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周，国际媒体一如既往地高度关注中国。从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文化改革，到中国经济取得的瞩目成就和面临的人口、资源压力等问题。我们从其中选取7组关键词，来回顾一周来外媒关于中国的报道。
关键词一：文化体制改革
在广西南宁市宾阳县中华镇兴隆村，一些小朋友在农家书屋里看书(10月3日摄)。目前，广西南宁市宾阳县已建成 近百个“农家书屋”，每个“农家书屋”配备图书1500多册，已成为当地农民致富的“加油站”。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 摄
美报文章：六中全会加强中共文化引导力
【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24日文章】题：共产党侧重文化改革的背后(作者拉塞尔·摩西)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一项能够达成共识的计划：保护并弘扬中国文化。
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他们所谓的“软实力”———正不断扩大。共产党通过举办展览和建立促进汉语学习的孔子学院，积极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的闪光点。
在国内也一样。共产党高层近几个月开始直言，支持出版业、电影、戏剧、社区活动中心和学校的发展。党的领导人今年夏天几乎每周都要走访不同地区，传达一种理念，这种理念正如六中全会所说的：“文化改革发展，显著提高了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许多干部喜欢利用中国提高的声望，尤其是不少省份已利用高声望从外国投资和旅游业中获利。
在一次党的重大会议中提出统一中国文化战线的目的何在?
一个目的是，很多官员希望通过革命怀旧或提供文化引导，将共产党带回人民生活的中心。越来越多党的讲话中注意到现代化过程中的精神压力和道德滑坡。一些官员认为，从上层进行更多引导是十分必要的，似乎由党提供的文化引导将解决社会中的道德缺陷。不少干部明确相信，利用“伟大的中国文化”是重回人民日常生活的途径之一———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文化是所有中国人都能认同并为之自豪的，因此会感谢党的社会主义旗帜。
全体会议的总结是，共产党认为中国文化是特别而值得保护的，这不会招致许多人反对。但排除其他问题而把重心放在文化上的做法仍然留下许多没有解答的问题。
例如，文化建设真的能够让放缓的经济软着陆?弘扬中国文化如何能够解决小企业面临的不同困境?文化产业的刺激方案能否补偿，比如，投入高科技项目资金的减少?
【瑞士《新苏黎世报》10月20日文章】题：中国共产党人发现“软实力”的作用(作者马库斯·阿克莱特)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今年夏天庆祝了建党90周年。在刚闭幕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上，改革文化政策是重要议题。然而，党报《人民日报》和官方的新华通讯社发布的简明扼要的新闻并未透露多少信息。
十七届六中全会公布了文化政策的新方针。在会议召开之际，《人民日报》就有文章指明了这一动向，文章强调了文化和传统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
中共领导人发现了文化“软实力”的作用。他们意识到，有必要改革文化政策来促进、弘扬中华文化并由此发挥影响力。新的文化方针出于意识形态考量。就连具有传统意识的中国年轻人有时对文化问题的看法也很悲观。开放政策导致了日常生活的商业化，这为大众传播的各种形式创造了空间，但他们认为这些形式是低级的。他们说，中国缺乏可以区分良莠的国家政策来指导文化生活。
新的文化方针估计也只能对此给予有限的指导。只要这一文化方针有公共基础，只要其目的是促进文化活动和文化产品，并丰富中国人的生活，那么它就行得通。人们只能猜测在中共看来什么是“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
中共认为，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国有媒体的报道表明，投资者和银行将帮助电视台和出版社革新。中共计划将“文化产业”作为支柱性产业发展。
关键词二：正视中国成就
三季度GDP增速稳步降至9.1%
日报文章：日应消除成见正视今日中国
【日本《每日新闻》10月26日文章】题：应正视“今天”的中国(作者纪实作家城户久枝)
大家对中国究竟抱有怎样的印象呢?
仔细回想起来，更为吸引眼球的似乎大多是假货、剽窃、动车事故等有关负面话题。去年秋天的撞船事件及由此引发的反日动向，无疑都助长了日本人对中国的不信任情绪。
这些问题自然无法轻易忽略。不过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负面话题被反复强调的结果是我们对中国的印象越来越差。
这些负面印象可能今后也难以消除。
我们在不断思考如何与中国打交道，并倾向于将两国关系无法顺利推进的原因归咎于中国。但我认为，其中原因并非与我们自身无关。
中国国内尽管面临各种矛盾和问题，但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比之下日本经济一直没有走出低迷状态。
尽管经济地位已发生巨大变化，但日本对中国的看法较之以往几乎没有任何改变。
这样真的可以吗?
