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BBC推出了“诗圣”杜甫的纪录片。杜甫被冠以“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与但丁、莎士比亚比肩，第一次以纪录片方式，介绍给西方世界。
“老杜”年轻过、狂过、野过，经历过中年危机，起起落落，活得辛苦。但他始终有股子活力，或者说叫“青年气”。无论世道多么艰难，生活多么不易，他的心是火热的，热得足以温暖天地苍生。长江后浪推前浪，杜甫活出了“前浪”该有的样子。
有后劲的“老杜”
BBC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其灵感源自史学家洪业的一本同名著作。该书于1952年出版，是英语世界首部研究杜甫的专著，至今被海外推崇为研究杜甫最具权威性的著作。
“诗仙”“诗圣”“诗佛”“诗杰”……在中国，从来不缺少写诗的名家，杜甫凭什么担起“最伟大”三字呢?
洪业十四岁时，也有同样的疑惑。父亲给了他一部石印的《杜诗镜铨》，作为翻检诗韵、学做律诗的教材。同时，还留下句话：“不但杜甫如何做诗是可学的，而且杜甫如何做人也是可学的。”
跟李白、白居易比起来，杜甫并不是一个懂得“讨好”读者的诗人。其内容有十之七八，人们总觉得难懂，那苦大仇深的腔调，更让人提不起气。这点，倒跟另一位“语文杀手”鲁迅很像。
父亲告诉洪业，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觉。可随着年岁越大，对杜诗的欣赏也越多了。“读李诗、白诗，好比吃荔枝吃香蕉，谁都会马上欣赏其香味。读杜诗好像吃橄榄，嚼槟榔，时间愈长，愈好;愈咀嚼，愈有味。”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中国古代伟大的诗篇，往往不是产生于和平幸福年代，而是孕育在国家多灾多难的时代。这时候，文学的价值、诗歌的价值才凸显出来，杜诗的意义也正是在此。
1942年，洪业已经五十多岁。适逢抗战，他与邓之诚、张东荪、陆志韦、赵紫宸等燕京大学教授，被日军关入监牢四个多月。在狱中，他曾请求狱吏“让我家送一部《杜诗引得》或任何本子的杜诗一部入狱，让我阅看”，但未能成功。
那些日夜，萦绕在他心头的是安史之乱时，杜甫那些断肠语。“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泱泱泥污人，狺狺国多狗”“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谁能叫帝阍，胡行速如鬼”……
后来抗战胜利，日本投降，很多流亡到重庆、成都的知识分子听到好消息，都不约而同地吟诵起一首诗，就是杜甫的那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个时候，大家觉得最能抒发心情的就是杜诗。
每当中华民族遭受艰难困苦的时候，杜诗就成为人们的精神食粮。无数的爱国志士从杜诗中吸收营养，汲取力量，“前浪”杜甫激励过太多“后浪”。
北宋亡国前夕，爱国名将宗泽主张坚决抗金，但是报国无门。他在临终时，吟诵出杜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抗金名将李纲也一样，在担负起保家卫国重任时，他亲笔题写杜诗，送给朋友共勉。
最明显的例子是文天祥。文天祥被捕后，在狱中关了三年，始终不屈。皇帝投降了，太后投降了，家人失散了，南宋灭亡了，他却始终不改初心。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支撑他的只剩下杜甫。
“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这是文天祥《正气歌》的句子，“展书读”的就是杜诗。狱中生活百无聊赖，他把杜诗的句子从原诗中抽出来，重新组合成新的诗。文天祥一共写了二百首，都是五言绝句，即流传至今的《集杜诗》。
“乌鸦嘴”应验
“李杜诗篇万口传”，可李白和杜甫是完全不同的风格。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在《莫砺锋讲杜甫诗》一书中，提到个有意思的现象。
在四川江油李白纪念馆和河南巩县杜甫陵园，各有一尊李白、杜甫雕像。江油的李白雕像，雕的是李白青年时代将要走出四川的意气风发的形象。他佩着一把剑，昂首阔步，非常像人们想象中的李白。而巩县的杜甫雕像，也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垂暮的老人。他愁眉苦脸，充满怜悯地俯视着满目疮痍的大地，让人看了以后心情沉重。
唐朝的诗人灿若群星，唯独人们在杜甫的姓氏前冠以“老”字，称之“老杜”。盛唐的那批诗人，论起年纪孟浩然较长，也没见有人叫他“老孟”，只有李白叫他“孟夫子”。千百年来，只有杜甫担了一个“老”字。
“老杜”之老，老得彻底。他诗风老到，一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就写满了少林扫地僧般的厚重感;他大器晚成，成都草堂和夔州迎来创作高峰，已逼近人生的暮年。
然而，杜甫也曾年轻过。他出生当年的七月，唐玄宗李隆基即位为帝，翌年改年号为开元元年。杜甫一生经历了唐玄宗、肃宗、代宗三代皇帝。
杜甫“少小多病”，不是一个健康的儿童，但正如冯至在《杜甫传》中所说，杜甫生长在一个健康的时代。
那是文化生活高度发达的盛唐，国家统一已将近百年。农村经济繁荣，交通发达，商业和手工业，甚至科学技术，都有相当的发展。“人民在这时自然也健壮起来，无论在体质上或精神上都具有坚定的自信心。”
