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流浪地球2》的主题曲《人是_》直抵人心、感人至深；电影《深海》配乐将真挚情感娓娓道来，令观众印象深刻。音乐与电影都是贴近大众的艺术，二者的珠联璧合往往成就经典。电影音乐服从并服务于剧情，但又有自身的独立性。随着时光流逝，经典电影的某些情节或许会被淡忘，但只要音乐的旋律响起，瞬间就能唤醒观众的记忆，这是电影音乐独特的魅力所在。
深圳交响乐团演奏电影《上甘岭》主题歌《我的祖国》 资料图片
1.与时代情绪同频共振形成集体记忆
音乐是一种情感艺术，诉诸心灵并创造想象空间，易于引发共情与共鸣。说到经典电影歌曲，人们马上会想到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一批脍炙人口的歌曲，如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歌《我的祖国》。电影《雷锋》的插曲《唱支山歌给党听》以及电影《英雄儿女》的插曲《英雄赞歌》等。这些歌曲因电影被公众熟知，又在广泛传唱中历经岁月洗礼，绽放出音乐艺术的独特光芒。这些音乐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除了旋律、曲风、词作的精彩之外，更在于它们在诞生之时洞悉时代之变，精准叩击了中国人的集体情感，即对新中国强烈炽热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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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这场改天换地的历史变革，让广大人民切实感受到当家作主的喜悦与自豪。刚刚告别苦难的人们，对新中国、新生活的来之不易体验尤为深刻。因此，回望战争岁月、礼赞革命英雄，抒发建设豪情、展望光辉前景，感恩歌颂中国共产党，是那一代中国人共通的情感。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对旧中国的苦难记忆，怎能写出“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涟涟”的词句？“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这是对革命先烈崇敬之情的表达，这是荡气回肠、历久弥新的时代交响。只有像雷振邦、刘炽、贺绿汀、乔羽、公木等这些亲身体验过新旧中国蝶变的艺术家，才能创作出如此击中人心的歌词与旋律。这些经典之作是艺术家个体体验与时代情绪的同频共振，更是一个民族告别苦难、走向新生的时代宣言。
从传播角度来看，当时电视尚未普及，电影是最受大众欢迎的视听媒介。一部电影的上映，是一场群体观看仪式，也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公众传播。一部优秀的电影的重点场景、片段，常常在观众的记忆中挥之不去甚至被反复模仿，因此，与电影相伴相生的音乐作品更易于广泛传播。电影音乐虽然是为电影创作，但它又能脱离电影在集体传唱、公共展演等多种场景下更简便、持续地辐射公众，其影响力和生命力常常超出电影本身。即使在今天，只要郭兰英的“一条大河波浪宽”响起，音乐一下子就能将人们带回那个年代。可见，好音乐既成就电影也能成为特定时代的声音标识，成为集体记忆的时代之声。
2.从中华文化中汲取创作源泉
中国电影的“中国”主要指涉生产主体、内容主体及风格特征。除了题材的本土化之外，电影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有赖于视听语言符号体系、美学特征、审美风格的建构。电影的中华审美风范，植根于整体性的中华文明之中，在时间维度上源自悠远深厚的传统，在空间维度上体现为地域性。就电影而言，抛开内容题材层面的中国面孔，独具民族特点、地域特色的音乐尤其能凸显作品文化身份的中国性。悠久的历史传统、丰厚的民族资源，始终是中国词曲作家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
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这片沃土上的各族人民在生活实践中创造了极其丰富、各具特色的民间音乐，包括民歌、民族器乐、说唱、戏曲音乐等。以民族器乐为例，其地域特点突出、声音辨识度极强，是凸显电影风格的关键要素。电影《铁道游击队》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中的“土琵琶”实为山东鲁南地区百姓用葫芦瓢自制的“土乐器”，乐音清脆欢快，与战争的残酷构成反差，表现了游击队员不畏强敌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用到的“冬不拉”是流行于新疆哈萨克族的传统弹拨乐器，既是异域风情的听觉展现，又以“弦外之音”表达民族团结的深情厚谊。再如，《五朵金花》《阿诗玛》《刘三姐》等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观众之所以感到耳目一新，除了视觉层面场景与人物服饰妆容外，更源于少数民族音乐别具一格的表现力。
