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翻开新中国音乐的历史,吴祖强的名字会轻易获取我们的目光: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民族舞剧《鱼美人》、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弦乐合奏《二泉映月》……这些中西结合、家喻户晓的作品,都是出自他的笔下。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音乐理论家、音乐事业的领导者和社会活动家,他的名字前常常被冠以如此之多的头衔,让人不由自主想了解他80年丰富人生的经纬。“生正逢时”这四个字,是吴祖强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提到最多的一个词。早在吴祖强的学生时代,他就有机会参与到了新中国早期对外文化交流的许多活动当中,亲历和见证了新中国文化事业的起步和发展。
布拉格的《东方红》之声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结束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外交、维护新中国的独立和主权,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和当时的国际形势,当时的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对象首要是社会主义国家,交流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介绍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使世界上更多的人民和国家听到新中国的声音。
1950年,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开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中国也派出了代表团,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青年出席的第一个国际会议。作为3所艺术院校的代表之一,当时担任中央音乐学院学生会主席的吴祖强也参加了这次大会。到处都是鲜花、阳光,到处都是热烈的欢迎,满怀着青春的理想与自信,这是吴祖强第一次走出国门最深切的体会。在布拉格车站,欢迎的群众因为迎接第一个来自新中国的代表团而无比高兴,把每一个团员抬起来游行。大会期间,各国的代表们不断地找中国的学生代表谈话、签字、交换徽章,他们想知道中国如何从苦难里斗争过来,想知道新中国的一切情况。在会外,中国代表团带着新中国的电影、音乐、书籍,与各国代表进行了热烈而亲密的交流。在布拉格“阿尔发”电影院举行的招待各国代表团的电影放映会上,播放了新中国第一部获国际奖——第5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争取自由斗争奖”的影片《中华女儿》。到场的70余国代表共一千余人,都被影片中体现的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打动,纷纷与中国代表团握手,表示赞美和感动。甚至还有英国的进步学生一再要求将这部电影送到英国去放映。当天晚上,印度代表团专门为中国代表团举办了一场联欢会。印度的学生代表们学着扭秧歌,窗口外马路上挤满了鼓掌欢呼的市民……联欢时那激动人心的场面至今仍在吴祖强的脑海里时时浮现。而最让吴祖强难忘的,是中国学生代表团在布拉格市中心“代表大厦”召开的以殖民地代表为主的各国代表的盛大招待会。大厅里坐满了来自50余国各种肤色、各种服装的客人,签名册上签满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字的名字。各国的代表纷纷表演起各自国家的歌曲和舞蹈,捷克青年联盟的合唱团还专门用中文演唱了一首《东方红》,大家都情不自禁跟着哼唱起来。当各种洋腔洋调汇成同一种旋律,汇成同一种语言之时,在场的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自觉地把背挺得更直、把头抬得更高!招待会一直进行到夜里1时许,却没有人因疲倦想离开。结束时,各国的青年朋友们依依不舍地互相拥抱告别。一时间,不同语言的“再见”之声响成一片。
以文化为载体的对外交流活动,能够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内容在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心中架起友谊的桥梁。对于这一点,在异国的土地上,尚在学生时代的吴祖强就有了切身的体会。
作品被苏联国家
广播电台录音播放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具有特殊重要意义。1952年,两国签订了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中规定:“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本着该条约的精神和有关条款,文化领域开展了广泛的交流和合作。在“以苏为首、以俄为师”的奋斗目标之下,派遣留学生是当时交流的主要方式之一。
吴祖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幸运地成为了新中国首批留苏的3名音乐专业学生之一(另两名为后来著名的指挥家李德伦和女高音歌唱家郭淑珍)。自1953年起,吴祖强在苏联莫斯科国立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深造,师从尤•奥•麦斯涅尔教授学习作曲,随叶夫谢耶夫和斯克列勃科夫教授学习复调,跟罗加尔•列维茨基教授学习管弦乐法等。对吴祖强来说,刚开始的学习任务并不轻松。学校把中国学生分配到最优秀教师的班级学习,可是他们往往连老师在说什么都听不懂。同时,自己音乐基础的不足也让吴祖强非常苦恼。相比而言,生活上的不习惯是微不足道的。在国家经济极其困难、国际国内环境还不太平的条件下被选派出国,吴祖强深知国家培养一个专业人才之不易。在苏学习的5年时间里,他没有一刻忘记过以国家文化建设急需的业务专长报效祖国的重任。在这所世界闻名的苏联最高音乐学府里,处处留下了他刻苦学习的身影。莫斯科有异常丰富的音乐生活:每天晚上有数不清的各式各样的音乐会——苏联有名的大师们的演出、各国音乐家们的演奏,在潜移默化之间,吴祖强不断提高着对音乐的欣赏和理解水平。每时每刻,他几乎都能感受到一种成长进步的喜悦。他常常遗憾的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恨不得每天能有32个小时可以支配。吴祖强的努力得到了音乐学院师生的一致认可:“中国学生都在努力学习,中国人民真是勤劳的人民!”
