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丝绸之路”一词是由德国学者李希霍芬(Richthofen)于1877年提出的，但东西方之间的经贸交流早已开始。犹太人作为世界上最早的商业民族，是丝绸之路的开拓者、维系者与受益者。散居民族所独有的国际化特质与商人的特别禀赋，使犹太人能够以丝绸之路为舞台，穿梭于罗马文明、波斯文明、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突厥文明以及中华文明之间，成为沟通不同文明的桥梁与纽带，充当了东西方交流的友好使者。
犹太人对于中国的认知是以丝绸为开端的。据《希伯来圣经》记载，早在先知以西结时代，犹太人就已经知道丝绸;塔木德文献与拉比文献中也记载了丝绸在古犹太人中深受欢迎。公元前3世纪，安息帝国的犹太人已到达丝绸之路要冲——中亚河中地区，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陆上交通线，安息犹太人开始了大规模的丝绸贸易。这一时期，罗马帝国的犹太人在经营成品丝绸的同时，也从安息购买中国的生丝，在当地作坊进行纺织印染之后，再加以出售。可见，犹太人不仅是丝绸销售商，还是加工商，他们在巴勒斯坦、叙利亚、中亚等地建立了著名的丝绸加工中心。公元2世纪，犹太人在叙利亚形成了职业团体，生产的紫红印花布广受欢迎。犹太人同时还经营棉布、珠宝、香料、琉璃等商品，对沟通中国、中亚以及希腊、罗马之间的贸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公元224年，萨珊波斯取代安息政权，继续对犹太人采取怀柔政策。他们被允许担任政府官员，自由从事贸易，此后的300余年间，犹太人继续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到公元6世纪，中亚犹太人已成为重要的国际商人，和粟特人等共同承担着中国、萨珊波斯、拜占庭之间的商业贸易。萨珊王朝末期，犹太人因“弥赛亚”运动引起统治者的敌视而受到迫害，其商业活动也受到一定的冲击。
8世纪以后，亚欧大陆国际形势的变化，迅速扭转了犹太人的贸易环境。首先，穆斯林建立了庞大的帝国，并对犹太人实行比较开明的政策，而东方的唐王朝在此之前击败东西突厥，将西域纳入管辖范围，打通了丝绸之路的东段;穆斯林崛起以后，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进入长期的对峙，两地商人都难以进入对方的领地，而犹太人却因宗教上的中立地位以及语言上的优势，可以自由出入于两个文化截然不同的地域，迅速成为双方的贸易中介。不仅如此，8世纪中期以后，西欧的查理大帝及其后继者对犹太人实行恩惠政策，允许他们在法兰克王国境内自由定居经商，这样犹太人得以在丝绸之路的西段立足。同一时期称雄欧亚内陆的可萨汗国更为犹太人搭建了从事跨境贸易的舞台。可萨汗国是由西突厥的一支——可萨人建立的草原帝国，其疆域东至咸海，西到第聂伯河中下游，北达伏尔加河中游，南抵高加索山脉，是北方“草原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中转站。据阿拉伯史家马苏迪记载，可萨汗国在公元786年至809年期间皈依了犹太教，因而成为中世纪犹太人少有的政治避难所。可萨汗国境内的犹太人将首都伊提尔作为贸易基地，囤积货物，形成了颇有影响的商业家族。他们的商船活跃在伏尔加河和里海上，和罗斯人、保加尔人、斯拉夫人等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其足迹远涉东欧、中欧以及中亚北部。
近代的考古发现也进一步证实了8世纪至10世纪中叶犹太人确实是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际商人。1901年，斯坦因在新疆丹丹乌里克遗址发现了一封波斯犹太人在公元718年左右用希伯来文所写的商业信件;1908年，伯希和在敦煌文书中辑出一篇希伯来语写成的祈祷文，两份文书都证明了犹太商人在8世纪前后已经进入中国境内。在当时众多的犹太社团中，生活在地中海拉丁语世界的犹太人，即“拉唐人”(Radanite，意为说拉丁语言的人)是丝绸之路上最为活跃的贸易群体，也在世界贸易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9世纪波斯地理学家库达贝特在《道里邦国志》中记载了当时拉唐人的四条国际商业路线：第一条，从法兰克出发，经地中海到埃及港口，然后经红海至汉志港口伽尔和吉达，最后至信德、印度、中国;第二条，由法兰克启程，穿越地中海到安条克港口，再由陆路至幼发拉底河沿岸、巴格达，再至信德、印度、中国;第三条，从西班牙或法兰克出发至摩洛哥、突尼斯、大马士革、巴格达、巴士拉、信德、印度、中国。第四条，从拜占庭附近出发，穿越斯拉夫人的腹地，抵达可萨汗国首都伊提尔，越过里海到巴尔赫城，再过阿姆河，穿越河中地区，最终到达中国。