我本人与中国打了很长时间的交道，但现在觉得很难跟上中国和中国人的变化。
27年前，我和家人第一次访问了中国。当我坐车来到父亲的养母家里时立刻被几十个人围了起来，当时感觉十分害怕。我的印象是，中国是一个完全陌生而且落后的国家。十几年前我到中国长春市留学，期间有过因一点小事而遭到排挤的痛苦经历。
当面对这些问题和矛盾时，我只好对自己说：“毕竟是在中国呀。”
到2008年秋访问中国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街道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邮局里秩序井然排队的人们，我真切地感受到中国人的意识确实发生了改变。
日中关系现在仍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但我认为其中也蕴含着各种可能性。今后日本应如何与中国打交道呢?当然，中国方面也有原因，但我认为我们日本人也有必要作出改变。
首先，日本应改变以前对中国抱有的负面印象。其次，日本应从各个方面审视今天的中国。
明年将迎来日中邦交正常化40周年。我们期待日本与中国以新的形式发展友好关系。
【法国《世界报》10/11月号《中国世纪》特刊前言文章】题：“中国制造”的世界
中原帝国恢复了自己的地位。如果经济持续增长，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到2020年或2030年有可能从美国那里夺走世界霸权。这个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这样的前景令人担忧“黄祸”梦重现。
在30年的时间里，从毛主义失控行为中脱险的“经济侏儒”在邓小平的带领下搞乱了整个世界经济格局。这归因于邓的“韬光养晦”的说法，如实地说明了已发生的事情。中国共产党人的专制的市场经济产生了奇迹。工业家们曾以为全球最大的市场将向他们开放，以让他们获取最大的利益。他们大规模地将就业机会迁往中国以建立“世界工厂”，那里的工人忙碌地生产西方负债从中国那儿购买的产品。结果是：一方去工业化、负债、转让技术;另一方工业化、储蓄、研发。蝉对蚂蚁。那么今天，中国蚂蚁前来向欧洲蝉提供少量的粮食以帮助它们过冬。
面对这些成功，中国人有理由傲慢。这是一个喜爱种种惯用语的民族，过去有长征、大跃进，人们现在则常提到“小康”，这是中国领导人向其百姓许诺的。中国人已意识到，出口模式已经成为过去，“和平崛起”意味着：我们奔向至高无上的位置并不会对世界稳定构成威胁，请放心地睡吧!
面对对中国政策担忧的人们，那些“对中国现状感到满意的人”回应说：他们有数千年的文化;民主对于摆脱落后状态来说可能并不是最佳体制;他们并没有扩张主义目标;如果没有对西方的出口，他们的经济就会崩溃，同时我们的也一样;这是全球最大的市场，应该加入其中。反华人士则反驳说：你们太天真了，人民币低估毁了我们的经济;他们剽窃我们的技术;他们的巨额外汇储备将会让他们收购企业、港口、明天还会有整个国家，以便继续发展他们自己的国家和养活百姓。
在2012年这个“重要的过渡”时刻，人们所能看到的中国国内情况也有了明显的对比。经济奇迹的背后是被腐败和分配不公激怒了的百姓，是不再忍受所遭遇的经济隔离的第三世界中国，是前所未有的公民推力。通过访谈、报道、分析、图片、资料，我们仔细分析了“中国造”这个令人担忧的世界的诞生。
关键词三：再论中国模式
资料图片：中国外汇储备突破3万亿美元。杨威绘 人民网图片
西媒文章：中国模式的普遍性与独特性
【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10月16日文章】题：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普遍性与独特性(作者前西班牙驻华使馆商务参赞、西中企业家委员会前主席恩里克·凡胡尔)
当前的金融危机带来的后果之一可能就是被称为“北京共识”的“中国模式”的兴起，发展中国家将这一模式看作“华盛顿共识”模式的替代选择，近年来的动荡已经使“华盛顿共识”严重失信。
五大要素是成功关键
我认为，组成北京共识的有5个要素：
首先是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种政府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经济制度，通过国有企业和名义上是私人企业但与政治权力阶层关系密切的企业以及通过监管和“建议”对经济进行干预来实现。
因此，在所谓的以市场为经济活动主体的模式下，政治权力不仅限于补充和监督的角色，而是在经济中扮演“领导”的角色，确定首要任务和目标，并引导经济向着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向前进。
