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辰山：文化事业是社会灵魂工程

　　文化事业是社会灵魂工程

　　记者：我国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取得了哪些突出的成就?具有什么有利的条件?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田辰山：我们具有的物质力量比过去强大了许多，也有很大的财力投入。这是有利条件。但是我们如果把文化更多地放在娱乐层次、可以产业化赚取利润的手段看，这反而最后会成为最致命的挑战。文化属于心灵表述，文化事业是一项心灵工程，这是最根本的。所以考虑什么样的心灵表述、什么样的心灵工程可以实现创建和谐社会，什么是反其道行之，才是抓住文化工作根本的战略。

　　文化自觉、自强才能文化自信

　　记者：前期，《红旗文稿》刊登云杉的文章，立足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同时联系了国内外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战略的高度，就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三个方面全面系统地做了一个阐述。文章在网上发表以后，反响很强烈，田教授，您怎样看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这三个概念?

　　田辰山：早在2002年，我写过一篇“自觉性、自信力、文化交流：百年来中华文化自觉现象的历史脚迹”的文章，是在香港开的一次文化问题国际研讨会的论文，后发表在江苏社科院杂志上。其中，我谈到中华文化为什么应该自信的观点，中国人对自己文化产生信心有三个最基本的理由：

　　一、中华文化有一个互系性的思考方式。它让我们总是寻找事物的两方面、求和谐、求平衡。这是祖先传下的法宝。它让中华民族智慧、敏捷、立于不败之地。

　　二、中华文化是一个道德体系，人道体系。它告诉这个民族，命运在于它自己，而不在上帝，更不在别人。道德在人的身上，神奇在人的身上，人存在它们就存在。

　　三、中华文化是个开放体系，最能与时俱进、最能包容、自重。它的内涵像大海一样深广。这都是与西方文明形成鲜明对照的特质，是中华文化自信的基本点。这也是可以与西方文化交流、互补的基础。”

　　我认为，文化自强与文化自觉、自信是一个整体。文化自强是文化自觉、自信的延伸，需要文化自觉和自信作基础。可以说，没有文化自觉与自信，谈不上文化自强。因为有自觉和有自信之落实点在先，才能有自强之源泉，才有可交流之意义。而自觉、自信之落实点从哪里来?这是需要一定的好坏、利弊、正面与反面的标准、经过恰如其分的审视自觉逻辑发现的。如果只是有感觉，不理性，甚至冲动，就发现不了中华文化值得自信的落实点，就没有第二步的交流，没有交流之中自强的来源;甚至干脆就是“西化”。

　　“西化”也有角度问题、也有个认真研究的问题。向西方学习、文化交流、现代化、西化等这些概念，在意义上是很容易互相游移的，但毕竟不是同一概念、不可混为一谈。在学术上，不同意义上游移是一种偷换概念或者推理的短路现象。自强是在自己坚实的位置上开始的。对自己的文化抱虚无感，是无法找到位置的，就会局促不安、尴尬不适、常处被动精神状态。交流永远是有政治意义的，不这么想的人是庸人。也即，交流需要平等，没有平等，谈不上交流，自强也就无从谈起。中华文化与外国文化交流，需要经过理性自觉、产生理性自信、然后有自强心，在此基础上怀有平等意识。否则，自惭形愧是无从谈起文化问题的，只能是奴隶文化。

　　不能让不利于民生的文化泛滥

　　记者：文化不仅有世界性、普遍性，也有民族性和国家性，两者是相补充的，相对应的。在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今天，出现了意识形态文化化和生活化的趋势。在大力借鉴国外文化产业发展的同时，如何确保国家文化的安全意识?

　　田辰山：关于文化安全问题。我曾经在人民大学做过一次“西方宗教主导下的世界与中国文化安全”。我以为，将意识形态文化化和生活化趋势看成问题，这很奇怪，实际上很幼稚。幼稚就是连常识都不懂，是不能作指导充满政治的现实国家思维的。宣传非意识形态与纯文化的观点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啊;非意识形态和纯文化观点对达到某种政治十分有利而已。看不到这种非意识形态和纯文化观点的政治性和本身的意识形态性，恰好反映的是自己不懂得自己搞的是什么政治。这很关键啊。关键是你需要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和什么样的文化，归根结底是你想搞的是什么政治?

　　从中国文化传统考虑出发，意识形态和文化不应是矛盾的，其界限不应该是问题，而民本、民生、和谐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或文化则必须加强，不能削弱。不能让不利于民本、民生与和谐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泛滥，成为整个社会道德沦丧、政治腐败的滋生土壤。中国要有自己的思维，不要动不动就是外国经验。外国经验属于另一种文化结构，到中国来之后会发生水土不服问题，对此必须有充分的意识，这方面理论上的逻辑并不深奥，经验上的失误教训早已经足够了。国外搞文化产业不影响反而加强其国家安全，到了中国这个逻辑很可能不可成立，这是很正常的。关键是什么文化啊!需要理解的是为什么逻辑如此不同。需要增长点外国可以，中国不可以，中国可以，外国不可以的知识吧。

