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　资政育人

　　文化部党组成员、中央纪委驻文化部纪检组组长 李洪峰

　　(2012年9月12日)

　　经过4年多的不懈奋斗，《中国廉政史鉴》于今年8月顺利出版。新华社播发了消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纪检监察报》、《中国文化报》等各媒体做了广泛报道。我为我们能为党、为国家、为民族，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有益事情，而感到由衷的欣慰。

　　4年多来，对于这部书，我是倾注了感情和心血的。我花了较长时间思考和研究本书的基本框架，先后二十几次同有关专家学者座谈、讨论、研究本书的编撰工作。编写组报来的各阶段的过程稿，我大部分看过，有的部分看过多遍。我还亲自修改了部分评述。这部书的样本出来后，我正在通读，现已读到第三册，颇耐咀嚼，获益良多。

　　4年多来，中央纪委和文化部对《中国廉政史鉴》的编撰出版工作大力支持，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何勇同志欣然为本书作序。中国艺术研究院、国家图书馆100多位专家学者付出了令人感佩的辛勤劳动。这里，我代表编委会，向中央纪委、文化部、中宣部、新华社的领导和同志们，向王文章同志、周和平同志，向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国家图书馆所有参与此项工作的专家、学者和出版工作者，向所有支持关心《中国廉政史鉴》编撰工作的同志们包括媒体界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借此机会，谈三点意见。

　　一、《中国廉政史鉴》，是一部利国、利民的大书

　　《中国廉政史鉴》是一部利国、利民的大书，它的编撰出版，是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

　　首先，《中国廉政史鉴》是一部填补廉政文化研究空白的传世之作。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基础研究，至少有五个方面的工作要做：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廉政思想的研究;二是对我们党90多年、新中国成立60多年反腐倡廉建设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三是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反腐倡廉新鲜经验的研究;四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廉政精华的研究;五是对国外廉政经验的研究。我们编撰《中国廉政史鉴》，目的就是为了推进对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中廉政精华的研究。我们在编撰过程中，充分感受到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也充分感受到了其中廉政文化的灿烂和丰富。《中国廉政史鉴》充分利用既有研究成果，填补了我国廉政文化研究的一项空白，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全面反映中国古代廉政文化面貌的鸿篇巨帙，对继承、传播、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具有长远价值和作用。

　　其次，《中国廉政史鉴》确立了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研究的基本框架。《中国廉政史鉴》分为思想理论卷、典章制度卷、历史人物卷三大卷，共16分册。思想理论卷荟萃了150多位历史上重要政治家、思想家关于廉政思想的论述。中华民族是富有思想和智慧的伟大民族。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留下了极为巨大丰富的精神财富、思想财富。在思想理论方面，《中国廉政史鉴》充分挖掘了古代政治家、思想家的民本思想、德治思想、任贤思想、吏治思想、法治思想、勤政思想、节用思想、教化思想等等。典章制度卷对各个时期的廉政制度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提炼。中华文化五千年一以贯之，从来没有中断过，堪称世界史上的一大奇迹。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奇迹，有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也有制度方面的原因。在典章制度方面，《中国廉政史鉴》比较系统地梳理了历朝历代官职制度、监察制度、考课制度、奖惩制度的发展脉络和主要内容。关于制度建设，我想再多说几句。胡锦涛总书记“7·23”重要讲话中，把党的建设的基本任务顺序调整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更加突出了制度建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不仅廉政文化研究要更加重视制度研究，而且在反腐倡廉实践中，要总结多年来制度建设的经验，反思发生大要案的深刻教训，紧紧围绕权力的分解、权力的配置、权力的运行、权力的制约监督，制定管用的制度规范，把制度反腐提高到科学化水平。历史人物卷精选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近300位著名历史人物的廉政事迹，并附有部分贪墨人物典型。中国历来重视德治，尤其重视官德。中国五千年的历史积淀中积累了厚重的“德文化”，要重视开发利用。在历史人物方面，《中国廉政史鉴》集中展现了历代先贤修身立德、明法审令、尚学崇教、尽职敬业、诚实守信、自持知止、乐道安贫、勇略敢当等高尚品德。这些思想理论、典章制度、历史人物，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启迪、借鉴、警示和教育意义。《中国廉政史鉴》全书思想理论、典章制度和历史人物三位一体的基本结构，初步确立了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研究的基本方向和基本框架，为今后同类著作的撰写和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三，《中国廉政史鉴》是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生动教材。比如，如何处理公和私的关系，对于从政者来说，是一个千古课题。中国历史上灿若群星般的杰出人物，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做出了很好的回答。陕西汉中张良庙有一副对联，上联是“掷秦一椎”，下联是“辞汉万户”，横批是“知止”。这副对联是对西汉重臣张良一生的写照。张良为汉朝建立立下的功劳，是家喻户晓、尽人皆知的，但他不伐其功，不矜其能，以勇于自持知止而留下千古美名。张伯行为官康熙、雍正两朝，官至吏部尚书，一生恪守“官无大小，在得民心”。他曾在寓所张贴《禁止馈送檄》说：“一线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膏脂。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而成为历史佳话。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廉政史鉴》中比比皆是。古今中外成大事者，最不易处理好的，就是事业之公和个人之私两者间的关系，鲁迅先生说过“以豪杰称一时者多矣，而品节卓异之士，盖难得一”。毛泽东同志1920年12月，在给蔡和森等人的一封信中说，他读历史时发现，那些干出傻事蠢事的专制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原因是其欲望冲动压倒了理性智慧。鲁迅和毛泽东同志讲的，实质都是公和私的关系。从反腐败中查处的大要案看，有一个值得深思的规律性现象，就是有些人是既心怀“大公”，也挟着“大私”走上领导岗位的，既想干大事，又想谋大官、得大利。当官运亨通、私欲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时，他们也能为党和人民做一些有益工作;而当个人私欲与党和人民的利益发生矛盾时，便把个人私欲摆在第一位，甚至不惜以权谋私、以私害公，结果轻则毁掉自身，重则祸国殃民。有一句成语，叫“大公无私”，长期以来做了错误的解释，把大公无私解释为没有一点私心，这是一种形而上学。我理解，“大公无私”，应是国之重器即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权力，不私于个人，身居高位者，不能以私害公、以权谋私。正如古人讲的，圣人要“去甚、去泰、去奢”。敬爱的周总理之所以具有永久的人格魅力，根本的一点是他一生坚持“立大志，不存大己”，从青年时代起就注重培养自己“不私于个人”的道德操守。“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社会是复杂的，任何人都难免有失误、犯错误，但不能犯毁灭性错误。因此，要注重“养廉”，注重“立德”，注重“树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建议更多的同志、更多的党员领导干部，都能读一读《中国廉政史鉴》，从中汲取有益营养。

