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对于研治20世纪中国美术历史的中国同行和世界同行而言，苏立文先生是一个代表性的学术标杆，也是一位受到普遍赞誉的学术长者;对于20世纪中国美术而言，苏立文先生更是一位中西艺术与学术交流的先驱和使者，他与20世纪中国美术的关系，构成了20世纪美术历史的一个重要篇章。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苏立文先生来到中国，从参加古代美术的考古发掘开始，进入对20世纪中国美术的研究。中西方艺术在历史上曾有过交流传播与相互影响，但在20世纪前半叶，中国艺术家前往西方求知探艺者众，西方学界对正在发生着变革的中国美术知之甚少，交流失去平衡。苏立文对20世纪中国美术的从了解到研究，从研究到传播，可谓捷足先登，也是独辟蹊径，更在文化意义上独具慧眼，深见胆识。他以勤奋的治学精神著书立说，同时通过教学、组织展览和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在西方知识界、文化界传播中国美术历七十余载，不遗余力。他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情感让人感佩，他为中国美术的世界传播所作出的贡献，更让人由衷敬重!

　　正是本着对苏立文先生治学精神和学术成就的深深敬意，也为着推动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更广泛的国际交流，在文化部的大力支持下，国家近现代美术研究中心、中国美术馆和英国阿什莫林博物馆联合主办这个展览，以丰富的内容和独特的形式展现“苏立文与20世纪中国美术”这一主题，展现他的史学观念和治学方法，展现他在中国美术特别是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上的丰硕成果。透过展览，我们可以看到，苏立文在中国美术研究上三个显著的学术特色，首先，他的目光是极为宽阔的，他的研究在古代中国美术和现代中国美术两个领域里穿行，对中国美术的历史源流和中国画的传统有全面的认识，既能够看到历史的传承，更注重艺术家的创新，把20世纪中国美术的新变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观照和评价，把20世纪中国美术带入了西方艺术史学界的视野。其二，作为一位西方学者，苏立文在艺术史观上难得可贵地排除“西方中心主义”，以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审视中国美术的历史发展，正确评价20世纪中国美术的文化新质，尤其以比较的视野和方法将中西美术进行比照，在《东西方艺术的交流》这本著作中，他首开美术比较研究的先河，论述了东西方美术不同的文化价值和相互借鉴而形成的创造，评价了中国美术进入20世纪所展开的“美术革命”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美术的发展。在东西方的文化坐标上，他为中国美术的文化价值作出了充分的表述。其三，也是苏立文治学特色中的特色，那就是他以亲历者的身份走进了20世纪中国美术。从1940年代开始，他与一大批著名的中国艺术家交往交流，许多结为好友，情谊笃深。这种贴近现实又贴近人的经历使他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也更深入理解了中国艺术家不同个性的艺术趋向，在论述中既见森林，又见树木，亦史亦论，亦事亦人。带着对中国的眷恋，他与中国艺术家保持着密切联系，不断地踏访中国，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更是以欣喜的心情结交了更多的中年和年轻艺术家，由此使得他的研究不断向当代延伸，在许多著作的再版中不断加上新的发现和新的思考。正是由于他的著作既有通览之势，又具生动细节，言之有理，论之有证，因此在西方大学的艺术史教育中成为必读之书，影响广泛，其研究方法的社会学和文化学视角，对中国同行也有大启益。在这个意义上，他成为20世纪中国艺术与西方的学术桥梁。

　　在这次展览中，展出了一部分苏立文夫妇的绘画藏品。苏立文夫妇的收藏是在长期与中国艺术家交往中点滴积累起来的，大多为艺术家所赠，含带着他们与艺术家和艺术家与他们的真诚而深厚的友谊。这份藏品历经岁月的变迁而得以保存，在今天作整体现，无论在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上，都弥足珍贵。它们在时间上贯串成一个自足的系列，反映出20世纪中国美术不同时期的艺术特征，无论在西方的博物馆还是私人收藏中，这都是独一份的、不可复得的藏品，它们曾经被欧美多个博物馆邀请展出。这次，策展人根据展览主题，选择了主要是已故艺术家的部分作品，并编排在苏立文的学术历程之中，使“苏立文收藏”与“苏立文研究”相互衬映，使这些藏品有了更多的信息量。这些中国艺术品第一次“回家”展出，更是让人深感亲切。

　　举办“苏立文与20世纪中国美术”这个展览，实是许多不同年龄代中国艺术家的良久心愿。我在2000年伦敦举办“世界艺术史大会”期间前往牛津大学拜访苏立文先生夫妇时，就向他们表示了在中国举办展览的意愿。而今中国文运昌盛，机缘顺临。在此，我要真诚感谢苏立文先生对展览的大力支持，感谢英国阿什莫林博物馆——这座堪称世界第一个博物馆的通力合作，感谢在展览从谋划到策划、从组织到实施中付出心力的两馆同事们和许多朋友们。展览开幕之际，96岁高龄的苏立文先生亲临北京，来到我们中间，是最让大家感到高兴的!这是真正的春华秋实!

　　中国美术馆馆长、国家近现代美术研究中心主任

　　范迪安

　　201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