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史》 王养冲 王令愉著 上海东方出版社 2007年8月第一版 601页，50.00元
拒绝改革的路易十六最终被送上断头台 华盖 图
断头台上的善良国王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走上断头台时，保持着优雅的尊严，还显得很善良。
路易十六是1793年1月21日被处死的。他到了刑场后，不忘记要求革命者不要加害在他生命最后时刻陪伴他的宫廷牧师。他从容地脱去衣服，高声对围观的人们说：我的死是无辜的，我宽恕我的敌人们，我希望我的血会对法兰西人有益(第296页)。
路易十六的妻子玛丽王后是九个月后被处死的。这位因奢侈和顽固坚持专制而被法国人痛恨的女人临刑前也表现了十足的优雅和善良。她给即将成为孤儿的八岁儿子留下遗言：永远不要给父母报仇(这个可怜的孤儿两年后也在囚禁中死去)。她请求上帝宽恕自己，同时原谅所有的敌人。
米涅在《法国革命史》一书中谈到路易十六之死时说：“一个最善良又最软弱的国王，经过十六年半一心谋求幸福的统治之后，在三十九岁上死去了。他的祖先给他遗留下一场革命。他比他的祖先哪一个都更适合于防止或结束这场革命;因为他在革命爆发前能成为一个实行改革的国王，或者在革命爆发后做一个立宪君主。”他是“唯一具有一切好国王所应有的畏上帝和爱百姓这两个优点的国君”。
托克维尔也认为路易十六是个善良的国王。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在路易十六时代“对自由和人的生命的尊重经常可见，尤其可以见到对穷人苦难的真正关心” (《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212页)。路易十六确实有一些注重民生的举措，如赈济、设立扶贫基金、办慈善工场、建立乞丐收容机构等。托克维尔还认为，路易十六时代经济上也很繁荣。
一个善良的注重民生的国王在经济繁荣时期为什么没能制止革命发生?为什么会被送上断头台?
托克维尔认为，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这一说法被许多人提起，甚至有人因此害怕和拒绝改革。
“一个坏政府在开始改革的时候最危险”这一论断并没有充分的依据，古今中外很多旧制度的垮台都不是由于开始了变革，恰恰是拒绝改革。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也是由于他对改革的拒绝和抵制。
从强势专制到腐败专制
路易十六之前，法国经历了两段长期的有特色的专制：路易十四的强势专制和路易十五的腐败专制。到了路易十六时，革命的“洪水”来了。
下游的洪水是上游的水势造成的。
本来，法国的政治文明并不落后。城市自治公社是法国人最先建立的;三级会议——由社会三个等级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也早在1302年就召开了，比英国的模范议会只晚了七年。
但在由封建社会向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法国走了强化专制的道路。三级会议没有发展成为制约和分享权力的机构，政治协商的功能也被削弱，1614年以后干脆就不召开了;城市自治权利也被剥夺，国王的权力一直在加强。
波旁王朝建立后，法国出了两个强势领导人，路易十三的首相黎塞留和路易十四，使法国专制统治达至鼎盛。
黎塞留实行铁腕统治，强化中央集权，将不定期派至各省的钦差大臣变为常驻总督，控制了地方行政、司法和财政大权，剥夺了地方势力与民众的参政权利。在舆论控制方面，黎塞留限制出版自由，创办了官办报纸控制舆论导向。在经济方面，黎塞留支持工商业发展，鼓励外向型经济，强化税收征管，使税收大幅度增加，为强化专制提供了经济保障。
路易十四在位长达七十二年，亲政五十四年，他是法国历史上最强势最专制的国王，认为“朕即国家”，把国家和国王等同起来。他继续黎塞留的方针，剥夺封建贵族的政治统治权，把权力集中到中央，集中到自己手里。为了避免贵族造反，路易十四建了宏大奢华的凡尔赛宫，把各地贵族召到宫廷长住。他设立了一些“弼马温”职务，分派给贵族担当。一个伯爵可能是御衣总监，一个公爵可能是旌旗总监。他在公务之余带领贵族练礼仪、吃大餐、听歌剧，甚至学跳芭蕾舞。路易十四强化专制权力的代价巨大：干部队伍庞大，宫廷支出巨大。路易十四执政期间还打了三十一年仗。他死时国库空了。
在形成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英国以宪政主义和代议制代替了封建主义，走的是民众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的道路;而法国则以专制主义替代了封建主义，把民众排除在政治之外。专制必然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和社会矛盾的尖锐。
路易十四死后，他的重孙路易十五继位，在位长达五十九年。路易十五风花雪月，喜欢猎获野兽，更喜欢猎获美女。在国王的带动下，法国特权阶级奢靡成风。虽然路易十五在统治上有些松动，但蛮横的强势专制演变为腐朽专制，人民的厌恶更甚。路易十五不在乎人民的感受，他的名言是：“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法国人民苦专制已久，滔天洪水的汇聚不可避免。
伏尔泰和卢梭灭亡了法国?