其次是改革政策的渐进性。这是30多年前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模式最基本的特色之一。
在中国，某个特定的改革措施常常是先进行试点，先在某些部门或地区实行，然后在证实有效并进行适当调整之后，在整个经济领域执行。
第三，中国模式是对外开放、对贸易和投资开放，以及对融入国际经济开放的模式。中国改革的中心点之一就是对外开放。中国明白，必须通过对外开放来获得先进技术、现代化的管理方法、知识和资本。
第四点也是最具争议、最难分析和评价的特点之一，那就是政治体制。中国共产党仍然掌权，并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保持无可争议的统治地位。中国已经证明了所谓“双轨论”的无效性。“双轨论”认为，经济变革最终会催生政治变革的需求，在“政治轨道”不前进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经济轨道”的进步的。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经济革命，其政治体制基础却没有变化。
中国共产党在人民中间保持着广泛的合法性基础，这个合法性建立在两大因素之上。一是历史因素：共产党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政治力量，结束了外国侵略，并将中国变成了一个受到全世界尊重的大国。其次是经济因素。在改革政策下，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生活水平的大飞跃。
最后，中国模式的第五个要素可能也是最不为人所知和最不被人提及的，但也是中国最有特点的要素之一，那就是中国面对各种形势的灵活性与适应能力，这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之一。
独具特色难简单照搬
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模式具有不容置疑的吸引力。但关键问题是，中国模式是不是可以输出的?中国模式是不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效仿的?
答案是中国有着一些具有决定性的特色，因此不能说中国模式是其他国家可以照搬的。这些独特性涉及一个重要领域，那就是政治权力、国家和整体公共事务管理的体制。
人们在描述中国政治体制的时候往往过于简单化。但中国的政治体制有一些民族特点，是扎根于国家传统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能被肤浅地理解为与中国历史和传统的彻底决裂，而是一种特殊的融合。
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按照儒家思想来划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根据儒家思想，政府应该由正义的、有着高尚道德修养、堪当社会楷模、经过必要培养的人来领导。他们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执政的少数人。中国是世界上最先实现文官制度的国家之一。可以认为，为社会服务的政治体制应该是其保持持续性的关键原因之一。
正因为这种儒家文化与列宁主义的融合，很多学者将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定义为儒家—列宁主义政权，而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对儒家—列宁主义概念研究最为透彻的学者之一、美国著名汉学家白鲁恂说：“在中国、朝鲜和越南取得胜利的列宁主义模式带有东亚儒家文化的烙印。”他说：“与朝鲜和越南一样，中国在接纳共产主义时没有放弃儒家遗产的精华。”
总而言之，中国的政治体制具有深刻的中国特色。30年来的改革进程与政治领导人所扮演的角色密切相关，邓小平是改革政策的主要设计者和推动者。不能抛开对政治领导人所起作用的理解来看待中国的演变过程。政治领导人的地位是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也是中国的特色。因此，中国模式是很难“输出”的。
关键词四：神童张炘炀
张炘炀，公认的神童。13岁时，他在北京工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外媒： “神童”教育在中国引发争议
【马来西亚《星报》网站10月24日报道】题：神童的速成教育引发争议
