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华筠忆新中国早期对外文化交流

　　7月30日，又是一个夏日的傍晚，已经是晚饭的时间了，我们恋恋不舍地走出资华筠老师的家，坐上一辆出租车，缓慢地行驶在北京拥堵的大街上。收音机里正在播放一首首多年以前的动人老歌，而回荡在我们心中的却是资华筠老师在这个温暖的夏日里那些充满深情的回忆——她曾经参与过的那些新中国早期对外文化交流的特殊经历。作为“岁月如歌——新中国文化交流早期记忆”采访宣传活动的项目发起者以及那段珍贵历史最年轻的亲历者之一，资华筠向我们生动描述了一个个多年以前的动人老故事。

　　回首往事，整整60年来，从舞蹈表演的交流，到讲学和学术交流，再到国际组织任职和随高层外事代表团出访，随着资华筠对外文化交流领域的不断丰富和拓展，她自己也从一个艺术家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学者和“文化大使”。她说，我的一生能与对外文化交流相伴而行——对外文化交流在我的艺术生涯和人生阅历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这是很幸运的事。

　　是的，从1951年——只有15岁，到其古稀之年，资华筠几乎每年都有出访任务——经历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她说：“对外文化交流对我的教育和思想冲击是非常深刻和强烈的。使我以更广阔的视野感受到祖国的发展，在与其他民族的文化的比较中，认识中国文化的价值并汲取别人的长处。出国越多，祖国在我心中的分量越重，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感和使命感也越强烈。”

　　“瓦西里”同志把她高高举起

　　1951年，年仅15岁的资华筠被选派加入由222人组成的、以周巍峙为团长的中国青年文工团，赴柏林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并在东欧国家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巡演，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的第一次大型对外文化交流活动。那是资华筠第一次出国，也是她第一次有机会和文艺前辈一起与为数众多的国外知名艺术家面对面进行交流。资华筠不仅通过观摩经典艺术作品大开眼界，更重要的是，那次出国，使她获得了丰厚的精神滋养和人生启迪，一生都受益无穷。

　　在资华筠的印象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对外文化交流工作有其时代特色，既代表国家执行与友好国家间的文化协定，也要到非建交国家从事“文化外交”。两种性质的文化交流都肩负着在国际上树立新中国形象、广泛争取朋友的特殊使命。

　　上个世纪的50年代，我国与东欧国家的友好交流，在她心中留下了很多美好的记忆。资华筠清楚地记得，1951年第一次出国时，许多国家刚刚从战争创伤中逐渐恢复生机，百废待兴的苏联和东欧国家正在掀起轰轰烈烈的经济和文化建设高潮，呼应着我们国内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和决心。那时，东欧的一些城市遭到过战争的摧毁，到处可见战火留下的创伤，街道上满眼都是各种废墟，人民生活十分困难。中国青年文工团的领导组织团员们和当地国家的青年团员一起热情高涨地参加义务劳动，帮助清理战争废墟。那时候，友好国家虽尽量想办法接待她们，但食宿条件有限。有时住学校，有时住火车;有时发个食品袋，黄油是植物黄油，餐桌上的食品显得寥寥不足，团员们大多吃不惯西餐。在列宁格勒，为了改善伙食，苏联方面给每位青年文工团员增加了一杯番茄汁。相比之下，莫斯科的物质条件还稍微好一点。但无论哪个国家，都体现出对中国人民和艺术家的深厚友谊。中国艺术家对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也充满了友好的感情。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艺术交流与政治活动结合非常紧密，每个年轻人的心都是那么炙热。参加柏林“世青节”的闭幕式，几万人在广场庄严宣誓：为世界和平而斗争!“我们都感到自己是一名保卫和平的战士”。新中国早期的对外文化交流，特别注重观摩学习。每到一个国家，都要安排与当地最有名的艺术家会面，观看经典剧目演出和参观著名的博物馆、美术馆。也因此，资华筠有幸零距离地亲睹了许多大艺术家的风采。

　　那时的资华筠，还是一个充满稚气很调皮的小演员，而那些她无限崇敬的大艺术家却一点没有架子。她至今还难忘在苏联度过的1952年的新年，苏联的大艺术家们(其中不少是人民演员)身着盛装应邀参加在莫斯科大酒店举办的中国青年文工团的新年联欢会，一起唱歌跳舞，青年文工团员们还扭起秧歌，大家共同等待新年钟声的敲响。

　　在这次新年联欢活动中，很多著名的苏联艺术家悉数到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瓦西里”的扮演者(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和《列宁在十月》中列宁的警卫员的扮演者)，人们一定会清楚地记得那个身材高大、相貌英俊、充满魅力的瓦西里同志，也不会忘记“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那句深入人心的话语。资华筠见到他，喜出望外地高喊：“‘瓦西里同志’你好!”“瓦西里”竟像“抓小鸟”那样，把这个刚跳过《西藏舞》(此舞那时刚获得金奖)的中国小姑娘高高地举起。如此亲切热烈的场景此起彼伏，使每个在异国他乡过年的中国青年艺术家，感到无比温馨与感动。

