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20日，从各地选拔出来的艺人在中南海怀仁堂为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演出之后，周恩来总理向参加座谈的领导和演员询问道：“你们这些节目是什么剧种?”大家的回答千奇百怪：有的说叫玩把戏的，有的说叫技术魔术，有的说叫马戏，还有的说叫杂耍，叫打把势卖艺的……周总理想了一下，说：“就叫杂技吧。”“杂技”——这个名字起得妙!在座的人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从这一刻起，中国民间的杂耍、马戏、魔术等技艺终于有了一个合适、统一的名字。带着这个响亮的名字，新中国杂技一路蓬勃发展，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我国文化交流中演出国家最多、获得国际金奖最多、为国家创汇最多的艺术门类。而我国著名的杂技表演艺术家金业勤就参与见证了这一重要的历史过程。当年秋天，他跟随也是在那日正式宣布成立的中华杂技团，作为新中国诞生后由政府派出的第一个出国访问演出的文艺团体，奔赴苏联。
首赴苏联旧艺人实现巨大转折
这段经历深深地铭刻在金业勤的心里，令如今已是84岁高龄的他记忆犹新，因为这可以说是他人生重要的转折点，是他走进另一片新天地的开端。金业勤永远不会忘记，1950年夏天，经历了解放后巨大变革的他从天津来到北京，和从各大城市招集而来的艺人一起，参加了文化部选拔新中国杂技团演员的汇考。当时的考官有罗瑞卿、廖承志、田汉、李伯钊等人。金业勤对这次考试很有信心，因为这些年来他在天桥卖艺以及在天津的演出颇受观众喜爱，而从考官们的表情中，也可以看得出他们对节目的赞许。果然，这次考试，金业勤兄妹表演的《车技》和其他总共15个节目、46名艺人一起，在诸多节目中脱颖而出。更让人兴奋的是，他们一行人竟然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坐上汽车，一直进了中南海，在怀仁堂为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等人演出了杂技!金业勤说：“看到毛主席鼓掌，大家一边乐一边流泪，要知道，我们这些一直生活在旧社会最底层的杂耍艺人，突然能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且受到如此的待遇，怎能不激动万分!”当时，金业勤浑身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儿，不但技巧发挥得特别好，而且情绪特别乐观奔放。演出结束后，毛主席还派人给每个演员都送了毛巾和香皂。演员们被巨大的幸福所包围，感动得简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后来，他们中的部分人还与周总理一起座谈，聆听总理对出国任务等方面的重要指示，也就是我们上面所提到的那一幕。
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33周年庆典的演出活动是中华杂技团成立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作为曾经在旧社会窜场卖艺、受人白眼、吃尽苦头的穷艺人，能够获得这样的机会，金业勤和其他杂技演员都感到无比的珍惜。
因为在新旧对比中感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在共产党的指导和关怀下充满着对工作和生活的热情，告别了卖艺生涯、满怀主人翁精神的杂技演员们勤奋练习、刻苦钻研，力求奉献出一台技巧高超而又健康向上，同时能体现中华民族特色的优秀节目。为了使节目更加好看，领导还专门从中央实验歌剧舞剧院调来许多著名的音乐家为每个节目配乐伴奏，这其中包括管弦乐队领队卢肃、乐队首席黎国权等。当时，给金业勤兄妹的《车技》所选的曲子是贺绿汀的《晚会》。金业勤说：“这首曲子选得非常好，一演奏就让我感到兴奋愉快，从内心发出莫大的幸福感，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也是从这个时候，金业勤开始学会把杂技动作和表演与配乐的情绪和节奏结合，完成了一个旧艺人在技艺和表演上的升华。
1950年秋，金业勤和他的妹妹金汝勤、金淑勤等中华杂技团演员，带着当家作主的喜悦，肩负着祖国和人民的重托，来到了苏联首都莫斯科。来自新中国的文化使者们受到了苏联文化部的热情欢迎和接待。11月7日，他们首先来到红场，与各国来宾一起在观礼台上观摩十月革命33周年庆祝大典：展示着苏联建设巨大成就的各式彩车，步伐整齐、威武雄壮的各兵种苏联红军，一排排震得地动山摇的坦克和机械化部队，身穿鲜艳民族服装的大型歌舞队伍，手持鲜花、兴高采烈的群众游行队伍，一起接受斯大林、莫洛托夫等苏联党政军领导的检阅……这宏伟盛大的场面使演员们深受感染、激情澎湃。当苏联人民看到来自新中国的演员们时，顿时沸腾了起来。一张张热情洋溢的笑脸向他们展开，一双双手臂向他们拼命挥舞，热烈的欢呼持续不断。演员们也向苏联人民招手欢呼，有人甚至跳跃了起来。看到这样的情景，金业勤怎么也忍不住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杂技团的演出更是受到苏联人民的热烈欢迎，金业勤说：“那简直不像演出，更像是两国文艺工作者的大联欢、两国人民的盛大欢聚。”节目开始前，苏联演员身着盛装、手捧鲜花，从四面八方涌进圆形舞台迎接中国演员。杂技团演员走过“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杂技团”的巨幅锦旗，在《莫斯科——北京》的乐曲声中，与苏联演员手挽着手向观众致敬。演出后，观众对于他们精彩的节目报以雷鸣般的掌声，许多节目连续谢幕多次观众还“不依不饶”，于是演员们重演一次，又重演一次，以回报这份友谊和盛情。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把中华杂技团演出的盛况拍成了一部《中华杂技团在苏联》的电影，于1951年在苏联和东欧各国放映，在国际上取得了广泛好评。而在国内，杂技演员和文艺界领导等观看了这部具有示范性作用的影片之后，各省市的杂技团，如雨后春笋般发展了起来。
