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度经 DOKUNG KIM

　　职业履历：2012年7月-2012年10月 中央大学校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2012年11月-2016年2月 成均馆大学中国研究所研究教授；2016年3月-至今 韩国教员大学校汉语教育系助教授。

　　学习经历：复旦大学社会学博士。

　　研究领域及成果：社会学研究；发表过有关中国文化的论文，共著《中国手册》共译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

　　2006年，我来到了上海。当时我来上海只是为了提高我的汉语水平，并不是为了拿什么学位。当时我家附近有一所高校，由于我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就开始偷偷地旁听大学里所开设的中国文化课，后来也自然地旁听了一门社会学系开设的课程。社会学所提出的文化研究方法，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个崭新的视角，对我的吸引力非常之大。我心里萌生出了一个想法: 我想继续读文化社会学，既然要读文化社会学，那索性就在这里留学吧!决定已下，随之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浮现出来了。由于我的专业并不是社会学，是中国文学，因此要考上社会学研究生，需要很多人的支持，尤其是导师的同意。

　　没过几天，我就去找了一位社会学系的教授，我先做了自我介绍，然后跟她说我想读博士。她笑着说，“我们找别的地方谈吧。”她带我去了一个比较高档的咖啡厅。在那里，我跟她一一说明我为什么要读社会学、我的过去经历如何、以后想研究什么等等。 说完，她也问了我几个问题，最后终于答应了我的请求。当时可把我高兴坏了!就在那时, 教授面如土色地惊叫道, “唉呀, 把钱包忘在家里了!” 我心里立即浮现出各种各样的声音，“我钱包里有多少钱? 我得让她回家拿钱包吗?来咖啡厅是她的主意，并不是我说的呀，她这该不是故意的吧?”当然，最后还是由我来买了单。我周围的朋友和亲人经常跟我开玩笑说，“你是用钱来拿到入学通知书，而且还很便宜，一百块钱!”

　　两年之后我结了婚，再过了一年，有了一个孩子。当时我家里出了点状况，经济条件开始越来越恶化，(需要由我来撑起这个家)。但是要想赚钱就得先拿到学位，当时的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写完学位论文。但当时我的准备情况比较差，延期半年不可避免。我不得不跟我的导师说明我所处的困境，跟老师寻求有没有补救的方法。导师提出了一个意见，就是我每写完一节，不管那些句子有没有语病都发给导师，由导师亲自修改我写的文章。一个外国人用汉语来写十万字以上的文章需要比中国学生更长的时间。导师的意见就是节约写文章的时间。导师很了解我学位论文的大纲和思路，我通过这种方法顺利地拿到了博士学位。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带着一篇<后记>，那里这样写道：“我在这个博士学位论文中没有引用我导师的文章。理由很简单。如果我一定要标出我导师的指导，那么，应该在每个页作脚注。没有她的指导就没有这篇文章。”

　　韩国社会一直以来对中国有一定的偏见，但这也是事出有因。上世纪50年代朝鲜半岛发生了战争，而韩国目睹了中国帮朝鲜对抗美国。这么一个历史经验，让韩国社会一直对“共产党”或者“社会主义”等给以很消极的评价。比如，一个月前，我给十几个韩国教授做了一个主题是关于“人民社会”的演讲。正如大家所知，这个“人民社会”是最近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提出的新的概念。当时大部分的韩国教授对“人民”这个词汇表现出了“反感”，这是因为“人民”这个词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朝鲜。再者，从韩国战争到韩中建交，中韩两国之间没有任何的交流合作。韩国社会基本上不知道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以前过了什么样的生活。可以说韩国社会对中国的理解仍然停留在毛泽东时期。在这样的情况下，普通韩国人用客观的态度来面对中国是很难的。我也不免受到了这种影响。刚来到上海时，我对中国的理解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偏见。但现在我觉得已经有了不少的变化，我想说的是：我之所以能够改变对中国的理解，是因为我遇到了很多中国人，也是因为我知道他们象我一样会犯错误、会体会别人的感情，比如我的导师。中国人让我看到了一个很具体、很生动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