　　中国人应当在自己文化中寻找软实力

　　记者：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和交融、交锋可以说更加地明显了，如何增强国家舆论引导的话语权和传播力，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田辰山：世界范围内的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明显，这是很正常、很自然不过的。因为全球化让大家形体上更近了，思想文化更具政治性了，文化活动背后的得失更现实了。如何增强国家舆论引导的话语权和传播力?如何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首先要认识到中国文化软实力在哪里，什么样的价值观才是软实力?你不喜欢讲人与人要搞好关系的价值观，只喜欢讲独立一己，个人与上帝同等价值，你怎么会具有比西方文化更强的软实力?西方自由主义就是讲这套的，没有人讲得过它，这是中国文化认为不适当的，最不应该讲的东西，怎么与西方文化相提并论讲软实力?中国恰恰需要认识人与人要搞好关系的价值，才是符合人类前途的适当价值，这样看，才会看到中国文化的软实力。

　　软实力先不是提高不提高的问题，而是有没有的问题。你实际有软实力，但认为自己没有，人家没有，你却认为人家软实力很强大，那么，你这辈子也有不了软实力。没有软实力，可以凭借物质、军事硬实力去虚张声势;这种情况是这个世界应该结束的局面。中国首先需要认识到自己的什么东西是软实力;软实力就是人们都喜欢的道理，没什么复杂的。但是没有道理经过歪曲也会让人觉得很有道理，也会虚张声势被人们认为是软实力。中国文化本身是一种很强大的软实力，关键是如实把它的道理讲出来。

　　中国人现在讲不出自己文化的软实力道理来，这是关键。为什么?因为它自己变得不懂得自己文化的道理了，而去轻信那种表面上似乎有道理，经过明显歪曲了的、明显没有逻辑的道理。中国讲述自己都不用自己文化的道理了，而是用西方的话语和概念了，这样怎能讲得出自己文化的道理出来，怎么能不歪曲自己?怎么能有软实力?中国应当彻底扭转这个局面才能找到自己的软实力，才能主动起来。也就是说，中国人应当去自己文化中找到自己的智慧。用一个美国学者的话，要找到中国文化传统在中国今天现实之中的延续是什么。三十年改革现实之中有六十年传统政治文化的延续;六十年中有一百年的传统延续，一百年的历史有几千年的传统延续，它是什么?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有他们时代的不同思想，但其中贯穿着传统的延续，这个延续是中国文化的大智慧，它是什么?中国需要做这个功课，需要找到它，讲清它的道理，做到了这点，就找到了软实力，就知道增强国家舆论引导话语权和传播力的战略战术了。

　　这个软实力，离不开独具特色的中国人文精神——对自然世界的认识，浑然而一的万物互系不分、只有中国人最为充分开发的通变互系式思维、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式的人生观——追求和而不同和天人合一。这种软实力的开发，离不开对西方思想传统的深刻了解，离不开贯通中西的比较哲学思想阐释，离不开用中国文化讲述自己。

　　中国传媒界勿盲目吸收西方“一多二元”模式

　　记者：中宣部副部长孙志军有这样一个表述，要引导广大工作者和文化企业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社会效益为代价换取经济利益。公益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的性质相对混淆，事业职能和企业功能相混淆，这是制约文化发展的一个体制弊端的重要表现。我们如何解决这样一个体制上的弊端，把文化的经营性和社会的公益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不断地提升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

　　田辰山：文化事业是社会灵魂工程;关乎社会伦理健康和社会和谐的根本。要围绕什么是荣什么是耻、要以建立社会道德为己任。这个是核心问题。

　　中国传媒界，尤其是在中国传媒理论和形态创建问题上，不应当盲目吸收西方思想文化 “一多二元”模式。理由很简单，因为它导致二元对立意识形态，如我与他、我们与他们、政府与个人的关系规定为自然敌对性，也即，将自己与任何他人、政府与人民、我的国家和民族与任何他国和民族之间的关系只看成是唯一我征服你的对立和冲突。它基于一个特定传统和社会文化所产生的人性必然邪恶信仰和由这一信仰导致的人与人的隔膜与猜疑，且走向极端的一种思维逻辑。如若以此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思维逻辑，必然形成导致社会矛盾与分裂的思想根源，与创建和谐发展社会的方向背道而驰。所以认清、弄懂二元对立的游戏逻辑，是十分关键的。