1774年，二十岁的路易十六继承了爷爷路易十五的王位，走上了最高领导人的岗位。他接班时，法国君主专制的大厦已经岌岌可危了。
路易十六继位时，法国启蒙运动已经开展半个多世纪了。所谓启蒙运动，就是一些有着公共情怀的思想家，用今天的话说是“公知”，向专制主义发起冲击。这些公知在沙龙里在俱乐部里在通信中讨论国事;在文学、戏剧作品中，在合法和非法出版物中，在编撰的百科全书中，宣传理性与科学、自由与宪政。启蒙运动是英国宪政革命所产生的冲击波的扩展，更是法国强大、蛮横而腐败的专制统治的反作用。
启蒙运动宣扬理性;否定“君权神授”和教会权威;强调“主权在民”和制约权力;宣扬平等。启蒙运动瓦解了专制权力的合法性支撑，人民不再认为国王执政是理所当然的。
路易十六在位十几年都不知道“公知”说了什么，不知道人民的愿望，直到法国大革命后期他成为囚徒后，才有空读了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和卢梭的书。路易十六读后叹息道：“伏尔泰、卢梭灭亡了法国!”
当然，法国没有灭亡，灭亡的是波旁王朝。
波旁王朝也不是非灭亡不可，如果路易十六对启蒙运动“公知”所主张的“主权在民”的理念和历史趋势有所觉悟并顺势而为的话。
仅有“公知”启蒙并不能引发革命，最有效的启蒙还是专制之恶。专制制度所造成和不断强化的不平等和不公正才是革命的发动机。
从路易十六接班到大革命爆发的十五年间，法国几乎每年都有群体性事件——叛乱——发生，饥民造反，农民抗税。
法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强势而又腐化的专制体制庞大而又奢侈，消耗极大。路易十六还想有所作为，搞一些公共工程，上一些民生项目，由此税赋很重。
当时法国第一等级教士和第二等级贵族只占人口百分之二，占据了大多数土地资源，垄断了绝大多数干部岗位，却从不纳税。而第三等级，包括资产阶级、工人和农民等，承担着全部税负。最苦的是农民，不仅税负重，还承担着名目繁多的劳役。
“没有纳税人的同意不得收税”是中世纪欧洲深入人心的原则。这一原则在宪政的英国得以定格，在专制的法国却被抛弃。法国的纳税阶层——第三等级——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启蒙运动也好，群体性事件也好，其实都是在表达人民享有政治权利和平等地位的强烈愿望。
路易十六对“主权在民”的时代观念和人民要求权利的强烈愿望无动于衷，以为自己继承权力是理所当然的。他不知道应当敬畏国家真正的主权拥有者——人民。尽管他标榜自己爱人民，但那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恩赐心态。真的爱人民，最能表明诚意的是还权于民。路易十六不仅不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还权于民，或让人民分享权力，连最起码的改良也不推进。
路易十六执政初期的内阁中有主张改革的大臣。财政大臣杜尔果主张免除农民的徭役，取消特权阶级不纳税的特权，启动政治改革。另一位大臣马尔泽布主张给每个人以应有的权利，取消新闻和出版检查制度，保证司法公正等。但在统治核心内部反对改革的顽固势力的强力阻挠下，路易十六弃用了改革派。正如米涅在《法国革命史》中所说，在有人享有特权和大众受到奴役的制度下，一切为公众利益所进行的改革都是行不通的。
改革行不通，革命就会不约而至。
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因税而起。路易十六时财政入不敷出已达至极限。他不去裁减庞大的官僚机构，不去缩减王室和政府的庞大开支，不肯降低奢华的消费，而是期望通过经济政策解决问题。