　　世事变迁，资华筠也曾经在苏联目睹了另样的风景。1963年，在中苏政治关系恶化的时期，资华筠再次随中央歌舞团访问了对她来说非常熟悉和亲切的莫斯科。那次演出，是“文革”前他们最后一次执行中苏两国文化协定的演出活动。因为中苏两国的政治关系非常紧张，剧场气氛也受到影响。苏联观众大都被组织来观看中国艺术家的演出，节目进行中，观众表情凝重，节目演完只有礼貌性的掌声——与苏联观众一向掌声雷动重视谢幕的习惯迥然不同。但是，当节目换景切光，剧场一片漆黑时，突然响起潮水般的掌声与喝彩。后来，中方有意拖长一点切光时间，观众非常默契地鼓掌，而灯光一亮，立刻鸦雀无声。这种掌声与“政治形势”密切相关的经历很特殊，但是从旅馆的大嫂(服务员)一个劲儿的往她们碟子里添菜，到大街上的陌生人抓住他们的手悄悄地说：“乌拉，中国!”随处可见流露出的人民之间的深厚友情。

　　作为1952年成立的新中国第一个国家歌舞团——中央歌舞团的主要演员，资华筠在“文革”前几乎年年都要执行国家文化交流任务。在任何环境中演出，在资华筠心目中，她们的舞蹈是国家形象的象征。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后，她随贺龙元帅率领的中央慰问团赴朝鲜演出。除慰问最可爱的人——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外，他们还曾为美国俘虏演出过。当美国战俘看了她们表演的优美舞蹈以后，受到了很大的触动，有人甚至流泪。他们感慨唏嘘地说：“创造了如此圣洁、美好艺术形象的民族，怎么会是‘侵略者’?”而《红绸舞》更被外国友人视为“新中国燃烧的火焰”的象征。

　　《列宁在1918》的拍摄年代是1939年，资华筠曾经有幸和那么遥远年代的诸多苏联表演艺术家交流联欢，又曾经历过那样复杂的国际气候的晴和日丽与雨雪冰霜，如今依然活跃在21世纪的对外文化交流舞台上，她的生命阅历实在不能不让人由衷地感叹。

　　卡斯特罗称她为古巴姑娘

　　除执行国家文化交流任务之外，“文革”前十七年中，去非建交国执行周总理指示的“先文艺后外交”任务，也是新中国早期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

　　继1956年梅兰芳、欧阳予倩等率中国京剧团访问日本后，1958年中央歌舞团是新中国最早访日的歌舞团。吕骥任团长，著名古琴家查阜西任艺术指导，加上当时在全国走红的《小乖乖》首唱者、云南歌唱家黄虹等约60来人，带去了历届“世青节”的获奖舞蹈，如《红绸舞》、《荷花舞》、《飞天》、《孔雀舞》、《狮子舞》等。先后在日本东京、大阪、名古屋、福冈等多个城市进行了巡回演出，受到了日本观众、爱国华侨、国际友人的热情欢迎。此次访日是经过日本进步人士多方斡旋和努力，以《每日新闻》的名义出面邀请，克服了重重困难才得以实现。在那次赴日演出中，组织上安排资华筠和黄虹一起到日本电视台接受采访，年轻的资华筠生平第一次接受了电视台的直播专访。此外，艺术团还参观了有名的石井漠现代舞蹈学校，与日本艺术家进行了非常深入的交流。

　　在日本期间，资华筠也经历了不少考验。如：在东京旅馆的房间里她收到过“策反信”(其中连她的父亲曾在日本留学都调查得清清楚楚);她也和其他艺术家一起遭遇了日本浪人对演出活动的干扰。此外还经历了“国旗事件”，即日本浪人撕毁大阪万国博览会上中国国旗。当时各种敌对势力活动非常猖獗，中国歌舞团因“国旗事件”中断演出提前回国。为预防不测，放弃乘日本航班，选择了从横滨乘海船到海参崴，再搭乘苏联的盐运货艇回国。成百上千的进步人士和华侨到横滨码头——手持五星红旗，在岸边组成保卫中国艺术团的多层人墙，深情送别中国艺术家。他们用自己的血肉身躯，阻挡住日本浪人的疯狂冲击。

　　30年后——上世纪80年代，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的资华筠，在接待日本花柳千代舞踊团来访的活动中，被日方随团翻译森川和代女士喜出望外地认出来，她竟是1958年参与保卫中国歌舞团的日本进步青年，一时间两人紧紧拥抱，百感交集，激动不已。

