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时间：2020年11月02日—2020年11月10日
展览地点：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
策展人语
抑制的感性
——赵培智油画的精神内核
赵培智以画新疆人物画题材而得到业界的广泛认可，也因获得十一届全国美展金奖而奠定了其在业界的地位和影响力，这些既定的标签和光环使我们对艺术家作品本体的认知逐渐被遮蔽，久而久之形成了固化的界定模式。当我们谈及经典艺术名作时，艺术家的个性与传记是讨论其作品风格形成的重要因素，正所谓“画如其人”，赵培智绘画风格的独特正是其性格特征的使然。
出生于新疆的特殊地域环境，面对混杂的族群形象，历史与文化的悠久延绵，使成长于此的赵培智寻找到了艺术创作的特殊题材和人物形象。对西方绘画不同时期艺术大师风格的学习，是中国艺术家学习油画创作的必由之路，赵培智也不例外，邻近的苏联艺术家费欣、列宾、苏里科夫等，欧洲的卡拉瓦乔、委拉斯贵之、格列柯、伦勃朗、荷尔拜因、拉图尔、莫迪里阿尼等，从古典到现代艺术不同时期的艺术大师都是其汲取营养的源头，而其中不得不提一位对赵培智后期创作影响深远的艺术家，那就是罗马尼亚油画家柯尔内留·巴巴，巴巴在中国影响了几代艺术家如：丁一林、俞晓夫、郭北平、白羽平等，从2018—2019年巴巴个展在中国巡展引发的热潮可见一斑。也正是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巴巴笔下悲壮的人物形象，深深感染了赵培智：那深凹的眼窝，惊恐圆睁的眼睛，高高的鼻梁，大大的鼻头，狭长的脸颊，概括的色彩，洗练的大笔触，为赵培智对形象的选择有了前设的铺垫。所以在其新疆题材的人物画创作上，他很少画维吾尔族人，却对帕米尔高原上的塔吉克族群情有独钟，他们是欧罗巴人种，实质上是白种人，与欧洲人更接近，只因在高原上生活，皮肤晒得黑黝黝的。这些人的骨骼样貌很有特点，正如画家本人所描绘的“脸颊很窄，纵深稍微长一些，鼻子很大，形象非常有意思。”在此，赵培智找到了巴巴画中人物形象在现实生活中的对应参照：新疆的塔吉克族人。
所不同的是，巴巴是高鼻梁的欧洲人血统，他所经历的时代正值二战颠沛流离时期：两次世界大战、齐奥塞斯库的专制独裁统治、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巴巴笔下的人物均处于水深火热的痛苦境遇，对本民族人民所经历的苦难的关怀成就了巴巴笔下人物悲壮的精神性内核。相比之下，赵培智在新疆塔吉克族人身上最初先对应的是人物造型，虽然没有巴巴对战争历史的悲壮精神性的切身体验，赵培智却以汉族人的身份，在塔吉克族群身上感受到了某种神秘的力量，正如他所言：这是一个在精神上非常丰富深沉的民族，几千年历史的沉淀，在这片土地上曾经有过多种文明的流动积淀和变迁，在精神和感情上一言难尽。饱含历史的沧桑，像唐代边塞诗人的作品，令人难以忘怀。对其精神性的领悟，使赵培智尽量回避新疆载歌载舞人物塑造的流行民俗风，甚至回避具体的生活情节，从而抵达了对于人物自身和精神状态的直觉把握。
除在人物形象和精神性上找到聚焦点外，赵培智作为画家主体的性格特征最终成就了他的艺术创作。赵培智是一位极其敏感充满洞察力的艺术家，在其朴实无华的外表下，隐藏着热烈激荡的情怀，但不同于绘画史上梵高、席勒这些极度敏感的艺术家，他们会将内心涌动的激流倾斜而出，以至于色彩和线条都因毫不保留的倾泻而异常强烈和近乎痉挛。相比之下，赵培智还具有另一面理性的特质，从他作为行政领导的处事安排到日常琐事，都能看到他缜密的逻辑思维和条理周密的筹划。这一理性特质也同时体现在其对画面的经营：考究的画面结构、精炼变形的人物造型、对色彩线条的推敲拿捏，使我们在最初看到这些画面时，均会被作品整体气势的把控所吸引，而艺术家激荡的感性情怀却深藏在画面的结构之下，只有在人物面部五官和手部看似不经意的笔痕刮擦中隐含显露，这恰似激荡的火山岩浆在地下涌动，而观众只能在火山口的几缕烟火中窥探到这一强烈的感性张力。不同于柏拉图在整个传统哲学中确立的理性形而上学的绝对霸主地位，使人的感性存在一直处在被压抑或被边缘化的状态。赵培智的理性对感性的抑制，恰恰使其作品具备了精神性的内敛和情感的沉淀，这样的艺术语言特质在表现塔吉克族人经历文明的流动积淀和变迁、饱含历史沧桑情感的状态时恰到好处，因此成就了赵培智这样一个从新疆走出的知名画家，也就不足为奇了。
谈及中国艺术家对少数民族精神世界深沉性的表达，水天中先生在赵培智作品中找到了与其对应的另一个画家：陈丹青，这个因《西藏组画》而成名的人物画家，画出了西藏人的个性和内心矛盾。但与赵培智不同的是，陈丹青更专注于对画面人物形象的特殊性的刻画上，而赵培智更关注色调、笔触、画面结构的经营。如果从这样的脉络去梳理，我们可以在另一条线索中找到另一位承接的画家，那就是同样获得全国美展金奖的忻东旺。忻东旺以刻画民工形象和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而一举成名，他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与整体结构的把控达到了相对的高度，而让人扼腕的是，在其50岁个展“相由心生”后，他的生命因病而终止。在那次个展中，我们看到了忻东旺对油画人物表现的新尝试，画面色料从厚变薄，人物面部和身体的线条以及衣纹勾勒更具东方人物画的特质，丙烯等水性颜料的大量运用，都体现出了忻东旺对人物画创作新的推进趋向。这种回归东方传统文化造型的特质，很早就在其作品中有所体现，而到了知天命的年龄，这种回归传统塑形的趋向应该是艺术家内在文化需求的自觉表征，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忻东旺在此阶段之后的推进。
相比之下，赵培智近几年的人物画创作同样出现了这样的回归传统造型的倾向，扁平的画面造型，极度简约的线条衣纹，稚拙的人物形象等，尤其是最近两年的一些新作，我们看到赵培智在不断尝试对新疆人物题材的突围，他开始刻画周边以及不同地域的人。自从2011年他调入北京后，对于艺术家深刻触动的不仅仅是生活习惯和时间节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曾经在赵培智绘画中深深扎根的新疆人物形象被连根拔起，使艺术家恍然间感到对人物精神普遍性和富有时代特征的表现，不应该仅仅局限在新疆地域的族群身上，促使他在自己早已功成名就的绘画标签的基础上开始裂变，无疑这样的尝试与突围是极其痛苦和艰难的，这也看到了画家勇于突破自我的勇气，以及延续忻东旺未尽探索领域的承接，我想这是中国油画家在历经面向西方学习的艰难历程后，在一定年龄阶段不自觉地回归传统文化的必然，而赵培智在这条路上明显已经开始了下一个新的征程。
范晓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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