路易十六1783年任命的财政大臣卡洛纳试图以投资刺激经济，大搞公共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没有钱就发债券，铸钱币，出卖土地。如此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酝酿了更大的财政危机。卡洛纳不得不设计一种土地所有者都必须缴纳的土地特征税，但遭到了从来不纳税的贵族阶级的抵制。贵族们提出必须召开三级会议才能决定收税的事。法国已经一百七十多年没有召开三级会议了，路易十六不同意召开，想强行通过税收法令，但遭到激烈反抗，许多地方出现骚动。没有办法，路易十六被迫决定召开三级会议。
由此，拉开了法国大革命的序幕。
三级会议改旗易帜
法国人民对三级会议寄予厚望，他们在选出代表的同时还写了陈情书，一共有六万多份陈情书。人民的普遍愿望是：反对专制主义，要求制定限制国王权力的宪法;建立全国代表机构决定征税和制定法律;改革税收和司法制度;保障个人自由和出版自由;实行地方自治等(第91页)。
路易十六只想通过三级会议增加税收，解决财政困难，丝毫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愿望和准备，也没有意识到人民争取权利的强烈愿望所蕴含的巨大能量。
三级会议于1789年5月5日开幕，路易十六在开幕式上除了强调国家困难、要求增加税赋外，对政治体制改革闭口不谈。
在国王讲话之后致词的掌玺大臣巴郎登则明确说，“有人利用流言蜚语梦想改变君主政体不可移易的原则”，他要求与会人员要“愤然摒弃这些危险的改革”。
国王和掌玺大臣的讲话使第三等级代表清楚了：指望国王改革无望。于是，他们自行宣布三级会议为国民议会，拥有国家主权，未经国民议会批准不得征税等。
这一行动颠覆了波旁王朝的政权，但它具有合法性。国王只代表几十人的家族，而第三等级代表的背后是两千四百五十万法国人民。
对于第三等级代表的颠覆之举，路易十六立场强硬，接连发表三次重要讲话，不承认国民议会及其做出的决议，并准备动用武力。但巴黎人民站在国民议会一边，在巴黎的近卫军也倾向人民，有传言巴黎民众要向凡尔赛进军，路易十六才没敢轻举妄动。由此，三级会议变成国民议会并拥有国家最高权力成为既成事实。
法国改旗易帜了。
路易十六不甘心改旗易帜，他一方面暗自调动军队，一方面撤了倾向改革的大臣内克尔的职。这两个举动令巴黎民众恐惧和愤怒，意识到被镇压的危险在即，于是走上了街头。一个名叫德姆兰的年轻人站在椅子上向人们提起了一百多年前国王查理九世对新教徒的血腥镇压，他号召大家拿起武器。就这样，大革命的风暴被一个站在椅子上演说的年轻人卷起来了。人们到处寻找和抢夺武器弹药，巴黎市政府也被民众夺权。
7月14日，发生了法国大革命的标志性事件——攻打巴士底狱。
巴士底狱只有寥寥几个犯人和一百多名士兵。民众攻打巴士底狱，一是听说巴士底狱有很多武器弹药，一是有传言说巴士底狱的大炮要向民众开火。
攻打巴士底狱是法国大革命流血的开始。进攻者死了近百人，守卫者在投降后有几个人被杀，还有一个革命领导人因有人怀疑他通敌而被枪杀。革命启动了，理性和程序就被甩到一边去了。
攻打巴士底狱引起连锁反应。一个多月时间，法国三十多个较大城市中百分之九十的市政府被夺权，农村还发生了暴力和抢劫事件。
巴黎的暴动特别是近卫军站在民众一边，使路易十六不得不妥协。他屈尊到国民议会宣布已下令撤离军队，又召回了被撤职的内克尔。他还亲自从凡尔赛赶到巴黎向革命民众表达诚意。
革命如何转向失控
路易十六由于拒绝改革失去了领导和把握政治体制转型的主导权，但他如果能认清历史大势，正视现实，甘心做一个与国民议会分享权力的国王，也不会被送上断头台。
即使在巴黎民众攻打巴士底狱后，当路易十六从凡尔赛来到巴黎时，民众还是高呼“国王万岁”。欢迎横幅上把路易十六称作“法国的父亲”、“自由人民的国王”(第115页)。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两年后，当路易十六在制宪会议上致词表示要忠于君主立宪宪法时,代表们还真诚地高呼：“国王万岁!”
