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作家，研究员，1934年10月生于北平(现北京)，祖籍河北南皮龙堂村。
正规学校只读到高中，出任过中央委员、中国作协领导、文化部长、政协专委会主任等领导职务，在国内外数十所大学任教授或职务，文学创作以小说为主，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今，发表小说、评论集，散文集、古典文学研究、诗集、译作、讲稿等1700余万字。他的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俄、日、韩、意、挪、瑞、荷、阿、越等二十余种文字出版。他的《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已经成为经典。除国内众多的奖项之外，他曾获得意大利蒙德罗文学奖，日本创价学会和平与文化奖，获得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澳门大学荣誉博士学位，是约旦作家协会名誉会员。
导读：我们的文艺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扩容，这个容量越来越大，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历史已经证明，极端的批评的声音，阻挡不住大众化、民主化、海量化、包容化、多样化的文艺生活。但在“挡不住”当中，确实有一种令人忧心忡忡的东西，这个“忧心忡忡”并不是简单地扣帽子，说它不如哪个时期，而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今天我们应追求什么样的文艺生态?什么样的文艺生活?什么样的文艺成果?
我们的文化生活正在走向大众化、民主化、消费化
这些年我们国家的文化生活文艺生活，有了太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有时候我们注意到，有时候甚至于注意不到。《庄子》里头就提出来了，万物都与时俱化，随着时间的变化万物都发生变化了。有些变化是有迹可寻的，有的你也不知道是怎么变的。
我说一件小事。1986年4月，我开始在文化部上班，刚上班不久，就接到几位领导的批示，说深圳在搞礼仪小姐竞选，这是搞变相的选美，而选美活动是资本主义社会拿妇女当玩物，这样一项活动应该禁止。本人那时候对选美也没见过，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本人组织性是一直比较强的，于是就赶紧贯彻。而现在呢，中国还变成选美基地了，光一个三亚就连续搞了多少次。
再比如说1979年的时候，电视台里面放风景片，结束的歌曲是李谷一唱的《乡恋》，但当时非常著名的权威音乐评论家说这是气声，是一种靡靡之音，说气声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性感，像枕头边上的声一样，给予严厉的批评。后来岂止是《乡恋》，邓丽君也都登堂入室了。邓丽君去世多少周年的时候，赵忠祥主持的CCTV音乐台，做了连续三天的专题节目，显然邓丽君也没有那么大的危险性、颠覆性和敌对性。中央电视台也逐渐扩大了包容性。
“文革”之前十七年，中国出版长篇小说200种，200种书分十七年出，平均每年出11.8种，所以那个时候出部书影响都非常大，《铁道游击队》、《保卫延安》、《红日》、《红岩》、《创业史》等等，这些名著的发行大部分都在数百万册。而现在，全国仅长篇小说每年就2000到3000种，加上网络上的长篇小说，据说3000种以上，也就是说，现在每年你能够看到的长篇小说有6000种左右。
你想接受文化信息、文艺作品，没有比现在更便捷的了。传播和市场在文艺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它为什么起的作用大?因为很简单，它接受的人群广，点击率高，票房高。我们的文化生活正在走向大众化和民主化，人人都可以参与。过去我们认为上艺术院校，首先他得有天才，然后还有多少年的苦读苦练，一对一的单独辅导，才能培养出艺术人才来。现在不一定。
全世界影响最大的舞蹈家，过去我们知道是邓肯，现在是鸟叔，而且世界各国还有一些政要也学着鸟叔的样子跳了两下舞。各种无厘头的文化产品，全能接受，影响非常大。“翠花上酸菜”，还有《忐忑》，作者是洋人，他受到中国戏曲音乐的启发。所以这就是：大众化、民主化、消费化。
现在有一个口号就是扩大文化消费，过去谁敢这么提，文化怎么是消费呢?其实文化消费一直是存在的。最突出的是电影，有多少美国大片在中国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看看《少年派》《阿凡达》《007》……还有音乐剧，《妈妈咪呀!》《猫》等等。我们的文艺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扩容，这个容量越来越大，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之下出现了很多说法，这方面的讨论、困惑、争论、批评、质疑，非常尖锐。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化部一些年事渐高退出一线但是仍然学有专长有很大影响的专家，组织了一个叫做艺术委员会的咨询机构，那时候艺委会一开会都是一些非常尖锐的批评。最集中的批评就是歌星：歌星挣钱太多，歌星挣钱太快，歌星的嗓子没有得到专业训练，歌星扭动的幅度太大。老同志谈起来都非常气愤：我们怎么堕落到这地步?争论当中出现过一些非常极端的意见，例如有一家刊物说，现在的文艺比什么时候都坏，不但比1949年以来的任何一年都坏，而且比国民党统治的白区还坏，比沦陷区还坏。这种极端的观点就是说，改革开放之后文艺比国民党时期还不成样子。