拉唐人通过以上路线将奴隶、婢女、皮毛、刀剑、棉布等运往东方，将麝香、沉香、樟脑、肉桂、丝绸等商品售往埃及、法兰克、君士坦丁堡等地。此外，糖、丁香、茉莉、檀香、芦荟、枣子、橙子等也是经拉唐人传入欧洲的。他们的活动范围广，通晓多种语言，活跃于不同族群和区域之间。
10世纪晚期以后，亚欧大陆地缘政治的复杂化使犹太人的国际贸易出现逆转，阿拉伯帝国的分裂与动荡对犹太人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他们在地中海区域受到意大利商人的排挤。与此同时，可萨汗国日趋衰落，并于1016年在拜占庭和基辅罗斯的联合攻击下覆灭。虽然商业环境大为恶化，但东西方贸易仍然得以维持，犹太人又逐渐在中国找到了新的安居之所。北宋时期，开封作为国际性的大都市，万国来朝，经济繁荣，成为许多西方商旅的目的地。沿丝绸之路而来的犹太人向中国皇帝进贡棉布，获得恩准，在开封建立了犹太社团。据开封犹太人留下的碑文记载，社团兴盛之时，人口有“七十三姓，五百余家”，他们的礼拜场所“清真寺”金碧辉煌，有“梁园盛景”之称。关于开封犹太人的来历，说法不一，但无论是“波斯说”“印度说”，还是“可萨汗国”说，都与陆上或海上丝绸之路密不可分。
据12世纪西班牙图德拉的犹太旅行家本杰明介绍，当时波斯的哈马丹、泰伯里斯坦、伊斯法罕、设拉子等仍有许多大型的犹太社区，中亚的撒马尔罕也聚集了许多犹太人。由于统治波斯的伊尔汗国与元朝关系密切，因此有大批犹太人来华。现有资料显示，当时的犹太人除了定居开封以外，还在杭州、北京、泉州、广州等地留下了印记，中国史料称其为“术忽”“主吾”“主鹘”等。
经丝绸之路来华的犹太人不仅扩充了开封犹太人的数量，还为后者带来了拉比、经卷等，这是开封犹太社团得以维系的重要条件。明清时期，由于推行闭关锁国政策，丝路贸易受限，开封犹太社团成了“东方孤儿”，再加上黄河水患与开封城市衰落等因素，导致语言丧失，宗教意识淡薄，犹太社团最终被主流社会所同化。
犹太人对丝绸之路的贡献不仅仅表现于商贸领域，他们也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与政治交往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学者们认为当今世界通行的阿拉伯数字就是由拉唐犹太人从印度传入阿拉伯世界，再引入欧洲。犹太人还将法尔汗尼、铿迪、海什木、巴塔尼等伊斯兰天文学家的著作传入欧洲，并翻译了许多天文表，对观测天象、绘制地图及近代的“地理大发现”都有直接的贡献。犹太人对医学的贡献亦相当出色，许多杰出的医学家就是犹太人或有犹太血统。著名阿拉伯医学家拉齐斯、伊本·鲁世德、阿维森那、阿文祖尔等人的成果也是经犹太人传入欧洲，其中阿维森那的《医典》直到17世纪仍被作为欧洲大学的教科书。此外，犹太人还促进了中国与伊斯兰医学的交流。公元14世纪，伊尔汗国首相拉施特(Rashid-al-Din，是皈依伊斯兰教的犹太人)主持整理并研究了中国医学，将中国的脉学、解剖、胚胎、妇科等科目传入波斯，并翻译了孙思邈的《千金方》。元明时代流行中国的《回回药方》也包含了拉施特及其同僚的心血，促进了波斯、希腊医学在中国的传播。不仅如此，史料记载，7-8世纪，犹太人多次担任外交使臣，为萨珊波斯、大唐、拜占庭以及法兰克与阿拔斯王朝的政治交往搭建了平台。
综上，犹太人与丝绸之路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一方面，犹太人为东西商路的开辟，交通线路的维系以及横跨欧、亚、非大陆的贸易网络的构建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另一方面，由于丝绸之路所营造的商业和地缘政治环境，犹太人的商业机遇得以充分拓展，其民族传统中固有的商业特质受到历练而愈发彰显。中国境内犹太社团的存在，是丝绸之路连接中犹两个民族的明证，而其由盛到衰的过程也是丝绸之路兴衰沉浮的历史缩影。在犹太人与丝绸之路结缘的2000多年之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再次打开了这段尘封的记忆。以色列已经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上的重要节点，中以建立自贸区也写进了2015年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红海铁路协议的签订，以方加入亚投行等举措引起世人瞩目，成为两个古老文明再度牵手的象征。中以双方正共同传承世纪佳话，谱写21世纪的丝路新篇。
(作者张倩红 贾森 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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