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里面的国学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能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质的部分。正如习近平主席2010年6月20日在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中医孔子学院揭牌仪式的讲话所指出：“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中医文化充分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原创思维方式，融合了历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精华，吸收了儒家、道家乃至佛家文化的智慧。它是古代唯一流传至今并且仍在发挥重要作用的科技文化形态。

　　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近百年以来中医文化面临的深重危机，尤其是当今中医学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严峻挑战，很多人对中医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因此大力弘扬中医文化，不仅是振兴中医、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选择，而且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途径。

　　中医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四大支柱之一

　　中华传统文化是重“生”的文化。什么是“生”?《说文解字》说：“生，进也，像草木生土上。”意思是草从大地上长出来，这叫“生”，是生命，是生存、生活，也是生生不息的过程。《黄帝内经》讲：“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生之本，本于阴阳。”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国学就是关于“生”的学问——生生之学、生命之学，中华传统文化就是生命文化。《周易》说，“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医易同源。《周易》是“生生之道”，中医是“生生之具”。“具”就是器具、工具。儒释道注重生生之道、生生之德。而在中医看来，人身小天地，天地大人身。天地和人身就是一个同构、同序的生命体。中医不仅注重生生之道、生生之德，而且注重生生之具、生生之法。请不要忽视中医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医家是与儒释道三家并立的中华传统文化四大支柱之一。儒释道医四家关系可以用一张太极图来说明。

　　在太极图中，儒家是白的，是阳刚。儒家的基本精神是乾卦阳刚的精神，自强不息、刚健有为、勇往直前、百折不挠、昂扬向上。道家是黑的，是阴柔。道家的基本精神是坤卦阴柔的精神，厚德载物、柔弱虚静、自然无为、居下不争，以柔克刚。佛家在太极图外面一圈，因为佛家讲究“空性”，“四大皆空”、“五蕴皆空”。医家在哪里?在中间曲线。中医是讲阴阳调中。有人攻击中医太简单了，一个人有病叫阴阳不和，治病叫调和阴阳，病治好了叫阴阳调和了。我说这就对了，因为越简单的东西越接近事物的本质。中医讲调中，儒家讲中庸，道家讲中道，佛家讲中观。儒、释、道、医四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圆融和谐，共同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阴阳中和”的基本精神。

　　“阴阳中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追求，也是生生之道的基本保证。《周易》说：“保合太和，乃利贞。”儒家提倡“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道家《道德经》讲：“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佛家讲“中观”——大乘佛学中观派以“八不”中道来解释空性。而“中和”思想在中医中体现的最为彻底。试想如果没有“中和”，天地万物怎么可能生生不息?人体生命怎么能健康长寿?

　　医乃仁术，“仁”充分体现了“生生之德”，朱熹说：“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为心者也。”戴震更是直接提出“仁者，生生之德也。”儒家把“生生之德”落实在人伦关系上，医家则落实在治病救人上，“大医精诚”的“仁德”标准是为医者的基本道德操守和行为规范。明代医家陈实功提出“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古代中国大批的儒医、道医、佛医把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和精神落实到了医学上。

　　中医“象数思维”是中华传统文化思维模式的典型

　　中医传承《周易》的逻辑，采用据“象”归类、取“象”比类的整体、动态思维方法，建构了天人之间、人的各部分之间相合相应的理论体系。中医是《周易》为代表的“象数思维方式”的最佳体现者、贯彻者和运用者。“象”原指直观可察的形象，即客观事物的外在表现。中医之“象”已超出了具体的物象、事象，而成为功能、关系、动态之“象”。由静态之“象”到动态之“象”，由具体之“象”到功能之“象”，使得无序的世界有序化，使得人体与宇宙的关系有序化。

