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瑞娅·玛丽诺娃（保加利亚）：亲眼见证东西方文明之间的早期交流和融合

玛瑞娅·玛丽诺娃

　　我的中国故事开始于1996年，当时我刚考上保加利亚索非亚大学就读汉学专业，当时我第一次接触到中国的语言和文化。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在索非亚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受到高等教育，2003年毕业后担任索非亚大学汉学系的助教。保加利亚的汉语教学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仅有50多年的历史。我在该领域已拥有16年的教学经验，很高兴而自豪成为我国汉学发展历史的一部分。

　　在大学读书、教书期间，我始终对中国古代历史和考古学抱着浓厚的兴趣。 我发现，东欧的巴尔干半岛和中国境内早期人类的物质文化中有许多相似之处，而这两片土地相隔很远。令我更为惊讶的是，这些相似之处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其中一些甚至根植于新石器时代。例如，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的许多新石器时代陶器上都刻有类似图画和字母的符号。21世纪初，意大利科学家Marko Merlini和德国科学家Harald Haarman等西方学者对这些刻画符号进行了数字化和系统化，并发现原来巴尔干半岛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刻有两种(两套)符号：一种具有象形文字的性质，其图形和雕刻方式相对稳定，可能代表整体的概念;而第二种标记的图形相对简单，具有明显的线性和文字性，可能代表单独的语音或字母。居住在巴尔干半岛的古代人将这两套新石器时代刻画符号结合使用，而且其使用范围较宽，因此科学家们称之为“多瑙河文字”(“Danube Script”)并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可追溯到公元前6000年的时候。

　　2013年我对中国大地湾、贾湖、马家窑，大汶口、仰韶等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文化中的陶器、石器和骨器的标志进行了研究和系统化并发表了相关的论文。我的研究表明，早在公元前几千年的时候，中国的古代居民也使用两种不同的雕刻符号或原始文字，即线性的和象形的，其中象形的符号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得到进一步发展，而线性的逐渐下降，到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已经消失了。

　　引起我注意的另一个史前现象是一种独特而具有代表性的器皿，这就是所谓的鼎。大家都知道，中国的鼎是商周时期重要的青铜礼器之一，不仅出土数量多，而且类型也较为丰富。但很少人知道，中国的鼎起源于新石器时代，而且由于这种器皿的形状比较复杂、难以制作，在欧亚古代文化中只有在巴尔干地区和当今中国的境内才发现。最神奇的是，这两个地区的鼎出现于公元前6000年的时候，而且自远古到公园初几个世纪的时候，它一直用于祭祀、占扑、祈祷等宗教活动，可以说它起到了史前祭坛的作用。很多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证明，在巴尔干和中国古代文化中，鼎一直具有神圣的地位，其装饰图案也表明我们的祖先用它与神、与上帝进行交流。

　　几年前我开始研究新疆古代吐火罗人的种族起源及其原乡的问题。2016年我有幸认识了中国最着名的考古学家之一——人民大学的李肖教授，他几十年来在新疆从事考古和文博领域的专业研究。2017年，李肖教授和人民大学的几位博士生应索非亚孔子学院邀请参加第四届“丝绸之路“国际研讨会，后来应“Terra Istria”基金会的邀请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参观了八个城市的考古和历史博物馆，以及保加利亚最重要的考古遗址，包括一些史前神庙、陵墓、新石器时代住宅、石窟修道院等世界遗产。那次访问期间，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当地的同事、科学家和博物馆工作人员进行了积极的、富有成果的交流和讨论，保加利亚的考古学家们也十分热情地接待了远道而来的客人。在讨论过程中，中国的代表团表示，保加利亚境内的史前文物与中国塔里木盆地的印欧人的物质文化中的一些文物之间有明显的相似性。为了促进未来的比较研究，保加利亚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基金会“Terra Istria”还计划邀请更多中国科学、教育机构的专家来保加利亚进行访问、学术交流和研究，并和当地的科学家和科研机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作为该基金会的副主席和项目总经理，我想借此机会邀请所有在场的学者来保加利亚探索文化、历史与考古领域的合作潜力。

　　去年7月份通过李肖教授和人民大学的积极支持，我一个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去新疆游览丝绸之路的主要名胜古迹、更深刻地了解该地区丰富的历史，并亲眼见证东西方文明之间的早期交流和融合。

　　今年我的中国故事又把我带到了丝绸之路的东部起始点——西安。陕西省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每年接待几亿国内外游客。当然，陕西省最具有魅力和吸引力的城市是中国的古代首都西安。据中国官方机构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西安市共接待海内外游客1.39亿人次，同比增长21.89%，而陕西历史博物馆接待游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2.4%。这些数据正好体现了2019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的主题：“文化和旅游的融合发展”。旅游业扎根于文化，是在文化的基础上而发展的。但各个地区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教育，而我们到底是为了受到教育而来参加本次研修班的。

　　所以我想真诚地感谢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陕西省市政府和学术机构，尤其是陕西师范大学以及各位老师、协调员和工作人员为我们青年汉学家创造了难得的机会来扩展自己的知识、加深自己的科学研究并在当地专家的指导下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

　　最后，我希望参加本次研修班的各位学员将会充分利用中方给我们提供的科学资源和平台，也会与中国优秀的科研机构和学者建立关系来开展实质性的合作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