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立文与20世纪中国美术》是向苏立文先生致敬的一个展览,赞誉他在从事中国艺术史研究和收藏方面的贡献。苏立文先生的收藏肇始于1940年第一次到访中国时,此后历经70余载,成就了他在西方收藏界的翘楚地位。特别令人欣喜的是,在北京的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此次展览,与在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吴环与苏立文中国绘画美术馆”同时举办的《苏立文藏品中的中国当代艺术》相呼相应——在牛津大学的展览展出的大多是在世的以及一批相当年轻的中国艺术家的作品,这些作品是苏立文先生近十年来与中国现当代艺术保持持续接触的见证,中国美术馆的此次展览则主要展出20世纪中后期,即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批名家名作,难能可贵的是,展览还包括了苏立文教授与这些优秀的艺术家们的通信、照片等档案文献。
苏立文先生的学术成就享誉四方,这首先归因于他在东西方文化、艺术机构以及艺术家交流中所作出的贡献。其次,他的见识既显示了学术研究的专业性,更因在中国四方游历和广结好友的经历而生动丰富。更为重要的是,苏立文先生一生与吴环女士携手共进,夫妇二人60年伉俪情深,成为史册佳话。苏立文1916年生于加拿大,3岁时随家人迁居到英国。诚如他本人所言,他是按照“地道的英国男孩”的方式被培养长大的,举例来说,苏立文的父亲在加拿大北部的工作经历让他很好的承袭了因纽特的文化,而他的母亲则对中国的近况津津乐道,因而,苏立文几乎毫不令人意外地成长为一个独立思考的青年。他首先加入了一个由少数英国知识分子组成的反西班牙法西斯的团体,尽管这个决定源于一时之兴。其后他加入了红十字会,在二战期间驻扎中国,援助当地的人民群众,这让苏立文在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西南的热土上,开始了一段对自我的找寻与发现之旅。
正是在那里,苏立文与吴环在1943年喜结连理,也是在那里,苏立文第一次涉足中国艺术。他与丁聪、关山月、吴作人、张大千等许多艺术家结缘,但与他最为亲密,同时也给予他最多帮助的朋友则是庞薰琹。回到英国之后,苏立文决心成为中国现代绘画研究学者,正是由于庞薰琹的多番帮助,苏立文才能够收集到包括此次展览中展出的信件等重要的文献材料,最终汇聚成《20世纪的中国艺术家》这本极富突破性的著作。这本在1959年正式出版的著作,奠立了苏立文在中国艺术史研究领域领军人物的位置。巧合的是,阿什莫林博物馆也是从那一年开始为当时新建立的东方艺术部收集现代文人画作品。
20世纪50年代,苏立文夫妇旅居新加坡,苏立文在马来亚大学教授中国艺术史。在教学之外,苏立文夫妇共同创建了马来亚大学艺术博物馆,他本人则出任该博物馆的首任馆长。60年代,夫妇二人回到伦敦,苏立文在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教授亚洲艺术,他突破了一般的学术研究与传播方式,通过为普通大众撰写书稿和在英国广播电台做广播的方式,加深西方世界对中国艺术与理解。1996年,苏立文获聘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艺术研究的教授,而后冠名为克里斯滕森教授,他和吴环二人也移居加利福尼亚州。在那里苏立文又一次展开了积极发现中国艺术家、为中国艺术家举办展览的工作,也与更多的中国艺术家建立起稳固的友谊关系,这其中就包括20年前曾在成都匆匆会面的张大千。在斯坦福大学期间,苏立文曾有机会再次来到中国,自那时起他便尽可能多地到中国访问,饱览众多的艺术现象与艺术创作,与老朋友们再续前缘,并广泛地结交年轻的艺术家们。1985年,苏立文回到英国,作为圣凯瑟琳学院的院士任教于牛津大学。自斯坦福大学“退休”至今,苏立文的工作以在世界范围内发表演讲,撰写会议论文等方式进行着。
苏立文先生创新的思维方式和宽阔的学术视野让人钦佩,能够在70余年间持续葆有这份活力与热情更是不易。与苏立文先生同时代的西方美术史学家们,很少有人能像他一样拥有敏锐的感知力与旺盛的生命力,在亚洲艺术这样生涩和艰深的学术领域进行不懈的钻研与开拓。他的学术成就之所以如此卓越且独一无二,更是因为他的研究视角从不是单一孤立的,而是立足全球化的视野,由此,国际主义精神不单体现在研究本身,更贯穿于他的整个学术架构中。苏立文先生一生的事业以三个大洲为支撑腹地,在不同的民族和文化间穿梭,因朋友的诚挚情谊而熠熠生辉。从根本上讲,这源于对中国和中国艺术家不分时地、始终如一的关心和关注、接触与沟通。能够与中国美术馆合作举办此次展览,是阿什莫林博物馆的荣幸。我们这座拥有300余年历史的博物馆要致力于弘扬苏立文先生的治学精神,推广传承他的研究成果。
马熙乐
英国牛津大学阿什莫林美术馆中国馆馆长
2012年8月2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