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90%，视觉所见，人们都戴着口罩。过去学识浅薄，甚少有机会认识这么多类别型号的口罩，有：外层浅绿、浅蓝、灰黑、白色的医用手术型口罩；比一般手术型口罩更高一级的白色N95；类似N95般圆形尖顶，但侧边有黑色塑料装置的专业口罩；黑、白、花布棉布口罩……这几天，着实很难买到口罩。平时较少人注重的口罩，竟然因为疫情而供少于求，我走了很多家药剂行，几乎都是售完，在等待补货的状态。
数位身穿全副防毒防护装备的医护人员，从航班刚降陆的停机坪方向走来。他们经过长长的加盖走廊，即使隔着一层玻璃墙，还能听见他们身上那最外层，从肩膀覆盖至裤脚，浅绿色的塑料防护围裙，在步行时，发出悉悉嗦嗦的声响。他们的手戴着浅蓝色的医用手术型塑料手套，脸上戴着浅绿色医用手术型口罩，外边多加一面透明塑料脸部防护罩，把额头至下巴部位遮蔽起来，穿戴一身的金钟罩铁布衫，手里分别握着额头探热器、手搓消毒液和记录档案。
在候机室有限的空间里，拖着行李箱或背着行囊的旅人，都尽量想要寻找较为空旷少人的空间。槟城国际机场A4门的候机室，几乎都是说着中文的乘客。和平时不同的是，人与人之间，筑起了口罩防线，保持约一米的距离，这在平时热闹拥挤的槟城国际机场是非常罕见的。身处此境，亲身体验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近在眉宇间的迫切。
这一次我独自出游，没有同行的旅伴，却多了观察周遭的机会。戴上口罩的人们，检查站的官员、小食摊的阿姨、携带家眷亲友同行的旅人们，因为隔着一层口罩，看不清说话的口型唇语，听不清发音，使言谈交流瞬间变得更艰难些了，而机场则显得落寞寂静。
在航空公司柜台，登记办行李托运手续，柜台职员比手划脚地要我出示护照文件；确认寄舱行李有没有行动电源、手提电脑；再把寄舱行李搬上托运带。这沟通要比平常费力些，只见他鼻端部位的浅绿色口罩上下摆动着，每呼出一口气，鼻梁上的眼镜都蒙上两团雾气。我们就这样隔着一层口罩，隔着一片雾气对望。口罩遮盖着他的面容，看不清表情，但那一双会笑的眼睛，眼角折叠起来的波纹，让寒风彻骨的初春，点燃了温暖的希望。
旅程结束回国以后，虽然没有发烧，但我还是选择在家自行隔离14天。每天戴着口罩，把自己隔离在一间房间里；碗碟食器衣物与家人分开；吃饭时间静默不说话；与家人保持着距离。隔离期的减少外出、减少接触，让我与武汉的朋友有了相近的体验。为了爱，为了保护家人以及周围的人，尽量隔离不散播。忍耐着想见，但不能见；想拥抱，但不能靠近的苦闷。我不说累，比起在中国武汉前线，努力抵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侵袭的医护与工作人员相比，这不算是什么。有他们守护着第一线，就能稳稳地安住世界的心。
隔着一层口罩，我们隔着一片海域对望。口罩上方的眼睛闪烁着泪光，但眼神坚定。武汉市内，来自中国各地的白袍大夫、白衣天使、军人百姓等，献身于疫情第一线奋战。防护镜在脸庞压出赤红轨迹，面对生命无常的惶恐，在死亡线上拉拔生命的医护人员；在封城后，毅然发挥个人力量，默默维持武汉城市运作的军警、物流与普通市民等，都凝聚了中华民族的力量。
未曾到访武汉这个城市，细读资料才发现，幼年读颂诗人崔颢的唐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以及李白的“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里的黄鹤楼，原来就在武汉市内。传说中，大禹曾在武汉，这片属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江汉平原东部地区成功治水。原来，学习中文的过程中，一直与武汉如此靠近，而不自知。
同在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攻势的风浪口，马来西亚人民皆感同深受。祈愿中华民族凝聚力量互助，世界与武汉同在，共同战胜病毒；祈愿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早日结束，武汉浴火重生。希望在疫情结束后，有机会到武汉的“茶叶港”汉口学习茶文化，学说武汉话，那时候我要脱下口罩，和武汉的朋友一起同桌畅谈、喝茶，吃一碗热干面。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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