　　中医是离不开“象”的，如脏象、脉象、舌象、证象、药象，等等。如在分析人的生理功能结构时，将人体脏腑、器官、生理部位和情志活动与外界的声音、颜色、季节、气候、方位、味道等按“象”即功能属性分门别类地归属在一起。《素问·五脏生成篇》：“五脏之象，可以类推。”比如心脏的基本功能是主神明，主血脉，宇宙万物中的赤色、徵音、火、夏、热、南方、苦味、七数、羊、黍、荧惑星等均可归属于心。五脏均以此类推。这种取象的范围可不断扩展，只要功能关系、动态属性相同，就可无限地类推、类比。如果客体与之发生矛盾，那就只能让位于功能属性。中医有一个“左肝右肺”的命题很说明问题。肝在人体的右边，为什么说“左肝”呢?其实这是从功能、动态属性上说的，肝有上升、条达的功能，故与春天、东方等归为一类，东方即左边。所以，“左肝右肺”并不是从解剖学(“形”)上说的，而是从功能(“象”)上说的。中医在认识疾病过程中也是据象类比，中医重“证”不重“病”。将各种病症表现归结为“证”，如眩晕欲扑、手足抽搐、震颤等病症，都具有动摇的特征，与善动的风相同，故可归为“风证”。“证”就是一种典型的“象”。

　　“象”和“数”是连在一起的。“象”是可分的，如脏象可分五类，也就是五脏，或者说五大功能系统。八纲辨证则是把病证分为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八类，当然相互搭配还可分出更多的类。此外，“象数”中具体的“数”往往不是定量，而是定性。如《素问·金匮真言论》中的八、七、五、九、六实际上就是五脏的肝、心、脾、肺、肾，这是依河图五行成数配五脏。

　　中医象数思维模型可以概括为“气-阴阳-五行”模型。“气”是中华生命文化的核心。中医遵从“元气论”、“气本论”的传统，将“气”看成是人体生命的本源、本质，“气化”运动是生命发展变化的源泉。“气”是连续不断、流动有序的，是介于有形有状的粒子与无形无状的虚空的中间状态，可双向转换。中医认为“气”既是生命的最小物质，又是生理动态功能，是生命的能量。“气”的生命观必然导致中医学整体性、功能性、直觉性特征。

　　阴阳和五行是“气”的分化和表现形式，也是中医“象数”思维的基本模型。中医认为人体和宇宙万物一样充满“阴阳”对立统一关系。“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用“阴阳”来阐释人体组织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疾病的诊断辨证、治疗原则以及药物的性能等等。五行实际上是阴阳的细化，两对阴阳(水和火，木和金)加一个中土就是五行。中医以五行为纽带，以五行与五脏的配属为核心，将器官(五官)、形体(五体)、情志(五志)、声音(五声)以及方位(五方)、季节(五时)、颜色(五色)、味道(五味)、生化(五化)等纳入其中，以此说明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人本身的整体性。并用五行的生克乘侮来说明各种联系，如五脏中每一脏都具有生我、我生、克我、我克的生理联系。这种联系把五脏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病理上相生代表母病及子、子病犯母的传变过程，相克代表相乘(相克太过为病)与相侮(反克为害)的传变过程。五行模型还广泛地用于诊断、治疗等方面。

　　中医思维模式与西医乃至近代实证科学的思维模式大异其趣。中医注重整体、功能、直觉的思维方法，西医注重分析、结构、实验的思维方法。方法论的不同表明本体论的差异。大家知道，原子论是古希腊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西方哲学的重要传统。原子论认为原子是世界本原。要认识“原子”，必须采用分析、还原的方法。统观西医演变的历史，其实一直都在运用这种方法，去探求构成人体生命的最基本元素。

　　中医从一开始就没有走向机械、分析之路，而是采用横向的、有机的、整合的方法。中医认为人不是个可以不断分割的东西，而是一个有机的、开放的系统。人体内小时空对应体外大时空，对应大宇宙的天时、物候、方位及万事万物。从整体、宏观、动态、联系上认知生命，是中医的强项，也无疑是生命科学的大方向。但也不能不看到中医不重量化、不重分析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生理病理上细节不清、结构不明、定量不够，诊断辨证上带有较大的“艺术性”、模糊性，理论框架的万能化甚至僵化等等，造成了中医发展的缓慢，造成了中医与现代科学的隔阂。

