两部分。五代时已有东阁、西阁之称，说明这种崩塌在当时已经发生。常书鸿想象当年窟外依悬崖所建的满山重楼复殿、飞桥栈阁的景象，不禁心生向往，可惜栈道已毁，只剩眼前几只烧焦的木桩。
由于栈道损毁，许多洞窟已经无法攀登。在五六十米高的峭壁上，敦煌的技工和当地木工在古代搭脚手架和栈道的桩眼中安上新的木桩，重新架起一块块木板，艰难地开辟出飞栈通道。勘察组冒着生命危险，在栈道上穿行，进入了190多个洞窟。有的窟内已经很多个世纪无人问津，鸟粪的厚度直到脚脖子。夜里，他们住在山下的瑞应寺，豹子的叫声清晰可闻，而寺庙没有山门。
让常书鸿最为惊叹的就是麦积山石窟的塑像，“有高16米的阿弥陀佛，也有小到10厘米的小影塑，有数以千计的与真人大小相仿的塑像。不论是佛还是天王脚下的‘金角银蹄’的牛犊儿，均精巧细腻，栩栩如生，极富生活情趣，令人感到亲切而不畏惧。”他感觉到，麦积山石窟是与敦煌莫高窟同等重要的中国艺术宝库。
常书鸿带队的首次麦积山考察，埋下了一个伏笔，几十年后的2017年，麦积山石窟划归敦煌研究院管理。同时划归的还有炳灵寺石窟和北石窟，再加上原本管辖的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敦煌研究院形成一院六地的格局。管理机制改变，让麦积山石窟从敦煌研究院获得了更为直接的支持，尤其在文物保护方面。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所长李天铭说，研究所工作的核心就是保护，最基本的是保证所有造像绝对安全，对每一座造像的稳定性进行评估，从最危险的开始抢救。对于所有依山而建的石窟来说，最毁灭性的危险就是地震。麦积山地震风险评估是甘肃省科技厅的一个重点项目，李天铭希望通过日常的加固工作，能让麦积山石窟抵御四五级地震。有没有可能让麦积山石窟抵御八级地震而不倒？“不可能，”他摇摇头，“因为山体就抵御不了。”
对于地震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麦积山就位于汶川地震同一条地震带上，而且作为全国层数最多的石窟寺，总计上下12层，结构极易受到损坏。历史记载，隋唐时这里曾发生过两次大地震，对石窟造成了伤筋动骨的损害。隋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发生了秦陇地震，唐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发生了秦州地震，这两百年的持续性地震，导致麦积山中区部分窟龛坍塌，散花楼及摩崖大佛也严重损毁，僧侣纷纷逃亡，开窟造像陷于停滞。
现在，麦积山石窟的大多数佛像几乎都紧贴崖壁，外部装有防护窗，有些塑像上还残留着以前的白色鸟粪污迹。在上世纪七八十年的加固工程之前，它们都是露天敞开，承受了一千多年的日晒雨淋。而在隋唐地震之前，这些佛像都位于洞窟内部，顶上和四壁或许都画着壁画，洞外建有木头的窟檐来保护。地震使得大量石窟坍塌，只保留下最深处的佛像，以及几块残损的壁画。
地震让麦积山掉了一层“皮”，麦积山的沙砾岩材质不稳定，之后始终有零星的掉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文保人员又对其外部进行了加固，石窟又长出了一层“皮”。那次历时13年的漫长修复工程，还建成了钢混结构的栈道，取代了五六十年代架通翻新的木质栈道。此后，麦积山开始向公众开放。
“就像（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院长说的，洞窟坚守了1600年，但再有几个1600年，最终也还是要消失的。”李天铭说，每一代文物保护者要做的就是延缓其消失的速度，“没受到保护的时候，它的老化速度比如说是10的话，我们就要叫它不停降速、降速，越降越低。”
而另一个重要的保护措施是完成数字化，采集每一寸角落最逼真的数字影像，让石窟在另一种介质中得到永生。这个过程必须尽快完成，因为退化和褪色始终在进行，石窟的每一天，都是未来日子里最完整、最艳丽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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