除了主题曲、插曲之外，配乐也是电影不可或缺的元素，除了渲染环境、表现情感、塑造人物、推动叙事之外，对作品风格的塑造作用显著。对地方戏曲音乐元素的挪用，赋予作品浓重的地域特征和文化意蕴。电影《黄土地》中豪迈铿锵的陕北秧歌与安塞腰鼓，电影《秋菊打官司》以陕西当地的碗碗腔作为背景音乐，电影《活着》以秦腔贯穿始终并在片中设置了地道的秦腔表演片段，带着文化烙印的地方音乐元素，使电影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视觉与听觉相辅相成，音乐与故事合二为一，当这些穿越千年的乐音响起，观众就会感悟到民族特色、地域风情、中国味道。在全球一体化浪潮中，保持文化身份的独特性、标识性是不同文明延续与创新的前提。民族音乐丰富了电影的民族叙事手段，彰显了中国电影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更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
3.音乐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元素
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电影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电影不仅要满足观众多样化的观影需求，还需要拿出更高的工业生产水准参与到国际竞争之中，适配海外观众的文化消费，承担起给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文化责任。既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又要适配当下的全球观众，中国电影音乐在文化维度上离不开“化古适今，贯通中外”的实践路径，前者聚焦中华文化的当代阐释与表达，后者着重解决中外音乐的全球流通和共享问题。具体到实践层面，作曲家的队伍构成、合作方式等是关键。
一方面，中国作曲家的本土意识与国际视野融合，呈现出独特的音乐魅力。改革开放后中国职业作曲家队伍日益壮大，西方音乐理论及各种风格音乐的涌入拓展了他们的国际视野，推动了本土电影音乐的现代性发展。电影《英雄》的作曲者谭盾巧妙地将传统中国音乐和现代西方音乐融会贯通，在西洋乐器小提琴的主奏中，听众却能捕捉到古代秦王朝的地域特征和浓郁的传统音乐的影子。《流浪地球》的作曲者阿鲲围绕“家园”的主题，采用电音技术描绘人工智能和太空场景，主题曲《带着地球去流浪》的配乐既有充满未来感的好莱坞科幻表达痕迹，演唱歌手刘欢的中国式腔音又平添了中国韵味。《悬崖之上》的配乐在音调、节奏、乐器编配等方面注入苏联歌曲风格，在借鉴之中又有创新，将柔情与温暖、凄美与悲泣、不屈与坚定表现得淋漓尽致。熟稔本土音乐又精通国际作曲技巧的中国音乐家，懂中国又知世界，造就了形态丰富、旨趣各异、表达灵动的当代电影音乐风貌。他们的作品架设了严肃音乐与流行音乐的桥梁，既让本民族的观众感到熟悉，又给外国观众创造了新奇又充满异域感的文化想象。
另一方面，吸纳国际作曲团队担任音乐主创，中国电影适配全球观众取得实效。电影音乐本质上是电影文化的一部分，《战狼2》配乐由好莱坞知名作曲家约瑟夫·特拉潘尼斯担纲创作，由伦敦管弦乐团63位一流音乐人演奏的交响乐，恢宏壮阔、气势磅礴，展现了炮火轰鸣、惊心动魄的战斗场景，带给观众身临其境的震撼。今天的中国观众熟悉全球影视作品，那些具有全球共享审美偏好的音乐作品，只要能与电影本身的内容相得益彰，同样能得到中国观众的理解和认可。
总而言之，在音乐文化中，差异性并不会形成传播壁垒，反而会引发人们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音乐进行探索，从而产生兴趣。电影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媒介，但是面对跨文化背景下的观众，应当充分发挥音乐这一艺术形式的作用，因为音乐能跨越国界、民族、语言，成为人类共同的情感追求。当前，音乐创作尚属中国电影生产的薄弱环节，加快中国电影“走出去”需要更加重视电影音乐的生产与创作，加快补齐音乐创作的短板，才能让优秀的中国故事、中国精神、中国文化更好地与全球不同层次的观众实现共鸣。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副教授）
（文章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一般项目《十七年红色电影音乐创作传播的“人民性”研究》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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