　　中医“仁和精诚”是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念的体现

　　中医的基本理论、道德信念、行为规范、临床诊疗、养生实践无不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我把中医的核心价值观念概括为“仁和精诚”四个字。

　　“仁”是中医人的最基本要求，体现了中医从业者仁者爱人、生命至上的伦理思想。医生的责任在于传承阴阳之道，完善天地本性，在于治病救人。中医作为“生生之具”是帮助人类生命健康长寿的，是呵护人类生生不息的工具和技术。中医的最高道德理想是能够参赞化育、效法天道、救治生命以实现“生生”仁德。

　　“和”是中医追求的最高境界，体现了中医人崇尚和谐的价值追求。中医认为一个健康的人必须做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身形与神三个层面的和谐。中医认为“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之所以会生病，就是因为失“和”——违逆了天地阴阳四时的规律，进而引发自身阴阳失和，于是治疗疾病就需调和致中。进而言之，中医提倡医患信和、同道谦和，强调医疗行为中各种关系的中和、和谐之美，“和”表达了中医药观念和方法、手段和目标的统一。

　　“精”是中医职业精神的最高概括，体现了中医人的职业要求。生命至重，有贵千金。所以对医术的要求至高，必须做到至精。孙思邈《大医精诚》认为医道是“至精至微之事”，所以要求从医者首先要有精湛的医术，习医之人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礼记》上说“医不三世，不服其药”，意思是没有研究透彻《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脉诀》或《伤寒论》这三世之书，不能算称职的医生，不敢服用他开的药。后世医学教育、医疗实践中，对医生的职业素养要“精”的要求一以贯之，成为中医的核心价值追求之一。

　　“诚”是中医行为的最高准则，体现了中医人格修养的最高境界。孙思邈《大医精诚》要求医者必须诚心救人：“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要有“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感同身受的心，“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亦不得“自逞俊快，邀射名誉”、“恃己所长，经略财物”。“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的大医之体是“诚”的形象写照。

　　中医的发展方向关乎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命运

　　中医在数千年发展过程中不断汲取中华文化各家精髓，汉代医学汲取先秦儒道及其他各家的精髓，隋唐以后汲取儒释道的精髓。中医还不断汲取历代天文、数学、地理、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中医不仅是“科学史上的奇迹”，也是文化史的奇迹。

　　然而，近百年来中医却屡遭坎坷。伴随着传统文化近现代以来所遭遇的猛烈冲击，中医不但失去了在中国的主导地位，甚而几次面临着被取缔的命运。科学主义的盛行，使“科学”与否成为“资格”标准。凡是不符合“科学”的东西，都要遭到批判、唾弃。中医药学自然躲不过这样的“资格”拷问。在科学主义的话语霸权之下，带“中”的一切事物都失去了合法性。

　　从根本上说，中医的危机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危机。在长期的西方文化中心论、科学主义思想观念指导下，国人对中华文化的信心受到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优秀的中华文化受到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摧残，中医学也是如此。可以说中医的发展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那么中医应该如何发展?由于视角不同，立场有别，中医界乃至整个学术界形成了很多流派。总的分为两大派：一派可称之为“现代派”，包括剥离派、改造派、重构派、科学现代化派、西体中用派等。该派认为，应该采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将中医学的传统体系改造成科学体系。中医学是一个含有巫术、哲学、科学等多种成分的复杂体系，应将那些非科学成分一层层剥离和解构、丢弃，只保留科学的成分。另外一派可称为“传统派”，包括补天派、重认派、中体西用派等。该派主张立足于中医自身的传统思维方式来研究和发展中医，在不破坏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和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对中医学不足的地方给予修补。认为可以借助现代科学的方法和手段，但不能以现代科学为标准来衡量中医、改造中医，强调重新认识医学的目的，重新构建医学的价值系统。医学的目的并不是纯粹的治病，而是治人，要以人为本。