除了宣传新中国、加深与苏联人民的友好情谊之外，中华杂技团的演员还时刻惦记着吸收国外先进经验的重要使命，尽可能地多看、多学、多思，以便回国后建设中国的杂技。苏联方面也安排了很多参观座谈项目，为演员们创造了许多学习的机会。在观赏苏联大马戏的时候，苏联演员水陆空齐上阵的高难度表演形式，品种复杂的杂技技巧，杂技与音乐、舞蹈、服饰、灯光的紧密结合，以及振奋人心的高空、驯兽、马术表演等，都给金业勤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苏联的马戏学校的正规培养模式和马戏院广泛的群众基础，也让中国演员们很是羡慕。回国后，他们便向政府提出了两项建议，一是在北京建立国际标准的马戏院，一是兴办杂技马戏学校——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从1954年开始，国内开办了摆脱传统教学方式的杂技学员班。
莫斯科的演出结束之后，中华杂技团又在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塞拜疆、阿美尼亚等苏联国家和地区进行巡回演出，随后，他们还去了波兰的华沙等城市，通过半年多的访问演出，大大增进了苏联、波兰人民与中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抗美援朝
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升华
1951年的春天，圆满完成演出交流任务的中华杂技团踏上了归国的路。火车从莫斯科走了6天才到达满洲里，进入祖国的怀抱，演员们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和感慨。
火车很快就要到沈阳了，26岁的金业勤和几个年轻小伙子正在餐车上喝啤酒庆祝，队长突然满脸严肃地站到他们面前：“别吃了，快下车!”大家赶紧扔下筷子跑回车厢，收拾好东西排队下车。原来，他们接到命令，要跟随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去朝鲜参加慰问演出。听到这个消息，金业勤高兴得差点儿蹦起来。在苏联演出期间，他们就听说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消息，当时大家群情激奋，很多人把国外演出发的一点生活费全部捐献出来，还纷纷写申请赴朝慰问。现在机会终于来了，同志们自然是摩拳擦掌、情绪高昂。
过鸭绿江的时候，解放军给被炸坏的大桥搭上架子铺上木板，慰问团的卡车在夜幕的掩映下，一辆辆开过江去，把木板压得吱嘎乱响;因为美国飞机不停地在朝鲜上空盘旋，他们只能夜间行军，还不能打开车灯;大家靠着车帮，坐在自己的背包上，一听见枪响，就要迅速跳下车，找好地方掩体隐蔽起来。等警报解除，再爬上车继续前进。这些危险和困难丝毫没有吓倒慰问团的演员，他们被英勇奋战的志愿军战士所感染，内心充满了战斗的力量。“场地高低不平，表演车技有时跌倒，跌倒了，我们爬起来再表演。”山坡上、战壕里、甚至在山洞中，到处都留下了演员们的矫健身影和乐观情绪。
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共有575人组成，其中包括正式代表210人，曲艺服务大队86人，文艺工作团85人，电影放映队17人，等等。金业勤说，在这种血与火的考验中，他受到了生动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就是在这次慰问演出的时候，他在防空洞里郑重地写下了入党申请书，交给了当时的慰问团副团长田汉同志。慰问团于1951年5月29日回国，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在社论中对此次慰问演出做出了高度评价。
金业勤在回顾这段时光时感慨地说，参加赴朝慰问团的经历虽然短暂，但对他的教育非常大。那时候大家确实是召之即来，来之即战，心里完全没有考虑个人利益。慰问团工作结束后，金业勤兄妹3人正式参了军。他说：“我之所以要参军是因为我没有忘记过去的痛苦日子，我更忘不了现在的幸福生活是党给我的。”
从1950年开始，金业勤便随中华杂技团(1952年改名为中国杂技团)出国演出，十几年来演遍了世界许多国家，包括深入到一些尚未与我国建交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他们带去了新中国的文化艺术精品，加强了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情。
据金业勤介绍，他们进入的第一个尚未建交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奥地利。1952年5月20日，受奥地利共产党的邀请，中国艺术团来到了奥地利。当时那里还被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共管，入关时奥方按规定要对每个人的每件东西仔细检查，这样必然会耽误原定的演出时间，最后还是苏联红军赶来解了围。
1957年年初，金业勤等又进入当时也尚未建交的意大利，同样受到热烈欢迎，取得了良好的演出效果，当地的报纸刊物也比较友好地报道了新中国杂技演员的精彩演出和新中国青年的健康形象。艺术团和杂技团出访后不久，中国就与意大利、法国等国家相继建立了外交关系。金业勤说，杂技从1950年走出国门开始，到“文革”前已经演遍了60余国，以其独有的魅力，在新中国的外交史上留下了特殊的一笔。
金业勤简历：
金业勤，北京人，满族，1925年生，著名杂技表演艺术家。自幼学车技，12岁起在北京、天津、南京等地卖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杂技团演员、队长、艺委会副主任、中国杂技艺术家协会名誉理事。198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517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