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后德国借统一的优势，及时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契机，实现了经济的飞跃发展，迅速完成了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到1913年，它已超过英、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工业大国。经济实力和军力不断增强的德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格局调整阶段却错估了世界形势的发展方向。而1914年一战爆发时其腹背受敌的海陆安全困境，追根溯源则要回到1890年3月首任帝国宰相俾斯麦去职后，被誉为“新航向”的德国对外政策以转变俾斯麦时期亲俄传统为标志，一方面放弃不介入巴尔干事务的原则，另一方面则斩断同沙俄的安全联系并积极向英国靠拢，以错误的利益逻辑研判形势，最终导致德国安全利益重大受损。
东部边界安全困境：
主动安全与被动安全的倒置
俾斯麦曾言：“巴尔干问题不值得德国为其浪费一兵一卒”，“政治成功的秘诀在于同沙俄签署一个有利的协议”。然而其继任者们显然没有正确理解其中的深意，他们对自身安全利益内在逻辑认知的缺失，误将过去的主动安全转化为被动安全，把本国安全寄托于某个安全领域的外交同盟协议，最终“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沙俄一直以巴尔干半岛上的斯拉夫民族国家的保护者自居，同沙俄接壤的德国与巴尔干半岛诸国间原本有奥匈帝国作为隔断。虽然德奥同盟对于德国本土安全的重要意义毋庸置疑，然而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并未把自己东向陆上安全之宝全押于此，而是不厌其烦地构筑德、奥、俄三皇同盟，在三皇同盟崩溃后更单独同沙俄签订《再保险条约》。沙俄和奥斯曼土耳其在1878年因巴尔干斯拉夫民族问题大战一场后，受国内工业化进程拖累与军事准备不足，一时对巴尔干地区有心无力。新上台的德国精英们则认为在巴尔干问题上采取德奥一致的举措将大大巩固德奥同盟，其给德国安全带来的保障能够弥补因巴尔干问题同沙俄交恶所带来的损失，遂决定切断同沙俄的安全联系，一边于1890年7月1日同英国签署《黑尔戈兰·桑给巴尔》条约，另一边又任由将于当月中旬到期的德俄《再保险条约》废止。而沙俄在同年8月德皇的到访中不仅未获得巴尔干问题和近东问题的书面承诺，次年又传出德国欲借德、奥、意《三国同盟条约》续签之机拉拢英国成为第四签约国的谣言，这使沙俄有理由相信自己西面的邻居将不再延续过去的亲俄政策，也让俄国人深忧以往德国的巴尔干事务原则行将告终。
主动安全与被动安全的倒置，使得德国主动分担了原本由奥匈帝国独自背负的沉重巴尔干包袱，为德国东部边界安全埋下定时炸弹。沙俄鉴于此时着力谋求本国工业化和积极向远东扩张，为力保本国西部边界的安全和巴尔干局势的稳定，与奥匈帝国于1897年达成协议冻结巴尔干问题。1904年日俄战争败北后，东望无力的沙俄只好西顾，与德国本土安全利益本不相关的巴尔干民族问题再次发酵，德俄关系随之逐步紧张。最终在1914年7月德国给奥匈帝国开出支持其在塞尔维亚一切行动的“空头支票”。与20年前相比工业化和铁路建设程度大大提高的沙俄，这次不再坐视“巴尔干斯拉夫兄弟”受难，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宣战引起了俄、德、法三国间的连锁反应，一战的大幕就此拉开。
西部边界安全困境：
本土安全和政治安全的倒置
自1870年普法战争法国战败后，俾斯麦拓展和保卫德国繁荣利益的前提必须是本土安全得到保障，防止德国腹背受敌。而俾斯麦去职后的德国在安全上主动切断过去同沙俄的联系，对于法俄关系的走向则寄希望于法俄因政治体制不同相互厌恶并继续保持外交上的离心状态。本土安全和政治安全利益的倒置促使德国不顾沙俄数次提议，执意不再续签《再保险条约》，而该条约的废止引起了欧陆各国对外政策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于德国而言，其首要恶果就是促成了1894年的法俄同盟。