　　二、《中国廉政史鉴》的编撰出版，体现了严谨治学的科学精神

　　事非经过不知难。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因为克服困难的过程，就是磨练意志、锻炼心志的过程，就是提高素质、增加定力的过程，就是提高能力、增长才干的过程。

　　《中国廉政史鉴》的编撰出版工作，始终秉承对党、对国家、对民族、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精益求精的原则，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从全书框架确定到材料编选，从写出初稿到最后定稿，大家勤奋敬业、专心致志，取精用弘、删繁就简，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一丝不苟、字斟句酌，反复锤炼、数易其稿，确保了全书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其间，编委会组织了3次大的集中修改，从700多万字压缩到500多万字，再压缩到400多万字，在涉及知识产权和编撰质量等问题上，一丝一毫都不放过，在全书基本定稿后，邀请国内知名学者严格审核把关，使全书基本达到了体例合理、资料翔实、译文准确、评价客观。

　　书籍编撰过程，也是锻炼提高队伍的过程，参加编撰工作的青年学者，都感到自己的历史知识、古文知识、写作能力和思维方式，有不同的长进和提高，是上了一堂结结实实的文化大课。世上最难估量的是文化的价值，而更难估量的是思想的价值，因为文化是国家和民族进步的灵魂，而思想是文化的内核。希望大家在编撰这部书钻研历史、钻研文化过程中，所体现的追求真理精神、认真负责精神、实事求是精神、精益求精精神，能够贯彻到今后各自的工作中去。

　　三、学好用好《中国廉政史鉴》，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

　　毛泽东同志多次讲过，要以谦虚之心学习历史。他说：“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成任何封建的毒素。”

　　《中国廉政史鉴》的编撰过程，实际上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再学习、再认识的过程。从这部书的编撰出版来说，是一个过程的结束;而从这部书的学习使用来说，则是一个新过程的开始。建议有更多的同志在工作中学好用好这部书，不断从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遗产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把中华民族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传承下来、发扬光大。

　　惩治和预防腐败，一定不要低估文化反腐的重要基础作用。我们要把廉政文化建设，作为重要的基本建设，继续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持之以恒地进行工作。发挥文化系统的人才优势、资源优势、阵地优势，积极推动廉政文化精品的创作和传播，推动廉政文化进基层，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问题的研究，扎实推进惩防体系建设，不断取得反腐倡廉建设新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