吴祖强学得刻苦,但并不刻板。正如吴祖强的苏联老师所告诉他的一样:“你们是中国人,你们回去是要发展你们自己的文化的。”他细心学习苏联如何将各种民间调式和传统欧洲古典的和声学结合在一起,同时,吴祖强总在思考如何将中国悠久的民族音乐传统和国外交响音乐创作的优良、进步的传统结合起来。在吴祖强一年级的时候,他以新疆哈萨克族民歌为素材编配的艺术歌《燕子》得到了演出的机会。这首虽简短却婉转而缠绵的歌曲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热情鼓励。吴祖强的才华在一首首作品中不断展现出来。《C大调弦乐四重奏》是吴祖强在1957年完成的作品,将中国民歌的情调与精致欧洲传统和声复调和谐地融为一体。当时,由莫斯科音乐学院4名教授组成的康米塔斯四重奏团一听就非常喜欢,并去了苏联国家广播电台录音播放,后来还由苏联国家音乐出版社出版了总谱。吴祖强现在还保存着这本1959年出版的乐谱,那已泛黄的一页页乐谱,最忠实地记录了他一生中最难忘怀的青春岁月。1958年,吴祖强以全优的成绩毕业。从他的3部毕业作品里,除了《C大调弦乐四重奏》和为郭沫若的长诗谱写的清唱剧《涂山之阳——与洪水搏斗》之外,还有被选中参加了毕业音乐会的两个乐章交响音画《在祖国大地上》,我们都可以轻易发现中国元素的亮点。
由于吴祖强在校期间的出色表现,他被选为各国留学生代表在毕业典礼上发言。“我回去以后,也要回到我们的音乐学院去教书。我一定要像你们这儿的老师对我一样对待我的学生;我也一定像你们这儿的同学一样,去和我的同事们一块儿做好自己的工作。把这儿优秀的学习传统和你们长期积累的文化成果带回我们的国家去!” 吴祖强从来没有忘记他出国之前中央音乐学院领导对他的嘱托:希望他回国以后不仅是个人要写东西,而且还要能够教学,能够把学到的东西,回去传授给别的去不了的人。吴祖强在苏联学习期间,就开始为音乐知识的传播做一些工作。当时国内的音乐理论技术专著有很多空白,特别是在和声学方面。吴祖强利用一个暑假的时间,翻译了斯波索宾《和声学教程》的一个章节并寄回了国内。后来国内的音乐理论家翻译了余下的章节,这本书成为了在国内出版的第一本苏联和声学教科书。这本教材在中国用了几十年,现在依然是不少音乐学习者的参考教材。
深情厚谊不只在“蜜月”
吴祖强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在苏联学习期间正处在中苏关系的“蜜月期”。让吴祖强最感动的是音乐学院的老师们给予他学习和生活上的无私帮助。校长斯维什尼科夫教授经常关心外国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状况,并做了学校能做的一切。宿舍里最好的房间首先分配给外国学生住,在许多事情上外国学生都有优先权。因为刚去的时候听大课困难,许多应该大班上的课学校特别为吴祖强他们开了小班,比如马列主义、哲学、俄罗斯民间音乐等。为了能使中国学生更快更好地掌握俄文这一工具,外文教研室的老师经常研究对外国学生应如何教授语文,马列主义教研室专门开会研究外国学生的马列主义学习问题。三年级外国同学特别班的马列主义教员奥斯托洛夫斯基曾参加过十月革命和卫国战争,为了帮助中国学生提高政治修养和思想水平,他在工作时间之外每两个礼拜都要为全体中国学生举办一次当前时事及有关政治思想问题的座谈。他说:“你们在这里没有爸爸妈妈,有问题我们年纪大的人不管谁管?”老师们的特别照顾并不是不对他们严格要求。校长和老师们常常说:“我们要对你们负责,你们回去应该是一个有用的、好的音乐家,好好用功学习,不耍懒!我们不能送回去一个学得不好的学生!”他们像爱护自己的儿女一样培养着中国来的留学生。苏联同学的友情和帮助也是说不完,他们和中国同学同吃同住,帮助中国同学克服语言困难,在一起准备功课,帮助中国同学演出新的作品。吴祖强还记得当时一个钢琴系四年级的同学卡罗格鲁耶夫花了很多时间来练习吴祖强写的钢琴曲,为了在主科考试时替他弹给考试委员会听;鲍里斯•蒂夫林,现在俄罗斯最杰出的合唱团指挥之一,当年跟吴祖强是舍友,他帮吴祖强校对过介绍中国音乐的俄语讲稿。吴祖强说,他们在音乐学院的每一点进步都渗透着苏联老师和同学的汗水,他始终不曾忘记那些帮助过他的人。即使在后来中苏关系恶化的时候,他们之间的深情厚谊也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吴祖强总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为他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寄去一些小卡片。因为历史客观原因,他们曾一度失去了联系,但仍在心中挂念彼此。中苏关系恢复正常以后,他们又迅速恢复了联系。采访时,吴祖强告诉我们就在前段时间他还邀请了鲍里斯•蒂夫林到国家大剧院来演出。“轰动!”——简短有力的两个字,道出了他为朋友感到的骄傲。如此这般用音乐维系的异国友情,历久而弥坚。
吴祖强简历
1927年生于北京。1947年入南京国立音乐院理论作曲系,师从江定仙。1952年在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赴苏联留学。1958年毕业归国,在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院长。曾作为中国音乐家的代表,赴苏联、英国、捷克斯洛伐克、日本等国家访问,并多次担任国际音乐比赛评委。曾任中国文联执行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从第七届至今连任5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第十二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现任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