　　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在上世纪末提出一个“中医现代化悖论”——“中医能够实现不改变自己非现代科学特色的现代科学化吗?”在我看来，中医的发展只能按照中医本身的规律发展，而不能按西方科学、西方医学的模式发展。中医要发展，首先要搞清中医的历史文化，要重新找回中医自己表达的“语言”、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进而培育适合发展的优良土壤，或提供中医发展所需的营养成分。要想发展中医，必须要保持中医特色。所谓中医特色指的是相对于现代医学而言的本质特点，有人将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看成是中医的特色，有人将元气论和阴阳五行学说看成为中医的特色，还有人将藏象学说视为中医特色。我个人认为中医特色就是中医学特有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也就是前面已说过的“象数思维”，即中医是从功能模型、关系虚体出发来构建人体生命系统的。当然，中医发展绝不能离开现代科学、现代医学，要借助现代科学的方法和手段。

　　中医学是一个包含科学、人文等各种成分的极其复杂的混合体，中医的各种成分可以分为“形”、“气”、“神”三个层面，其中“气”和“神”是中医特色和传统文化精华之所在。如果舍去“气”和“神”而保留“形”，那样的中医连最初级的西医形态学、解剖学都不如。中医和西医都是研究人体生命的，人不是一堆分子生物结构，而是活生生的生命。医学应尽快回归人生——整体生命的本体，要关注“气”和“神”层面。

　　其实老子已经告诉我们怎样对待外来文化，简言之四个字：“知白守黑”。在守住我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基础上，一定要了解西方文化，要有包容的胸怀，并为我所用。振兴中医完全可以走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道路，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应该并行不悖，如鸟之两翼，共同为当代中华文化、当代中医的发展提供动力。

　　我个人认为，中医的发展应当采用“扬长弃短”的态度，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应当发扬自己的优势“方面”，对自己的劣势“方面”则直接用现代医学来弥补。中医学在代谢性、免疫性、功能性疾病以及多组织、多系统、多靶点性疾病或特定病程的治疗方面，在调整亚健康状态、养生摄生、防老抗衰等方面有着优势，应当“有所为”，而对一些明显处于劣势的疾病则可以“有所不为”，中医的优势发展应当始终以中医为“平台”，而不是以西医为“平台”和发展目标。

　　弘扬中医文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性选择

　　长期以来，对中医哲学、中医文化的研究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中国文化学界，一般只关注对儒、道、佛的研究，而忽略中医文化的研究;在中医学界，一般只关注中医的临床和实验研究，同样忽略中医文化的研究。

　　中医文化复兴不仅是振兴中医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途径，其意义重大。北师大几年前完成“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项目，对全国大学生调查显示，在前10位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中，汉语(汉字)、孔子位居第一、第二位，中医居第六位。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入，中医药逐步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和认可，越来越多的各国民众选择中医药作为医疗保健手段。中医药的医疗保健方法与手段，已成为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

　　优秀的中华文化与中医文化同根同源，本为一体，正如树木生长一样，一棵树即使再茂盛，当它根基下的土壤营养不足时，也会慢慢衰败凋敝。在现代社会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对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逐渐陌生，对原有的书面语言文言文更缺乏必要的掌握。在大多数人看来，以文言文写就的文化典籍、中医药书籍无异于“天书”，由文言文记录的优秀中华传统文化、中医思想，成为了摆在现代人面前的一道难题。传承、发展和振兴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而从中医文化的普及入手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案。

　　(张其成，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文化重点学科带头人，北京中医药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国际易学联合会副会长，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文化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委会副会长，张其成国学基金发起人。著有《易学与中医》《易道主干》《全解周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