　　1960年，文化部派出以陈忠经为团长的、由中国京剧院一团和中央歌舞团业务骨干为主体的“百人艺术团”出访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古巴和加拿大等国。艺术团中有李少春、袁世海、杜近芳、郭淑珍、资华筠等知名艺术家，节目都是经受过国际舞台考验的京剧、歌舞精品。这是继1956年访问拉美后，更大规模的艺术团。由于1956年赴拉美的部分艺术家因飞机坠机不幸遇难，1960年的出征不免有些悲壮。周总理亲自为艺术团做行前动员，鼓励艺术家要有“处处青山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的气概。

　　虽然环境复杂，甚至遇险，艺术的感染力却冲破政治制度的壁垒、隔阂，加强了人民之间的沟通、理解。

　　如：1960年访问委内瑞拉时突遇军队政变。资华筠等正在剧场排练，窗外枪声骤起，催泪弹的侵袭搞得大家呼吸困难泪流满面……更令人担心的是，艺术团的第三批成员还未抵达加拉加斯，因机场已被政变军队封锁而不知去向。当时形势非常危急，中委尚未建交，艺术团随时有被绑架的危险。幸好政变未遂，被迫降到别国的第三批艺术团成员最终安全抵达委内瑞拉。大家像一切从未发生那样，全神贯注地排练、演出，演出取得了轰动性的成功。

　　1960年中国艺术团在古巴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演出，具有特殊历史意义。那时正值古巴革命成功不久，人民的革命热情高涨。卡斯特罗经常召集大型集会发表演说，中国艺术团也应邀参加，在烈日下站立数小时，高喊着“要古巴，不要美国佬!”除去在首都哈瓦那的大剧场演出，她们还深入到古巴革命军根据地马埃斯特拉山区进行慰问。冒着沿途有未被清除的地雷的危险，住几十人的帐篷，露天舞台是临时搭建的，成千上万的革命军就坐在远近山坡上看演出……此外，中国艺术团的部分团员还被借调去抄录第一份“中古贸易协定”。

　　经过了两个来月的访问，资华筠收集、学习了古巴的民间舞蹈《萨巴代欧》，经过加工，在访古的闭幕式上演出。卡斯特罗兴致勃勃地亲临观看，并上台接见了中国艺术家，他握着资华筠的手说：“哦!你是我们古巴姑娘。”这张珍贵的照片当年被不少重要媒体刊登，并逃过了“文革浩劫”被幸运地保存下来。让中国艺术团成员更感荣幸的是，中国艺术团访问不久，中古即建交。

　　这次拉美巡演历时7个月，1960年，国内遇到自然灾害，国际上也掀起反华浪潮。团长陈忠经总结在外演出的体会，给国内发回电报“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这件事得到毛主席的关注、表扬，把这份电文在政治局传阅。消息辗转又传到身处异国的中国艺术团。回国后，毛主席邀请中国艺术团进怀仁堂演出《白蛇传》并接见艺术团领导。资华筠等舞蹈演员虽然只担任龙套——开幕时的一段“云牌舞”，也感到非常荣幸。.

　　比一般军队还要严格的纪律

　　资华筠深深记得，要保证在非建交国家的演出成功，除去对节目精益求精，还必须有铁一般的纪律保证。比如团员们演出归来做的第一件事是检查箱子、衣柜以及衣服口袋，不能少也不能多任何东西(不能有任何微小差异)。因为添加的东西有可能是定时炸弹、含毒的食品、甚至栽赃给演员们的“共产主义宣传品”——借此把中国艺术家驱逐出境。少了东西则可能是生活、演出必备品，造成执行任务的困难。好在所有证件都集体保存，个人负担会减轻些。这些举措绝非“故作紧张”。因为各种敌对势力都企图干扰破坏新中国艺术代表团的活动。

　　在保卫方面，爱国华侨给了中国艺术团许多帮助。所需的点心、水果一律由华人餐馆负责。放在剧场的服装、道具，他们派专人值班。在加拿大乘专用大巴巡演时，华侨开着自己的车在前面探路……感人的故事比比皆是，有些人至今与资华筠有联系——在特殊战斗中结下的友情保持了近半个世纪。

　　除本职工作外，每个人都要一专多能。资华筠除去在京剧中跑龙套，还兼服装管理。

　　严格遵守纪律的同时，还要最大限度地广交朋友。尤其是主要演员，几乎每日上午都随团部领导分组拜访当地知名人士：国会议员、银行家、工程师、医生、艺术家……各个小组回来后，要分析拜访对象、汇集情况。在复杂紧张的形势下，以轻松的态度与朋友们接触，随意聊天中也能给人以启迪。资华筠回忆说，那时国家的外汇十分紧张，但西班牙著名斗牛士到哥伦比亚时，我们正好在那里演出。哥伦比亚是中国艺术团此行中，对中国了解最少、刁难最多的国家。团长当机立断买最贵的票，让秘书长带我们几个主要演员去看斗牛。要求“盛装出席，尽情享受，保持警惕”。