但是现在历史已经证明，这种极端的批评的声音，是阻挡不住大众化、民主化、海量化、包容化、多样化的文艺生活的，这个势头你挡不住。但是在“挡不住”当中，确实有一种令人忧心忡忡的东西，这个“忧心忡忡”并不是简单的扣帽子，说它不如哪个时期，而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今天我们应追求什么样的文艺生态?什么样的文艺生活?什么样的文艺成果?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考虑。
今天面临的危险是高端可能被平庸淹没
首先，我们的数量和质量是不是平衡?过去时代的好书我们印象非常清楚，现在几千种书出来以后，谁能说得上来你最近喜欢哪种书?那种争相传阅、爱不释手、感动至深、拍案叫绝的书，你能说得上来吗?相对说得上来的多半是什么微博、恶搞、手机段子，顶多加上电视小品。过去说起剧作家，我们会想到曹禺，戏曲我们会想到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现在当然戏曲的专家也很多，但是群众心目中，如果要想到目前中国最伟大的艺术家是谁?当然是赵本山，谁都没有他那么大的影响。中国最优秀的男星是谁?赵本山、范伟、潘长江，大概是这么几个人。所以有时候会产生困惑，就是在海量的作品当中，我们是不是应该追求其中能够出现大家、出现经典、出现巨著、出现纪念碑……我们当然不可能排除、也不需要排除快餐式的文化段子，但是仍旧应该期待大的东西，期待高深的东西。我们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大众化和高端化。
今天我们面临一个什么危险呢?就是高端的东西有可能被淹没在平庸的东西里。平庸无罪，但是只剩下平庸的东西就很危险了，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国家，一个伟大的文化的国家，如果说我们现在只剩下平庸的东西了，只有二流，只有三流，那怎么行?
小品可以做得很好，但是代表戏曲和戏剧的水平不可能只有小品，我们对舞台的艺术，要求有更高的东西出现。比如说给外国人看一个文艺晚会，你很难上小品，上一个手机段子，再上一段“翠花上酸菜”，上一个《忐忑》，那不是把人家吓坏了：中国闹什么事?老鼠成精了?我们当然有高端的东西，拿文学来说，我们就有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元朝那么短的一个朝代，它的文学也有很大的发展，“元曲”影响太大了。
将来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什么样的文化遗产?我们现在能留下的只是电视小品、手机段子?这对历史不好交代。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有的理论和实践，往往脱节。我们对现在的文化现象缺少一套能够分析得清清楚楚的理论。我最不赞成把各国各地的文化和艺术看成互相对立、不能相容的，我觉得好的东西就是你也能存在我也能存在。比如音乐剧，我知道我们国内有些致力于做音乐剧的，而且已经有新的剧目上演，但是你目前怎么演也演不过人家，你演不过人家的《猫》，你演不过人家的《妈妈咪呀!》，演不过人家的《悲惨世界》。
电影尤其明显。有一阵我们中国的电影很受欢迎，在国际的电影圈子内不断获奖，但假如说中国已经是电影强国，那绝对谈不上。我现在忧虑的是什么呢?即使在好莱坞这样极其商业化的地方，它生产的也并不仅仅是消费作品，总还有一些高端的、高雅的东西，总还有那么一部分有思想、有亲情、有励志、有头脑的作品。但是我们呢?许多优秀的导演开始走无头脑的道路，追求视觉刺激，甚至有的知名导演公开撰文说，思想就是电影的垃圾。电影都是没有思想的吗?
我们有些通俗的作品，我称之为空心化的作品，它没有达到我们文化水平的平均数，更不用说高于平均数了。你追求市场当然是对的，谁不追求市场?当年理想的东西也要追求市场，你没有市场说明你不能被接受，票房在这个意义上它如同选票。但是为什么我们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就不能够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是不是我们中国的受众已经都低级庸俗到凡好东西都一律排斥的地步了呢?我看并不是这样。帕瓦罗蒂不是用歌星的那种方法，人家唱的是经典的歌剧，又高雅又有票房。为什么我们的文学家、艺术家不能够拿出既有比较高的文化含量又能够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好东西呢?我们需要从两个角度看，一种是，我们这些文艺家的水准不足以征服观众、征服读者，你不能让人们得到真正的感动。还有一种可能，你有优秀的作品，也有优秀的人才，但是我们的市场有眼无珠，我们的媒体有眼无珠。有没有这种情况?如果有，是不是需要造就一种大众的、高端的人才，这是一种平衡。
还有一种平衡，就是在社会急剧变化当中，如何面对某些艺术品类的窘境。这个很明显，戏曲尤其明显。到现在为止，方言在逐渐消退，比如上海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不会说上海话，沪剧和很多以上海话为基础的文艺东西就要受限。广东如果不用粤语演唱粤剧，今后怎么可能还有红线女呢?苏州如果不用苏州话，评弹怎么能继续下去呢?这样一种态势，我们国家对这个也有相当的认识。昆曲已经被联合国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连海外的一些同胞对此也十分热心，最近十来年，白先勇先生致力于打造《牡丹亭》的青春版，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这些难以消除某些民族文艺样式所面临的危险，因为现在年轻人喜欢快节奏，他要热闹劲。