法国大革命最激进的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在路易十六出逃并被截回的瓦伦事件后，依然不反对君主立宪。他说，“只要让我们革命的性质所培养的爱国主义能自由地发展，我就不怕王权，甚至也不怕王权在一个家族中世代相传。”(第230页) 后来，罗伯斯庇尔坚决主张废黜并处死国王，路易十六最终被送上断头台，革命变得越来越血腥，是革命失控的结果。
革命为什么会失控呢?
革命爆发，是由于路易十六拒绝改革;革命失控，则是由于路易十六不甘心失去权力的反反复复的抵制动作。
路易十六对变革的态度在妥协与反抗之间摇摆，时而强硬，时而妥协，时而搞复辟的动作，不断刺激革命向激进的方向转弯。
在大革命爆发接近两年时，1791年6月20日，君主立宪制宪法通过前，路易十六试图逃离法国，在瓦伦被认出并被截回。这使罢黜国王建立共和制的呼声高涨起来。但大多数人还是希望政治体制平稳转型，建立君主立宪制。9月14日，议会说服路易十六批准了君主立宪宪法。宪法规定：人民选出的议会是最高权力机关，行使立法权;国王行使行政权并兼任最高军事首脑;司法权由选举产生的司法官行使;废除一切封建制度，取消所有特权;保障公民权利，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
根据宪法，路易十六可以坐稳立宪君主的王位，而且享有行政权和军事指挥权。但他不甘心，试图借助外部力量恢复专制。为此，他积极策动对奥地利的战争。奥地利国王是他的岳父(后来继位的是他的小舅子)，是法国大革命坚定的反对者，正在组织反法联盟。路易十六主张对自己的岳父宣战，是希望法国战败，藉此恢复专制权力。当时主导国会的吉伦特派也愚蠢地主张战争，他们是为了保卫和扩大革命成果，为了输出革命。截然相反的目的促成了一致决定。1792年1月14日，法国挑衅性地向奥地利发出通牒;3月25日又发出最后通牒;4月20日法国首先宣战。
正是战争，导致革命失控，把路易十六和君主立宪制推向了绝路。
罗伯斯庇尔的逻辑
战争爆发后，法国在军事上失利，路易十六的企图被人们看得越来越清楚。5月29日，议会通过决议解散了国王卫队。6月8日，议会要求各省派员参加纪念7月14日结盟节并组建结盟军以支援前线。各省选派了两万人集结到巴黎，这些结盟军被激进派控制。
7月25日，反法联军总司令布伦瑞克公爵攻进法国领土，公爵发布了一份由法国流亡的路易十六的拥戴者替他起草的宣言，命令法国人恢复国王的权力。这份宣言刺激了法国人民，给激进派以口实。8月10日，激进派组织结盟军和巴黎民众发起了第二次革命，推翻了巴黎市政府，杀死了国民军司令，攻占了王宫。路易十六成了囚徒。
之后，有人在王宫文件箱内发现王室资助流亡者、向反对革命的贵族提供经费、串通国外势力等证据，激进派坚决主张审判和处死国王。他们组织巴黎四十八个代表团到会场向议会施压。擅长鼓动的激进派领袖罗伯斯庇尔在议会说：路易应当死，因为祖国必须生。
在激进革命家的鼓动和群众的压力下，国民议会判处路易十六死刑。法国大革命自此也陷入了持续的血腥恶斗之中。最后，远比路易十六专制的拿破仑登场了。法国在经历了一连串的内乱和战争、付出上百万人的生命代价之后，又回到了专制统治中。
社会转型犹如飞机着陆。
直到社会危机爆发才被迫而为的社会转型面临着硬着陆的巨大危险。法国大革命就是一次硬着陆。
法国本来完全有可能实现软着陆，大多数人都主张理性和温和转型。但路易十六没有预见到形势的危急，拒绝改革，失去了软着陆的机会。革命爆发后，他又不肯接受失去最高权力的现实，最后失去了一切。
路易十六死在对自己所依存的制度的迷信、迷恋与盲目自信上，而这个制度已经枯朽了，不能依靠了。
长期的专制制度使得民众有暴戾的倾向，政治斗争在他们潜意识层里留下的刻痕是你死我活。如托克维尔所说，“法国是很久很久以来政治生活完全消失的”国家，“个人完全丧失了处理事务的能力、审时度势的习惯和人民运动的经验”(《旧制度与大革命》，241页)。
社会转型究竟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人民是无法选择的，只有掌握权力的人才有选择的条件和机会。路易十六不肯还权于民，做出了硬着陆的选择，悲剧由此而生。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517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