　　中国要避免把社会媒体拥有权或操作权完全交与少数强者私人手中。公众与政府必须对社会传媒理论及其形态具有主导能力。私人媒体运营必须接受公众监督。原因很清楚，正是美国学界对美国媒体所深刻分析的，私人媒体是以逐取个人资本扩大为第一目的的;它的神圣原则是利润最大化。市场经济驱动下的传媒历史和现状是同一种现实：媒体除了将公众作为赚取利润收入对象，不对社会负有责任;理性的意思是在如何赚取利润的手段上，而且这个“理性”受“最大利润为第一目的”的非理性驱动。媒体在传播内容上必然是以推销逐取利润为目的的社会理念、低俗内容产品、最小成本不顾质量的节目。中国传媒理念、形态、手段和内容已经出现使社会出现思想混乱(形而上的说法是自由)、色情、耸人听闻、渲染暴力的现象，其中包括报刊、书籍、电台、电视、网络等各种媒介。大量的形形色色低俗广告阻碍受众对健康信息的正常接收。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取消传播正义与邪恶思想界限，以娱乐无害为形而上原则，削弱道德意识;而且不分节目内容、不分受众对像，一律灌输纯以促动最大收视率和扩大读者面为目的而编制的内容。有的甚至公然编制和散布谎言，给社会不和谐带来隐患。负有社会责任的传媒形式，逻辑上不应以逐取最大利润为第一目的或绝对目的。媒体本身政治性质决定，它一旦以赚取私有资本的扩大为第一目的，逻辑上必然走向成为少数强者维护私人利益政治工具的路。

　　传媒从职人员应当具备高度社会责任感和个人社会意识素质，拒腐蚀，坚守基本职业道德与人格。传媒实体内部应当树立自律原则，建立惩治受贿贪污乃至编制虚假新闻和虚假内容产品行为以及避免制作严重危害道德意识节目的机制与自律原则。媒体不可以为吸引受众为目的宣传色情、暴力、低俗意识和播放有损社会和谐与健康理念的节目。

　　各级政府机关应当树立对私有经济实体清醒的独立和超越意识，避免与私有经济实体的利益趋同倾向。政府机关要站在社会与公众的整体利益一边，发挥对私有经济实体的领导作用和在经济实体符合国家利益和政策合法经营情况下提供必要支持，而不是让私有经济力量染指政治，发生与其利益趋同并一起制定欺骗公众的政策。中国要走自己的路，不应当重蹈西方二元对立的恶性循环逻辑。

　　传媒形式用创造性态度和生动活泼方式传播和谐世界观、鼓励和谐思维，就是科学发展观实践。它就是要宣传不绝对、不极端、不抽象、不片面、不狭隘;就是传播整体观、全局观、局部与整体的合理关系观和社会各阶层、各领域、各方面之间的和谐关系观。媒体形式致力于这样和谐社会传播环境的建构，就是创造友好气氛的社会意识形态，就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和实践符合人民利益的好政治。

　　中国高端文化要有值得走出去的东西

　　记者：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您是否有集中思考?

　　田辰山：关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我已有多年时间的集中思考。简洁说来，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首先，中国人自己是否认同中国文化有值得走出去的东西。中国文化走出去，还不是什么茶文化、酒文化、美食、变脸等等。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须是高端的文化。西方文化被推向世界，人们认为它在价值观上是走得出去的软式力，是自由、民主、人权、个人主义等等价值观。中国文化有没有价值观、思维方式、社会大智慧的东西值得走出去?只有把属于中国文化的这些值得走出去的东西介绍出去，才会让别人从高处、从整体处，从深层理解中华民族和中国是什么样的民族和国家。

　　中国人要真正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真正理解是表现在一种中西思想传统整体上的比较，这种整体比较需要表现在对中西思想传统各自结构上差异的理解。为什么中国至今达不到对西方这样程度的理解(西方也一样不理解中国)呢?就是由于近现代以来，西方是用西方思想概念和话语讲述中国;这套思想概念和话语又被中国人翻译成中文，用这套翻译成中文的西方一套来讲述自己。中国现在已经不太知道怎么用自己的文化来讲述自己了。这里的陷阱是，这套话语讲述出来的中国是扭曲和解构中国思想传统的。中国的很多价值在西方话语中都被解构得面目皆非，变成无地自容的东西。这是因为很少人意识到，这套西方话语背后有一层独具西方特质结构的文化纱幕。它是深嵌在语言结构之中的，下意识的，表面上看不到摸不着的。怎样才能掀开这层无形却又实实在在的文化纱幕?须从比较哲学阐释学角度，用中西思想传统两个不同的结构，把两个传统看清楚。

　　也就是说，中国文化走出去，第一步是从“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状态下走出去;先到西方去理解西方，然后从庐山之外的西方用西方结构相比较地看中国，才会对中国得到一个在庐山之外看到它雄伟壮观气势的风貌，才看到中国文化之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也就是说，文化走出去，贯通中西的比较哲学阐释学是必要的条件。这个时候，才会意识到西方语言讲述中国带来扭曲其危害在哪里，才会意识到中国必须用自己的文化讲述自己。只有用自己文化讲述中国，用比较哲学阐释方法，才会将中国文化讲述为西方人能够听懂、理解的东西，才会原汁原味，才会避免扭曲和误解。才会感受到，中国文化有中国人非常引以自豪的东西，在高端层次上属于独具中国特色的东西很值得让别种文化的人了解，了解之后，才不会误解中国，不误解中国，才会减少摩擦、避免不必要的冲突，这个世界才会有朝着和谐方向走过去的可能。当然文化问题不是一切，不能代替政治、经济问题的解决，但文化理解对政治和经济纠结问题的解决，起码是减少了难度、深度上都较大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