少年时，杜甫也曾“仗剑走天涯”。他漫游江南，登临山川，结交名士，眼界大开。二十四岁时，杜甫去洛阳参加进士考试，几乎没有悬念而落第。这在当时很正常，杜甫并未在意，又开始北方的漫游生活，“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好生潇洒。
天宝三年(744年)，三十三岁的杜甫在洛阳与李白相会，不久又结识高适。三人登高赋诗，肆意人生。翌年，在济南又与李邕相识，作《陪李北海宴历下亭》，留下“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的名句。
胸怀长安梦，随后他迎来了长达十年的“京漂”之旅。为了得到提携重用，他频频献诗，却屡屡碰壁，前半生“后浪”的快意戛然而止。
天宝十一年(752年)，杜甫与高适、岑参等人同登长安慈恩寺塔，同题赋诗，寄托感慨。别人都是登高升空、遁入虚远、与世隔绝，只有杜甫充满苦闷：“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
那一刻，杜甫已经预感到歌舞升平背后所隐伏的危机。只是他不知道，自己的“乌鸦嘴”会那么快应验。
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杜甫四十四岁。面对空前巨变，盛唐时期的重要诗人们竟然集体沉默了。
李白正在江南漫游，放浪形骸;王维躲进辋川别墅，高念起佛经;高适身居要职，诗却写得越来越远离现实;岑参“自从干戈动，遂觉天地窄”，忙着摩拳擦掌，哪还有心搞创作。
只有杜甫，在最动荡的岁月里，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记录了一部“诗史”。出身名门的他，从此沦落到社会底层，加入到流浪者的队伍中。杜甫不仅看到了民众的苦难，也亲身经历着度日如年的生活，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靠野果充饥，还要仰人鼻息，受人接济。
人在落难的时候看人生，视野、心态都会发生变化。莫砺锋说，正是这种流浪的生活，促使杜甫把目光转向自然、转向自我，诗的题材更加广泛，内容也更加深刻。
当年意气风发的少年郎，在历经人生百味后，越发成熟、厚重，一位现实主义大师跃然而出。
从安史之乱起到元、白、韩、柳登上诗坛，其间足有三十多年，整个唐代诗坛都被杜甫的光辉所笼罩。
平民惜平民
杜甫这一生，得意的时候少，倒霉的时候多;欢乐喜笑的声音少，叹息呻吟的声音多。可如果他只是心疼自己的话，也终究配不上“最伟大”。
叛军很快占领了长安。唐政府许多官员选择投降，宰相陈希烈、驸马张垍等人变节，到伪政权任职，就连杜甫的好朋友王维也没能免俗，留下人生污点。
杜甫当时只是个官居从八品下的小官，却坚决不肯屈膝。因为官太小，叛军根本没有将杜甫瞧在眼里，只是把他关在长安。即便如此，杜甫还是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逃过唐军与叛军对峙的战场，九死一生地逃到唐朝临时政府所在地，投奔“王师”。当时的诗人里，大概只有杜甫这样做。
后来，他到奉先县探亲，发现家里最小的儿子因挨饿而夭折。身为父亲，杜甫无比悲痛、惭愧，但他马上又想到，普天下还有很多比他更贫困的人。那些失去田地的农民、那些在前线戍守的将士，又该过得多么艰难?
在成都，一个暴风骤雨之夜，他的茅屋被大风刮破，雨水漏下来，床上都是潮湿的，他整夜失眠。这个时候，他想到的居然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如今，成都杜甫草堂是美丽的园林，里面亭台楼阁，花木扶疏，环境幽静。后人们觉得，杜甫不该住在漏雨的破草房里，他应该住在一座安静的、优雅的园林里，守着锦绣山河，继续创作诗篇。
BBC纪录片里，有个老人每个月都会去一次杜甫草堂，主持人问他“为什么杜甫对他这么重要”。老人说，因为杜甫关心穷人。
南宋理学宗师朱熹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以严苛著称，《朱子语类》里，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五位伟大的人物：诸葛亮、杜甫、颜真卿、韩愈、范仲淹。这五人，除了杜甫以外，都在政治上颇有建树，要么是功业彪炳的政治家，要么是为国捐躯的烈士。唯独杜甫算不上一个政治人物。他一生在政治上的建树，几乎没有多少值得提起的东西。他要报效祖国，他想忠于朝廷，他坚决反对叛乱，但是历史没有给他多少机会。
忧国忧民的杜甫，一生基本是平民身份，他经常称自己是“杜陵布衣”，又自称是“少陵野老”。布衣也好，野老也好，杜甫认为自己不过是民间的一个普通人，一个平凡的百姓。然而，谁说平凡的人就当不起“最伟大”呢?
杜甫人生最后一年，又见到了李龟年。当年两人初次相见，杜甫意气风发，“开口咏凤凰”，而今住在湘江的破船上，杜甫见到故人，依旧兴奋直呼：“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人生的际遇离合，大多不受个人支配。苦不苦，想想晚年杜工部。杜甫在痛苦的处境中，能“勉为常人之所难”，这是每个人都可学的。如此为人，走了运，当然会成功;倒霉了，也不至于失败。因为，纵使风雨一生，他仍然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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