从10岁起，张炘炀一直是媒体的焦点。后来他成为中国年龄最小的大学生。
13岁时，他在北京工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而现在这个16岁的神童再次创造历史，上个月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录取，攻读博士学位。
张炘炀的速成教育引发了一场辩论：这样做是否有违天性，中国是不是应该鼓励孩子们跳级和早日成人，尽管在现实中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或者不成熟。
最近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张炘炀表现出了自己的幼稚和不讲道理。他说自己曾好几次威胁他的父母，如果不给他在北京买房就会中断学业。
他的话在网上引起一片哗然。许多网友说他不应该逼迫显然无力承担高房价的父母，他应该自己挣钱买房子。
一名网友说：“多么自私的孩子。接受那么多教育有什么用?”还有人评论说张炘炀不应该被贴上神童的标签，而应该贴上“问题儿童”的标签。
也有人说如果张炘炀不是中国最年轻的博士，他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
他们说：“我们正是因为他的名声而对这个普通的16岁少年有别的想法。他和许多那个年龄的孩子一样只是一个叛逆的孩子。”
张炘炀在辽宁一个普通人家里长大。他的父亲张会祥是一名公务员，在张炘炀很小的时候就发现他比同龄人聪明。之后，他教育孩子主动学习，鼓励他思考和提问。
这个孩子可以谈论从伊拉克战争到城市形象等严肃话题。有时他还会和父亲就某些话题因为观点不一致而争执。
对于张炘炀来说，埋头读书、与大他好几岁的同学一起走进考场以及跳了很多级似乎是快乐的事。但他在接受采访时透露这些根本就不会让他快乐。
张炘炀说因为父亲的教育方法，如果他的学习不好，他的父亲可能要比其他孩子的父亲更伤脑筋。
由于来自父母的巨大压力以及对自己的高预期，在攻读硕士学位时他有几门课不及格，最后面临交不出论文毕不了业的后果，甚至想过自杀。
在接受采访时，张会祥说自己做不了大事，唯一的就只能帮帮孩子，把下一代培养好了，让他翅膀硬一点。
张炘炀说当他在北京的大学学习并受到媒体和物质世界的影响后曾和父母商量过在北京买一套房子。他声称正是他的父母想让他在北京上学，去实现一个他们无法实现的梦想。
他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强加的，反正我的梦想也基本上继承了父母的梦想。本来最希望我留在北京的就是他们。他们应该为此努力。”
张会祥说他的儿子来北京后接触到城市的浮华，整个人都变了。他说：“他过早地接触了这些东西，认为没有钱生活不下去，再有学问再有本事也没用。”
张炘炀知道网上对他的话引发了一场辩论，不过他说不能让所有人都理解他。他说：“还是保持平常心吧。我现在只想尽快从纷扰中脱身，不被打扰地低调求学。”
关键词五：人口、水资源压力
北京地铁四惠站的八通线换乘处，每天高峰期间，蜂拥而上涌进车厢是常见的情景。资料图片 韩萌 摄
外媒：卫星城难减中国大城市人口压力
【路透社北京10月24日电】在从一个小城镇崛起为北京规划的一个卫星城的14年之后，通州仍然缺少好学校、医院和娱乐设施。
通州本来是为居住在人满为患的北京市中心的民众而建的，但现在这些人中几乎没有人住在那里。
相反，成千上万名年轻人、中等收入者和来自中国较贫穷地区的蓝领外来人员搬了进去，苦苦应对缺少娱乐设施并且每天要乘坐汽车穿过拥堵不堪的公路进入北京的状况。而今，北京的人口已接近澳大利亚的总人口。
通州和首都其他的卫星城远远没有成为解决北京激增人口的住宅问题的灵丹妙药，反而为规划者们制造了新的难题。
一直住在通州区的52岁的王先生说：“每个从北京城内搬过来的人都感到后悔。”
他说：“人们信不过这里的教育和医疗服务，这个地区也没有足够的商业。他们在通州没法开展真正的事业，所以10个人中就有8个仍然在城内上班。”
王的抱怨凸显了北京乃至全国各地城市规划者的困境。
北京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之一。过去10年间它的人口膨胀了1000万左右。这折射了世界范围内的一个趋势，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在2010年3月的一份报告中说，1950年，大约7.3亿人居住在城市。到了2009年，这个数字接近35亿，40年后将达到64亿。报告说，到了2025年，全球将有29座大城市的人口超过1000万，其中绝大多数是在发展中国家。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说，中国数量众多的农村流动人口增加了大城市的人口，可能会“给发展带来负面后果”。
