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欣赏展品
尽管关于两国初期交往的文献资料不多，但出土文物的关联性充分证明了两国文化与社会的往来，弥补了早期史料上的不足。
这是一块不那么起眼的楔形墓砖。它在东汉墓里躺了上千年，身驱已残，颜色近黑，但上面不完整的一句话——“有倭人以时盟不”，使它成为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件重要证物。
倭人，是日本国建立前中国对日本人的称呼。《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这是中国正史中有关日本与中国外交的最早记载。
公元前1世纪左右，日本列岛处于弥生时代，倭人横渡大海，远赴中国。而出土于安徽省亳州市曹操宗族墓群元宝坑一号东汉墓的那块墓砖，便是中日早期交流的佐证。如今，它与170余件（套）文物一起，出现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的“跨越两国的审美：日本与中国汉唐时期文化交流”特展上，勾勒出中日两国文物交流的图景。
展示比史书记载更丰富的历史
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清华大学与日本奈良县政府联合举办了此次特展，向观众展示源远流长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展览汇集了奈良县立橿原考古研究所等机构的110余件（套）与中国相关的文物，包括诸多首次从日本出境的珍贵文物，同时还展示了由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洛阳博物馆、襄阳市博物馆、西安碑林博物馆等中国文博机构收藏的60余件与日本相关的文物。
特展分为“倭人百态”“倭国与中国”“日本国的建立”“祈拜形象”“大和地宝”“中国视角的日本”6个单元，追溯古代日本国家发展进程，梳理中日两国悠久的交流历史。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杜鹏飞向《环球》杂志记者介绍，尽管关于两国初期交往的文献资料不多，但出土文物的关联性充分证明了两国文化与社会的往来，弥补了早期史料上的不足。
比如，自弥生时代至古坟时代，大量的中国制铜镜被船载至日本。在日本，模仿这些舶来品生产的铜镜被称为仿制镜。与从中国进口的铜镜相比，仿制镜的纹样和铭文有所简化，还有一些带着日本特有的铃铛。三角缘龙虎镜是日本古坟时代铜镜中较具代表性的作品，它以龙虎形象取代了中国铜镜中常见的神兽图案。而奈良县天理市下池山古坟出土的连弧纹镜，是以东汉连弧纹镜为原型制作的特大仿制镜，此镜直径37.6厘米，铸造精良，并不逊色于中国铜镜。
隋唐时期是中日两国交流高潮迭起的时代。7世纪初至9世纪末，日本曾4次遣使入隋、十几次遣使入唐。特展中呈现了多幅陶板复原高松冢古坟壁画，壁画中的四神图、星宿图和人物群像是中国隋唐墓葬壁画的常见题材。高松冢古坟是7世纪末至8世纪初建造的，位于奈良县高市郡飞鸟历史公园内，古坟中的壁画是日本国宝，其绘画内容明显表现出中国文化的影响。
特展中还能看到奈良县樱井市安倍寺遗址出土的唐三彩兽足，年代为8世纪，与之并列展出的是同时期的奈良三彩小壶、奈良三彩底托等。色彩鲜艳的唐三彩被带到日本，日本国内工匠模仿唐三彩烧制出奈良三彩，其产地主要在平城京（日本奈良时代的京城，地处今奈良市西郊）及其周边地区。
最后一个单元“中国视角的日本”是本次特展的精心设计，展示了中国文博机构收藏的与日本相关的展品，其中就包括那块东汉楔形墓砖，以及多面三角缘镜。此外，河南洛阳龙门神会墓出土的唐代鎏金青铜柄香炉，与日本正仓院所藏赤铜柄香炉形制几乎一致。神会是禅宗六祖惠能晚期弟子，被尊为禅宗七祖。禅宗于12世纪传入日本，对日本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杜鹏飞还特别向记者推荐了一件实物藏在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的墓志拓本——井真成墓志（《赠尚衣奉御井府君墓志》）。这是目前所见唯一一方遣唐使墓志，其开篇明言井真成“国号日本”。墓志刻于公元734年，是刻有日本国号的最古实物，该墓志曾在日本展出，轰动一时。
尽管学术界对井真成是第几批遣唐使仍有争议，但这位历史上并无记载的遣唐史的墓志，却向观众展示了史书之外更多的两国交流故事。
