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交流从隋唐开始都是以文化输出为特点，都是日本向中国学习，中国的封建文化对日本社会的发展起到不可否认的积极推动作用。但自从欧美列强通过1854年的《日美和亲条约》及1858年的《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等一系列通商条约，把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体制也同样强加给了日本以后，日本也极有可能失去国家独立。此时，日本明治政府采取了果敢的应对策略，把欧美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价值体系等移植到日本社会。一直被怀疑、嘲笑的日本文明开化政策所表现出来的明显优势，使众多的中国知识人改变了对明治维新的看法。康有为提出了“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以足”的观点。并向光绪皇帝进呈了《日本变政考》，进行了“百日维新”。义和团运动后，在内外压力下，清政府开始实施各项改革措施，即清末“新政”。中日文化交流出现新的变化，中国开始向日本学习，希望通过学习日本成功的经验，来改变中国的现状，挽救民族的命运。本文主要阐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日文化交流出现的新变化以及其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作用。
新变化的萌芽
日本在西方强国的入侵下，意识到长期以来学习的对象—中国，已经处在世界上落后的地位，西方已经完成工业革命，实现了近代化，已经处在世界的前列，因而果断调整，实行变革，也就是明治维新。日本的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这对当时清朝的知识分子震动尤其巨大，他们主张学习日本，实行变法，建立君主立宪的国家，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实行“戊戌变法”。但是变法触动了保守的满清王朝势力的利益，许多变革措施都没有得到执行，就被保守势力的代表慈禧太后所镇压。
变法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传统保守势力在身居高位的情况下，是不会看着自己的利益受损而不顾的，另一方面模仿“东夷小国”日本的明治维新进行变法，伤害了保守派势力长期以清朝为大国的自大意识。保守派势力无法接受要向日本学习的事实。但实际上当时清朝维新派知识分子要模仿日本是因为他们认为日本和中国都是以儒教治国，日本以前的法律制度、伦理道德都是源于中国，向日本学习实际上也是对自身制度的肯定，只是从日本的经验去发现儒教的优点，再发扬光大，既能挽救清朝的统治，又能避免社会变革。而且，日本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翻译了许多西方的哲学、医学以及其他科学著作，日语中大量使用了汉字，方便中国人阅读，而当时中国人能翻译、阅读西方的英文原著的人才很少，直接引进西方的科学著作非常困难，这在客观上也促使清末的知识分子关注日本，学习日本。蔡锷指出中国为文明古国，一直是日本等国效仿的榜样，但清朝长期以大国自居，没有在科技方面有所发展，尽管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不愿意学习其他各国的长处，因此没有完成近代工业革命，导致国家衰败，而日本从隋唐时期就开始学习中国，很快就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学习西方，很快就完成工业革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日本的成功说明中国只要向日本学习，敢于学习一切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中国就会有超越日本，超越欧美强国的一天。
清末维新派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可以概述为：中华民族缔造了强大的封建王朝，长期处在世界前列，因而疏于变革和学习，以大国意识自居才造成落后，日本是一个小国，善于学习，敢于变革，只用几十年就完成了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有日本成功在前，只要我们学习日本的经验，我们不但也可以做到，还会事半功倍。维新派的思想观念的改变也就是中日文化交流新变化的萌芽。
新变化的实践
当时清朝的维新知识分子认为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播到另一个国家，成为另一个国家文化形成的要素，等另一个国家的文化形成后，又可以传回原来的输出国，成为他们学习的模板，中国和日本的文化交流也应该是一样。特别是甲午战争后，清朝在俄、法、德的帮助下，收回了辽东半岛，然而，不久列强就开始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中国出现了四分五裂的局面，中华民族遭遇了亡国危机。当时的日本也有想让清朝接受日本的思想文化。日本政府曾多次向清政府提出愿意向清政府派遣的留日学生提供资助。驻清公使矢野文雄1898年5月给当时的外务大臣西德二郎的报告书中指出：“如果能让清朝年轻一代接受日本文化的教育，接受日本的思想，有助于维护日本在中国的长久利益。”但是当时的日本政府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加上戊戌变法没有成功，维新人士遭受镇压，清政府实际上并没有向日本派遣留学生。