我们社会要有一种引领的力量 需要有公信力的奖励系统
我们现代化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不可能是别的方针，如果不搞改革开放，不搞现代化，我们就死路一条，我们就一定是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但是现代化的过程中，怎么保护我们民族这些古老的艺术形式，怎么保护我们的东西不受破坏不受损失，怎么保护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前不久我在北京看了一场民族音乐演出，它想了许多办法吸引观众，包括演员在台上带着悲情大声呼喊：“我们需要的不仅是观众，而且是尊重!”其实尊重这个东西不是邀来的，帕瓦罗蒂到世界各地演出，上台以前绝对不会讲一段“听众们，我要唱歌，请注意对我表示尊重”。其实我非常理解民族音乐渴望在今天这个时代焕发新的光彩的愿望，我也希望我们的戏曲回到徽班进京那个时代，回到杨小楼那个时代，回到当年那种辉煌的盛世。
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传媒时代，有人说这是触屏时代，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看不见的手起着巨大作用”的时代。文化体制改革正在把一大批的文学和艺术推向市场。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能够取得一种更好的质与量的平衡，外来的艺术形式与民族瑰宝的平衡，群众化大众化的文艺活动和精英的高端的文艺创作的平衡。除了销量、点击率、票房以外，我们还需要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有威信的、有学术和艺术水准的、有专业水平的强有力的文艺评估的力量、评估的体系。我们社会应该懂得，什么是感人的艺术，什么是有道德有思想的艺术，什么是“润物细无声”的艺术，什么是有智慧的艺术，有良心的艺术，有头脑的艺术。
我们有那么多的艺术学院，有那么多文学的院校和科系，有那么多社科、人文科学类的研究机构，我们还有专业的文艺团体，还有文艺的群众组织，有经费基本有保障的文联和作协，还有文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行政部门……所以我们不可能没有专家、学者，不可能没有人告诉大家什么样的作品是好的，什么样的作品是空心的，什么样的作品是糊弄人的，什么样的作品是克隆外国的，什么样的作品是一种拿不出来的阴暗丑陋的思想精神在流露。我们需要有评论家告诉大家，这个艺术家哪怕名气很大，但是他的这部作品是失败的，是文艺垃圾。需要有人告诉。现在没有了，起码是少了。现在有些写评论的都是拿了红包的，连学术都跟红包有关系。
早在1982年，我去美国，拜访左翼剧作家阿瑟·米勒，他在中国最知名的就是《推销员之死》，由英若诚先生翻译和主演。我到他康州的家里去，当时阿瑟·米勒一部新的戏正在纽约上演，所以我就说“祝贺你”。但是阿瑟·米勒忧心忡忡，皱着眉跟我说“不好办”，我说怎么不好办?他说：“因为《纽约时报》的剧评对我这个戏到现在还没有表态。”我听完以后很奇怪，这么大牌一个剧作家，他还怕《纽约时报》吗?结果果不其然，我还没离开，《纽约时报》的剧评出来，对他这个剧作给予了否定，而且成了定论，他这个戏再没翻过身来。当然《纽约时报》这个剧评到底对不对，这个被认为失败的戏会不会50年以后咸鱼翻身又大演特演起来，我都说不准，但我要说，一个成功的媒体、一个成功的学者、一个成功的专家，他一定要在这个社会上发出自己响亮的声音，这个声音有足够的诚恳、严肃，与红包毫无关系，他面对的是学术，面对的是艺术，面对的是历史，他敢于发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声音。
有了这样的评估的声音，也就会有另外一个分不开的东西：有公信力的、强有力的奖励系统。我们推动艺术进步，要敢于肯定我们应该肯定的东西，这个奖励的系统不能让市场牵着鼻子走。诺贝尔文学奖你不管对它如何评价，但它不跟着销售走，而且它专门喜欢奖励一点冷门的东西，你死活想不到的东西。比如他奖励意大利的左翼剧作家达里奥·福，被奖励者本人都不相信。更早的时候，1986年他奖励法国的作家西蒙，西蒙他是很怪异的一种文体，接受的人很少。作为一种品牌，奖励也有着对艺术、对学术、对历史的一种责任感。
不管平庸的东西、庸俗的东西乃至于低俗的东西，势力多么强大;无厘头的东西、空虚的东西、碎片化的东西、快餐式的东西多么强大，我们社会要有一种引领的力量，要有一种学术的责任心，要有一种艺术的使命感，要有人坚持不懈地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哪些作品虽然名气很大，实际上还有很远的距离;同时也要告诉大家，哪些作品虽然没有受到群众的注意，没有受到市场的注意，但是它有很宝贵的东西，有值得珍惜的东西。而且要告诉大家，我们是有所期待的。
我们的中国梦也包括文化之梦。文化之梦是我们要有上等的杰出的文学艺术家，我们要有上等的顶端的感人至深的文艺作品。我们要有耐心，我们要随时地注意，随时地寻找，要寻找瑰宝，要帮助瑰宝，要积累瑰宝。在现在这种困惑当中，起码我们还有这种愿望，还有这种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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