1890年以前俄法未能走近，首先源于俾斯麦设置的重重外交障碍，其次是两国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让彼此相当厌恶对方。法国不仅因俾斯麦精心构筑的外交体系长期在欧洲大陆遭到孤立，国力处于下风的法国还同时与英国在非洲和印度支那有着愈演愈烈的殖民摩擦，与英国隔海相望的法国其本土安全急需保障。而此时德国的种种外交转向则让沙俄感到被抛弃。外交上同被孤立的法俄，不论其本土安全还是殖民地安全皆因德国政策的转变而恶化。法俄间因殖民扩张目标地区不同，不仅没有扩张摩擦反而在地中海地区由于英国这个共同对手的存在还有着相当的共同利益。俾斯麦去职仅两个月后法国就以大规模逮捕在巴黎流亡的反沙皇分子为投名状向沙俄发出缓和信号，随着《再保险条约》的废止，最后一道外交障碍随之消失，法俄两国借机以保障本土安全为基础，达成了互助安全协议。同时法国为确保突破1870年以来的外交孤立，更是积极地提出以大笔贷款帮助沙俄加速其工业化进程。由安全利益推及繁荣利益的法俄同盟最终在1894年登上历史舞台，俾斯麦担忧德国腹背受敌的陆上安全困境一语成谶。
海上边界与海外利益困境：
安全利益与繁荣利益的倒置
与陆路困境一样，德国的海上困境也要追溯到1890年，俾斯麦去职后政策的“新航向”促使德国在本土安全没有得到切实保障的前提下莽撞地实施海外扩张。
黑尔戈兰岛在1890年对于英国已是一个“除非重金将其堡垒化，否则难以防守的沙洲”。但对德国本土而言该岛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扼守易北河出海口及连接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基尔运河，因此德国对之垂涎已久并曾在1884年和1889年就向英国提出过要求。而英国此时最重要的考量是其东非殖民地的动乱和海上封锁，这些都因英法在东非尼罗河流域的殖民争夺而起。德国此时则正向东非海岸的桑给巴尔岛统治者施加压力谋求将英国排挤出去，以获得对该岛的全面控制。在这些前提下签署的英德《黑尔戈兰·桑给巴尔条约》，英国以大西洋的黑尔戈兰岛以及非洲的“卡普里维地带”为筹码，前者扼守德国本土出海通道，后者则连接德国在西南非洲的殖民地和贯穿东非大陆直通印度洋的赞比西河，换取德国从桑给巴尔岛离开。该条约昭示着英国愿意牺牲部分繁荣利益以保障安全，而对于此时的德国精英而言，这一重大外交胜利让他们感受到的仅是法俄在殖民地争夺上给英国带来的巨大压力。
而自身安全与繁荣的倒置错误，不仅使德国随后在本土安全缺乏保障的前提下莽撞拓展“海外繁荣”，更低估了英国同法俄妥协的意愿。德国也因此过分地利用英法俄殖民矛盾，不仅不断借三国因殖民地摩擦激化之机，观“鹬蚌相争”并坐收渔利，甚至有时不惜亲自挑起事端来讹诈式地攫取殖民利益。这种“趁火打劫”式的外交模式让英国大为恼火，1898年时任英国首相对德国驻英大使警告道：“你们的行事方式比你们所追求的目标更令我不快。”1898年之后德国则更以建造公海舰队威慑英国本土为筹码，以期增加讹诈式外交的成功率，来谋求同英国建立违反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不结盟传统的军事同盟。然而以英吉利海峡的宽度，公海舰队的威胁极大地刺激了英国人敏感的神经，引发的英德海军军备竞赛更是大大加速英德关系由紧张上升为敌意的进程。其最终结果不仅使英德关系迅速恶化，还促使英国走出过去的“光辉孤立”，同曾经互为战略竞争老对手的法俄相继和解。
回溯历史，可以看到德国陆上东西边境安全受困于法俄，南部边境则与奥匈帝国一道和“巴尔干哑弹”绑在一起，在海上则与统治海洋的英国交恶，四面楚歌、得不偿失皆源于对利益逻辑认知的错误，在大国外交和大国关系构建中发生了致命的战略误判，被眼前和局部利益蒙蔽双眼而忘记了利益的内在逻辑，结果只能是在战略竞争中失败。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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