　　这次活动，在波哥大引起热烈反响，斗牛场几万人目睹了中国人的风采。有时团长也在严密组织、安全有保障的情况下，让演员去逛高级商场。当然只能是“window shopping”，但也起到“亮相”作用……那时国内条件与一些出访国的情况有明显差异。由于有坚定的信念和国家尊严，她们从不为花花世界所诱惑。

　　年轻时代潜移默化受到的外事工作训练，为资华筠日后从事各种国际活动积累了丰富经验(如：国际组织任职，世界妇女大会非政府组织论坛主持人等)。这恐怕也是她入选全国政协外事专业委员会委员(成员以驻外大使、外交部领导为主)的因素。她曾随全国政协副主席、外事委员会主任多次出访，大家都亲切地称她“文化大使”。

　　资华筠说，在60年的对外文化交流中，她充分体会到了人性的善与恶，以及人类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共通性，同时也深切体会到了一个人的成长与国家发展的密切关系。

　　她说，在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中受到的熏陶和教育是综合性的，非任何一所大学或者任何一个课堂所能比拟。

　　帕花•黛维公主送的白金戒指

　　采访那天，资华筠的左手上戴着一枚精巧秀气的白金戒指，她说，这枚戒指是1964年柬埔寨公主帕花•黛维赠送给她的礼品。十年浩劫中，母亲给的首饰都被抄走，这枚戒指却因藏在不起眼的角落而得以幸存。所以，她把它当成了“吉祥物”总是带在手上，有人甚至误会成“定情物”。“其实我们那个时代哪兴送戒指?”这枚小小的戒指，也有难忘的故事。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与夫人莫尼克和子女访问中国，资华筠与东方歌舞团的张均、于海燕一起接到对外文委布置的任务，与公主帕花•黛维和柬埔寨艺术家们相互交流舞蹈技艺——张均她们的任务是学习柬埔寨舞蹈，资华筠的任务则是教授帕花•黛维公主学跳中国的《孔雀舞》。帕花•黛维公主聪慧秀丽，擅长舞蹈，是西哈努克的母亲哥沙曼的掌上明珠。中柬双方所学习和教授的舞蹈，都将在几天之后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的告别宴会上进行表演，因而这次中柬双方的舞蹈交流，成为一项丝毫不能打折扣的外交工作任务。

　　《孔雀舞》自1956年首演以来，一直被周总理作为重大外事活动的指定节目，也吸引了帕花•黛维的注意，她要求和“原版”舞蹈家学习这个舞蹈。资华筠因此被安排住进了北京饭店，全天候跟随公主教授其舞蹈。但是帕花•黛维公主喜欢随兴所致——不能保证学舞时间。针对《孔雀舞》艺术性强、难度技巧高、即使功底很好的中国演员，也要经过较长时间排练才能掌握的实际情况，为了保证《孔雀舞》的质量，资华筠决定以“老师”的身份对公主进行严格要求。她问公主：想不想在汇报演出中有出色的表现?想不想让亲王父亲高兴?在得到公主的认可之后，她对公主严肃地说，我愿意尽量帮助你，但是这两天你必须听从我的安排。公主欣然同意了。她发现公主在夜里精力更加旺盛，资华筠就白天休息，夜里授课，公主也主动“加班加点”练习，终于圆满完成了任务。在西哈努克亲王的告别宴会上，当帕花•黛维公主和她的侍女们用精彩的《孔雀舞》作为压轴节目汇报演出后，在场的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人和西哈努克亲王等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笑容。帕花•黛维公主在总谢幕的时候，不顾一切地奔向资华筠，把她拉上了舞台。她当众向“老师”合掌致敬，并激动地拥吻了资华筠。周总理在一旁高兴地说：“老师有功啊!”幸福的暖流顿时涌遍资华筠的全身，她的眼睛微微湿润了。

　　公主在回国前，郑重地摘下自己手上的白金戒指赠送给了资华筠，同时也将一段美好的记忆，永远地镌刻在了资华筠的心灵深处。

　　资华筠，1936年生，原籍湖南耒阳，出生地天津。国家一级演员，研究员。1952年至1987年任中央歌舞团领舞、独舞，并曾在国际、全国舞蹈比赛中获奖。其首演舞目《飞天》被确认为“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共32个作品)。首演及代表性作品还有《白孔雀》、《长虹颂》、《思乡曲》、《金梭与银梭》以及30多个国家的代表性舞蹈等。

　　1987年至1999年出任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主持了“八五”至“十一五”国家重点艺术科研项目。

　　资华筠是具有艺术与学术双项正高职称(国家一级演员、研究员)的专家，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为5至10届全国政协委员。曾出访过50多个国家，为国际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