在中国城市化政策方面发挥主要作用的杨伟民22日在清华大学的一个论坛上说，大城市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而中小城市缺少足够的工业来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
他说：“因此，人人都去北京、上海和广州这样的城市，这就带来了问题。”人口的涌入加剧了公共服务、教育、医疗保健和居住条件的不均等。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大城市问题专家杰弗里·约翰逊在邮件中发表评论说：“尽管北京(创建卫星城的)意图是为了打造新的独立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但大多数卫星城仍然在经济上依赖北京，仅是变成郊外住宅区。
约翰逊说，需要在离市中心足够远的地方发展卫星城，以鼓励独立和减少通勤。但眼下，这一切并未发生。
【英国《金融时报》10月26日文章】题：水资源短缺可能阻碍增长(作者莱斯利·胡克)
中国正在应对不断下降的地下水位和日趋严重的水资源短缺，水已经成为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关键问题之一。
中国有世界20%的人口，但淡水供应量只占世界的7%，是全世界最缺水的经济体。
这个问题已经随着中国的发展日趋明显。在最新的水荒中，昆明将在今后8个月限量供应城市用水。
中国政府一直设法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严格污染标准和减少消耗等一系列措施应对这个问题。
今年，具有象征意义的中央“一号文件”关注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国务院的相关指示也一直非常密集。北京今后10年的水项目预算高达4万亿元人民币，包括农业灌溉、洪水防控、水资源供应和保护等。
但是，今年的政策大多只是过去政策的翻版，只不过规模更大，这让分析家猜测，中国的水危机何时将严重到开始阻碍经济发展的程度。这一部分要归咎于政治角力，因为没有哪个部门能直接控制众多的水系。
如果政府能如愿，水资源短缺将在经济调整中发挥作用：因为纺织和造纸等耗水产业将逐渐被迫提高生产效率。
水的定价将对这些改变的发生起到关键作用。世界资源研究所的水业专家钟丽锦解释说：“大城市的水价已经从2002年的水平上涨了67.8%，今年6月达到每吨2.68元。”
她说：“但是，考虑到治污成本，目前的价格仍然很低。水价和可支配收入之间的比例仍然低于其他国家。”
一个乐观的方面是，中国在工业和农业上的很多惯常做法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效率较低，因此有巨大的改进空间。
北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宣布了一项听来极为艰巨的目标：在2020年以前把单位GDP的耗水量从2008年的水平减少一半。
到目前为止，这个进程并不顺利。在美丽的太湖，尽管有关方面用多年时间、花无数经费设法清理，太湖每年仍然会出现大量蓝藻。
参与蓝藻清理工作的人说，情况在改进。但是，与中国其他的水管理项目一样，进展缓慢。
关键词六：中国消费、中国制造
奢侈品店
【英国《金融时报》10月26日报道】题：如何在商店里赢得消费者的好感(记者帕蒂·沃尔德迈尔)
中国消费者往往准确地知道他们想买什么———而这跟跨国企业想卖给他们的东西并不总是一致。
易观国际分析师陈灿说：“当外国公司来到中国，它们非常自豪于在其他国家取得成功的商业模式，有时甚至是过于自豪。”
中国人喜欢外国品牌———尤其喜欢那些学会了入乡随俗的外国品牌。
美国零售企业百思买是个绝佳的反面例子：它的自有品牌门店在中国遭遇了丢脸的失败，已于今年全部关闭，它正在寻找重新进入中国市场的办法。
战略咨询公司美国摩立特集团负责中国消费品事务的托尔斯滕·施托克说：“百思买企图复制美国模式，提供优质的购物体验，但消费者最终不愿意为之买单。”
另外两家家喻户晓的美国企业肯德基和安利采取了相反的策略，结果成功了。它们将本土化奉为圭臬。零售业分析师说，肯德基在中国比麦当劳更为成功，部分原因在于它将食品和管理本土化了：中国的肯德基餐厅早餐提供皮蛋瘦肉粥，这可不是美国菜单上的主打食品。
美国直销企业安利甚至放弃了其商业模式的核心内容，设立了零售店。事实证明这是一项制胜战略，因为中国消费者更喜欢有实体店的品牌。
事实上，对某些跨国企业来说，中国消费者现在如此重要，以致他们的口味和喜好正在影响消费产品在全球各地(而不仅仅是中国)的设计和营销方式。