后来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为了让中国人忘记战败的怨恨，更主要是考虑自身的利益，向清政府提出中国要想摆脱欧美列强的威胁，就必须和日本全面合作，合作的前提就是文化的相互理解，因此非常有必要向日本派遣青年学生，了解、学习日本的思想文化。张之洞当时正有联合日本、抵抗沙皇俄国的想法，近卫的提议正中下怀，于是清政府开始分批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希望通过日本学习、掌握急需的西洋知识。留学生的大量派遣，为当时的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尽管当时清政府派遣的并不全是一心向学的理想青年，但以学习日本为目的的文化交流已经开始。
新变化的高潮
在完成镇压义和团运动后，向日本学习，派遣留日学生达到了高潮。特别是1905年清政府宣布，留学生经过朝廷考试可以授予官职，直接刺激了当时国人的留日愿望，据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中统计，1905年、1906年清政府派遣的留日学生都超过了8000人。在清朝政府的主导下，加上日本出于自身的目的而积极配合就形成了文化交流的高潮。文化交流的目的是学习日本先进的东西，包括教育、军事、政治制度等当时清政府认为自身急需的东西。
新变化的历史价值
清朝末期的中日文化交流是以向日本学习为目的，大批留学生被派到日本，他们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具体表现如下：
通过翻译书籍，传播新的思想，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的政治变革和思想演变。留日学生引进日本文化的主要手段就是译书，特别是戊戌变法后大批青年东渡日本求学，他们通过日本接触到许多西方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感觉到救国良方之一就是要让国人学习、接受先进的思想和文化，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翻译将其介绍给中国。留日学生创办了译书汇编社等译书机构，《政治进化论》等一批书籍被译成汉语，这一时期的译书主要是以社会科学为主，甲午战争以前，翻译的外国书籍百分之七十以上是自然科学。这和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认为西方只是在科学技术上优于中国人的认识是一致的。但甲午中日战争以后，知识分子认识到要利用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挽救中华民族的命运。于是，大量翻译外国社会科学著作，对启迪中国人的思想，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推动了辛亥革命。清末留日学生比一般的老百姓更能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的形势，也更容易接触到国外的政治、法律思想，明白日本迅速强大的原因。明白必须对晚清进行革命，于是他们通过创办刊物，组建革命组织，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由东京传到国内，并在世界华人中间传播，为民主革命的发生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做了充分的准备。
留日学生还积极参与辛亥革命，他们是策划者、组织者、领导者，更是直接参与者。如1911年月同盟会在香港成立统筹部，组织广州起义，1911年黄兴在广州起义。正是留日学生的组织、领导和直接参与，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取得成功。
结语
清末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不同于以往的中日文化交流以中国文化输出为主的特点，这一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是以学习日本的先进经验、通过学习日本吸收西方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为目的。从开始的知识分子呼吁、到清政府的主导，加上日本政府出于自身目的的积极配合，文化交流最终形成了高潮，学习日本有清政府自身的客观原因，就是科举制度下的官员无法适应变革的需要，张之洞在1904年制定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决定模仿日本的教育制度，建立现代教育制度;科举制度的废除，断绝了知识分子读经做官的可能，他们只能面对现实，谋求新的出路，而出国留学就是最好的出路之一。同时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清朝朝野还是意识到政治变革的必要性，特别是日俄战争中俄国战败，同为专制国家的清政府朝野都意识到如果不建立君主立宪制，将不能保证国家的自存自立，更没办法收回丧失的国家主权，因而清政府开始准备学习世界各国的政治经验。另一方面日本为了达到在中国获取最大利益的目的，希望中国年轻一代接受日本的思想文化，因此，接受清政府派遣的留学生。
但是，大批留日学生在日本接触到各种欧美的法政思想后，发生了思想上的革命，开始崇拜革命思想。从开始希望学习日本，到否定日本，产生了中国国民国家的意识，走上了探求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正是有了这批留日学生不屈的探索、斗争，才有了后来辛亥革命的成功。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日本语言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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