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中阿演员同台演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看过电影《红色娘子军》和根据这部影片改编的同名芭蕾舞剧的观众，对吴琼花和老四这两个人物形象一定不会陌生——前者是该剧的女主人公，后者是大地主南霸天的狗腿子。不过，你可知道在距离我国万里之遥的阿尔巴尼亚，也有“琼花”和“老四”吗?而且他们现在还活着，同我还有着一段长达40多年的深厚情谊。

　　“一手拿镐、一手拿枪”来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人民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开展了真诚有效的合作外，在文化方面，两国文艺工作者之间也进行了极为默契的配合与互助。在近20年的时间里，我国的很多影片都被配上阿文字幕，以原声的形式在阿尔巴尼亚的广大城乡放映;而阿尔巴尼亚富有很高思想水平和艺术价值的故事片(如《地下游击队》、《宁死不屈》、《海岸风雷》、《第八个是铜像》、《广阔的地平线》等)也几乎全部被上海电影制片厂译成了中文——在那个差不多所有电影都被视为“封资修”而封存起来、全国人民遭遇前所未有的电影荒的时代，正是这样一大批阿尔巴尼亚电影润泽了我们的心灵。

　　1966年，在我国杰出芭蕾舞剧编导蒋祖慧和演员张策的指导和帮助下，阿尔巴尼亚国家歌剧芭蕾舞剧院成功地将《红色娘子军》这出形式新颖的芭蕾舞剧搬上了首都地拉那的舞台。两位阿尔巴尼亚著名演员佐依察·哈禅和阿格隆·阿里阿依，在芭蕾舞剧中分别扮演吴琼花和老四。1967年秋冬之交，“地拉那一手拿镐、一手拿枪业余艺术团”来华演出近3个月，哈禅和阿里阿依也随该艺术团来到中国。二人除参加本国的舞蹈演出外，还到当时的“工农兵芭蕾舞剧团”学习交流，与该团的演员一起苦练半个月，最终实现了与中国舞蹈演员同台演出《红色娘子军》的夙愿，并同蒋祖慧、张策、赵汝蘅、郁蕾娣等演职人员结下了难分难舍的深厚情谊。这在中阿文化合作与交流史上，是非常值得铭记的一幕。

　　“为了友谊，我可以献出一切”

　　中阿远隔千山万水，两国人民有着迥然不同的民族心理和文化传统，外国演员要真正做到与中国演员熟练而和谐地使用同一种舞蹈语汇，塑造出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物形象，那需要付出多少辛苦的汗水、克服多少常人想象不到的困难啊!然而，哈禅和阿里阿依两位艺术家就是有着一股在任何艰难险阻面前不弯腰、不低头的倔劲儿。他们抵达北京后，很快就到陶然亭与中国芭蕾舞演员一起紧张地排练起来。两人每天早出晚归，对每个动作精益求精，一连多日都不肯休息，“十一”那天也只是因为要参加国庆观礼活动而仅仅停练了半天而已。排练过程中，有一次哈禅身体不适，医生嘱咐她一定要好好休息，但是她依然咬着牙坚持苦练。阿里阿依也是一样，他请求扮演过老四的中国演员为他细致地分析人物性格和人物心理，力争每个动作在细节上都能跟中国演员表现得一样惟妙惟肖。为了学好中国传统的武打动作，阿里阿依往往一个动作要做上几十遍，把脚都磨破了，还有几次一天竟然练习了10多个小时。蒋祖慧劝他们稍微休息一下，却被他们委婉地拒绝了。阿里阿依说：“我们是为了向中国朋友表达战友的情谊而来，为了友谊，我可以献出一切。现在有些动作做得还不到位，显得很生硬，怎么能够休息呢?”

　　新中国成立前，中阿两国的劳动人民都吃过苦、受过难。就像哈禅，她当时是人民议会代表、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可是在索古统治的年代，这个五六岁的穷孩子却只能在米寨娇平原的烂泥潭里打滚。后来，她的父母为了祖国的解放和人民革命的胜利英勇地献出了生命，而她自己也曾因为革命坐过监牢。哈禅的不幸遭遇和吴琼花的经历是何其相像啊!难怪许多阿尔巴尼亚人会说她是阿尔巴尼亚的“琼花”呢!吴琼花的命运唤起了哈禅强烈的感情，让她决心发挥出自己全部的艺术才能，演好吴琼花这个角色。她曾经几次激动地表示：“《红色娘子军》像革命的火种，它能在被压迫的人民心中点起烈火;它能像进军的号角一样唤起被压迫、被奴役的人民起来英勇地斗争，争取自由与解放。因此，吴琼花不仅是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而且也是属于全世界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排练，中阿两国艺术家终于在天桥剧场成功地演出了《红色娘子军》。一连几天晚上，剧场内外人山人海，犹如欢度盛大的节日一样。观众为哈禅和阿里阿依的精湛演技喝彩。专家们称赞说：“他们的基本功看起来比很多中国演员还要过硬，脚下特别干净。”电视台也转播了这场不同寻常的中阿艺术家的联合演出。毛主席于当年10月7日还热情地接见了他们，并同他们合影留念。随后，他们二人应《人民日报》约稿，撰写了《并肩前进》一文，发表在11月3日的文艺版上。第二天，《解放军报》、《北京日报》以及全国许多省市级报纸都转载了此文。毫不夸张地说，中阿舞蹈家成功演出新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为当时正在迅猛发展的伟大的中阿友谊，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的阿尔巴尼亚亲人

　　作为“地拉那一手拿镐、一手拿枪业余艺术团”的翻译，我当时具体负责哈禅和阿里阿依的翻译工作，因而有幸参加了中阿演员集体排练、共同演出的全过程，见证了中阿芭蕾舞演员同台演出的盛事，也同哈禅、阿里阿依两位同志结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厚友谊。1968年至1969年，陪同中国印刷专家在地拉那工作时，我与他们的友谊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化，彼此的关系犹如亲兄弟、亲姐弟一般深挚而浓烈。我们一起在凉爽的夏夜里，沿着拉那河畔散步;有时相邀在市中心或文艺家俱乐部里喝咖啡;我还曾多次观赏他们创作的新剧作。1990年夏天，我应阿尔巴尼亚对外文委之邀再次赴阿参加阿尔巴尼亚语言文学研讨会时，我们又幸福地重逢于地拉那旅馆，在宽敞而舒适的凉台上，海阔天空地聊了一个下午。临别时，阿里阿依还把一大把列克(阿尔巴尼亚货币)硬塞进我的口袋里，叮嘱我渴了买些饮料喝，简直就像我的亲哥哥一样。

　　1967年我28岁，哈禅和阿里阿依也都30岁出头。弹指一挥间，四十几年过去了，如今大家都步入了古稀之年。令我感到欣慰和自豪的是，这两位在从事中阿文化交流事业之初就给我带来良好熏陶和影响的阿尔巴尼亚艺术家，经历了那么多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之后，依然坚定地固守着芭蕾艺术这片神圣的净土，为民族艺术的兴旺与繁荣锲而不舍、孜孜不倦地默默耕耘着。摸摸自己肌肉松弛的面颊，我自然能够想象得出大我五六岁的哈禅和阿里阿依现在大概是什么模样。但我的眼前却总会出现一个场景——有一天，哈禅和阿里阿依依然像40多年前那样红光满面、气宇轩昂地向我走来，而我则会抑制住激动和欣喜的热泪，紧紧地拥抱他们，对他们说：“衷心地祝愿你们永葆艺术青春!我的阿尔巴尼亚大哥、大姐，视友谊为生命的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