就连马桶这样普通的用具也开始受到中国人对高科技多任务处理的热爱影响。科勒公司推出了价格6400美元的“智能”马桶。科勒总裁戴维·科勒说，事实证明，为中国寒冷的卫生间设计的暖脚功能是这种马桶在全球最受欢迎的特色之一。它平滑的触摸式遥控装置同样也在中国境外备受欢迎。
科勒公司的这些决定体现了中国人的喜好在全球市场上日益增大的影响，也反映了消费品、制药和汽车行业外国企业的一种新兴趋势：增加在中国的研发工作。
北京已向外国企业施压，要求它们不仅仅在大陆生产，此举意在把中国从世界工厂转变成世界设计室。
随着中国不断城市化，同时中产阶层日益富有，中国人的口味很可能对世界其他市场上的更多产品产生影响。劳斯莱斯公司说，中国人对后座饮料柜和香槟冷藏室的热爱已促使公司在其他市场上也提供这些额外的享受。
【英国《金融时报》10月26日文章】题：对低成本挑战的“高端”回应(作者乔希·诺布尔)
位于广东省鹤山市沙坪镇的奥地利企业华登高质餐具公司创建于1978年，是文化大革命之后首批入驻中国的外资企业之一。这家公司的第一件产品是一个价值1.5美元的搅拌器。
自那以后，华登逐步转型。现在，这家公司为一个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品牌生产设计师烛台产品，单只零售价即超过1000美元。
华登公司的转型，凸显出中国加工制造企业如何应对来自价格低廉的邻国日益激烈的挑战，转向对资本和技术都有更高要求的产品。
中国提升在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或许会让人联想到电子行业等高科技企业，现实并非如此。
中国的高科技加工制造企业一直严重依赖进口技术，但是，因为担心知识产权问题，境外企业在向中国合作伙伴转让技术方面越来越犹豫。中国多数高科技加工企业仍然局限于组装别国生产的零部件，对最终产品几乎没有增值服务。
然而，在纺织业和日用品领域，中国已经开始大踏步前进。
苏格兰皇家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崔历在最近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在出口领域，特别是轻工业品方面，竞争力一直很强。产品升级和生产力提高抵消了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在这些市场，中国一直面临着来自同地区竞争者的挑战，但是目前尚无证据显示中国被打败。”
崔历说，自2005年之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近25%，中国却将其占全球轻工业产品总出口量的份额从22%提升到约三分之一。
但是，保持专业化和提高利润是迫切要求。2004年至2009年间，单位劳动力成本增加50%。许多小型加工制造企业的利润都非常微薄，它们目前面临着简单的选择：要么提升价值链上的位置，要么彻底破产。
过去一年，中国已经加息五次，并且提高了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中国各大银行已经开始选择性放贷，它们更愿意为大型国有企业提供高额长期贷款。
这一变化使得广大中小企业贷款紧缩，许多企业已经被推到破产的边缘。
关键词七：界定恐怖主义
资料图片：“和平使命-2009”中俄联合反恐军事演习进行实兵分练。
外电关注中国将立法界定恐怖主义
【美联社北京10月25日电】中国称正在考虑以新的立法行动来更好地界定恐怖主义，从而加强国内和国际的反恐工作。
官方的新华社今天报道，提交给国家立法机构的草案将借鉴国内和国际文件的规定，对恐怖分子以及恐怖活动提出更明确的司法定义，以便于更好地提起针对恐怖主义的指控。
草案针对的是那些采取暴力、破坏、恐吓或者其他手段制造社会恐慌、胁迫国家机关或者国际组织的人。煽动、资助或者以其他方式协助实施上述活动的，也属于恐怖活动。
新华社援引公安部副部长杨焕宁的话说：“现行法律没有对恐怖活动、恐怖活动组织、恐怖活动人员的含义作出规定，直接影响到对恐怖活动的打击和对涉恐资产的控制，也影响到反恐怖国际合作。”
目前尚不清楚这个草案会形成新的法律还是会在现有法律基础上进行修订。
智库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反恐专家李伟说，这项提议的最终目的是制定一项新的反恐怖主义法。
李伟说，这将是中国政府首次建立一整套综合机制，专门处理恐怖主义案件，包括界定恐怖犯罪、明确反恐机关职能以及没收恐怖活动资金的程序等。他说：“中国使用这项法律的频率取决于类似事件发生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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