“历史是可以通过这些文物来构建的，文物承载了文化的信息，它远比史书记载更为丰富。”杜鹏飞说，“特展所展示的内容，充分说明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交流互鉴、和平友好始终是两国交往的主旋律，而上世纪的日本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也对日本国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特展，让观众能够更全面更客观地认识历史，能从历史事件中汲取教训。”
置身于更大的时空背景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此次特展上一些日方藏品以复制品和复原品的方式呈现，包括颇为引人注目的藤之木古坟出土的系列金器。
在该地点出土石棺中的鎏金冠饰，被称为“广带二山式”的本体和立体装饰均是倭国独有的造型和设计，但其整体造型和装饰，以及同批出土的鎏金铜履等文物，让人联想到在韩国国立博物馆展出的朝鲜半岛新罗时期的金冠，以及2019年曾在中国巡展的阿富汗蒂拉丘地出土的冠饰。
特展在其说明牌上将此种关联置于欧亚大陆东西交流的大背景之中，指出公元6世纪，倭国与朝鲜半岛的百济展开了密切的外交关系，而百济与当时中国的南朝关系密切，中国文化通过“南朝-百济-倭”这条路线，进入了倭国。《日本书纪》中提到的中国儒学“五经博士”的派遣，以及佛教的“公传”（官方传播）都是经由百济进行的。
但是，这一路线并不能解释文化的全部传播路径。藤之木古坟出土的文物，其源流可以追溯到朝鲜半岛以外，展现了与中国乃至西亚的联系。此外，特展中展出的用黄金与精致纹样装饰的日本出土的华丽马具，可以溯源到新罗、高句丽和三燕，并与最后一部分“中国视角的日本”展出的朝阳县博物馆所藏三燕时期的马具形成对比，说明前者成为日本古墓中的随葬品，是深受中国北方骑马文化和遥远的西亚艺术的影响。
“这些金器也是很好的以物证史的案例。五胡乱华时期，许多‘胡’是没有自己的文字的，当时日本也没有构建自己的文字体系，双方对那时的交往都没有什么文字记载，但出土文物的关联性可以‘坐实’这种交流。”杜鹏飞对《环球》杂志记者说，“但这个问题还可以从更大的历史背景，从全球化的角度来思考。”
他解释道，从历史上看，中国主动进行文化输出的情况比较少，中国与周边国家进行文明交流，往往是通过流动的商人进行的。这些商人通过贸易把商品，继而把制作方法、技术扩散到世界各地，历史从来不是线性的，而是多元的非线性的，具有高度的时空变动性。
“我们想通过展览改变观众脑中的固有印象，将两国的交往置于更大的时空背景下去思考。本次特展是这样，此前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策划的‘器服物佩好无疆——东西方明交汇的阿富汗国家宝藏’也是这样，当时我们在那批阿富汗文物中寻找中国因素，以更好地展示阿富汗作为世界文明十字路口的关键时空地位，这是同一展览世界巡回时被忽视的一个部分。”杜鹏飞说。
博物馆的作用
《镜影剑光：日本神异物品的历史与文艺》《与正仓院的七次约会》《古代时间文化领域的中日交流》《“徐福东渡”与弥生飞跃》……为更好地让观众理解这次特展及其所展出的文物，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已举行多场相关主题的讲座，通过各大社交平台在全网播放，更多的讲座也还在路上。此外，此次特展的云导览也在不断地举行和直播。
杜鹏飞向记者坦言，新冠肺炎疫情对博物馆造成了程度不小的冲击，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想方设法地去积极应对，加大利用线上资源，使展览成果能够惠及更多的人。
但是，他指出，博物馆是以“物”的呈现为载体、以观众获得学识和精神享受为目的的场所，只有走进这个场所，真正面对物，才能达到展览所要传递和表达的目的，它与隔着屏幕欣赏仍有“天壤之别”。“所以我不断地呼吁大家走进博物馆，去现场参观与体验，我也很高兴地看到，在做好防护的情况下，每天仍有源源不断的观众来到我们博物馆。”
在杜鹏飞看来，民众对博物馆的热情是中国几十年来改革开放成果的体现和整体国家实力增长的表现，是人民生活和受教育水平提高后水到渠成的结果，而能不能给予相应的服务，如何去提高服务水平，是当下博物馆需要去思考的问题。
“开展以后，我发现很多日本朋友也会来博物馆看这个特展，作为一个大学的博物馆，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是可以成为民间外交和国际交流的平台或舞台的。以史为鉴，共创未来，这就达到了我们办展的目的。”杜鹏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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