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及西传

　　演讲人：肖东发

　　演讲者简历：肖东发，北京大学教授。1949年11月出生于沈阳市。1974年10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1979年9月至1983年7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读在职研究生，1983年获得硕士学位。1995年被新闻出版署聘为出版专业教材评审委员会委员，同年被英国剣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收入《国际名人辞典》。2001年至今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出版研究所所长，院学位委员会主任。

　　很高兴能有这么个机会跟大家一起交流！我也看了一下，一般的情况都是周六、周日，以往我在紫竹院总馆讲也都是周六日，今天是星期四，难得大家还来听讲。为了配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和旁边的雕版印刷博物馆的西学东渐那个展览，我准备了一个活字印刷西传和在东西方作用的比较，这样一个题目。

　　大纲是这样一些内容。就是印刷术是分雕版、活字和套版的，我今天重点的讲活字，但是也离不开雕版。它是怎么发明的呢？关于这个问题在国际上就有争论。韩国1966年发现一个《无垢净光陀罗尼经》，它就要把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权争过去，我在上世纪末，就是1996、1997那段去过韩国，跟他们争论这个问题。后来在它的清州古印刷博物馆那又(有)一个铜活字的《直指心经》，它又要说金属活字发明权在韩国。也就是说不管是雕版还是活字，金属活字，它都要争。第三个争论呢就是西传，到底谷登堡这个印刷术受没受到中国的雕版或者活字印刷术的影响是有争论的。德国谷登堡博物馆的馆长，一任和一任都不一样，有的馆长他就比较承认，有的馆长他就不承认。所以对这个问题呢，我通过这个讲解也给大家回答到底我们的印刷术传没传播开去，怎么传的，这个作为今天讲座的重点。

　　接下来，我觉得就是老说都是我们的、都是我们早，好像意义也不是太大，国人觉得争来争去也跑不了。那么我们要引起反思的是为什么同样一个很重要的、划时代的这么一个技术，在东西方命运不一样。扩延至四大发明，在东西方的命运也不一样。我们很早就发明了火药，但是呢，大家知道诺贝尔他的火药的作用更大。指南针啊、造纸术都是这样，都是有不同的命运。所以这一点要作为我讲座的一个反思点，作用不一样，命运不一样。同时，我觉得今天我们的教育、出版也有很多问题，我们古代的遗产非常丰厚，但是一分为二，有的是非常优秀、优良的，但也有一些是有一些负面影响的，要不要考虑。

　　最后落到什么呢？因为我原来是学图书馆系的，我一到图书馆非常亲切，我1979年到1982年写硕士论文的时候，我经常(到)老馆来查建阳余氏的刻本，所以我还是要替图书馆说话。就是一个国家当你比较有钱的时候，你把钱花到哪儿？是上一个又一个的大项目，搞完了机场搞铁路，搞完铁路搞动字头的快铁，再磁悬浮，是这么去铺摊子上项目呢，还是把钱花到根本上，教育上、阅读上、出版上。我有机会我就这么说，因为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我是一个学图书馆的，现在搞编辑出版研究的，我也关心国家的命运。我最后要讲这么几点。

　　我的ppt都没有做完，但是我也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些我的思考。

　　但是我们还从古讲起，推陈出新。刚才我也说了，中国古代的文化是非常辉煌的，对世界贡献非常大，光印刷术就有三种，都是中国最早，雕版、活字、套印，而且我认为是传向世界，是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很大贡献。它的路基本上往东传往日本或者韩国，应该说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一个是半岛一个是岛，一跨过去，至于什么越南啊，但是传到西方是比较经过一番曲折的。它的媒介，它的载体是什么呢？我一会儿会展开说，纸币，就是钱币，印的纸币，纸牌，打的这种麻将牌，我看到姜寻的展览还有一些什么牌九之类的，还有宗教印刷品，宗教版画，这个很重要。时间大体就是两宋、西夏，一直到元，到元帝国的时候欧亚大陆是打通的，没有太多的障碍，军事障碍，其他的障碍，所以就传到了西亚和欧洲。那么于是乎，1448年前后谷登堡发明印刷术是肯定受过(中国的影响的)。

　　在这方面我们又承认谷登堡的一些贡献。在姜寻的博物馆里现在正在展示他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手板印刷机，他的贡献不仅是这个，铅锡锑合金的金属活字，然后油墨、手板油印机，还有其他的技术。但是呢，在我国就成了稳定的封建统治的，包括科举考试啊，包括其他方面的一个很稳定的工具。我们不重视经营，没有像西方，半个世纪就成为欧洲第二大产业，印刷业，我们不重视科技，不重视开发，不重视经营，不重视突破创新。而在西方的那半个世纪，它不仅普及了文化，促进了文学(及)其他的发展，促进了宗教改革运动，还给整个的西方世界带来了大的，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用马克思和培根的话是“催生婆”、“助产士”。这个话说得很有分寸，不是内因，不是根本，根本是它社会已经发展到那种(程度)，但是它是外因，它加快了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普及。这个发明是金属活字的谷登堡的这个。我觉得反思我们的就是缓慢，一说什么我们早就有，雕版，隋唐之际，公元六几几到七零几，那么到现在1400年了，活字1041到1048，也是八九百年了，谷登堡明显的晚了四百年，可是他这个发展就快，作用就大。关于这个问题也是我要讲的一个要点。然后最后我还要说，根据这个要考虑我们现在的出版的问题，我们现在的教育上的问题，我们现在的文化软实力。这是基本内容。

　　我们说活字印刷一个特点是一个一个单字要有排版，要有复印这些东西，一版一版还可以拆，活字有时候可以反复的运用。一直到上个世纪的晚期，可以说上个世纪的1980年，我们还是活字排版，还是铅与火。1990年由于王选的汉字激光照排，我们才告别了铅与火，迎来了光与电。当然我们现在旧的那种手拣式的铅活字淘汰了，这二三十年的发展变化(很快)，可是我们记忆犹新，旧的那种活字在有的地方还有，就像旧的那种木活字在我国的比如浙江省温州地区还用来摆印家谱，他们也去搞了那个调查。

　　我们是1041-1048(年)，在沈括的《梦溪笔谈》里面有详细的记载，三百多个字就是一幅非常明确的专利说明书，就是沈括写的。“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行之”，这句话说雕版印刷嘛，唐朝就有了，只不过不太盛。“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到五代的时候，冯道刻了《九经》之后普及开来了。公元932(年)是一个划时代的年代，到了宋代就相当的繁盛，可是雕版印刷有很多问题，结果就出了毕昇，搞了活字。造活字，“薄如钱唇”，“火烧令坚”，有的“之”、“也”等这样的常用字要多备，“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造字的时候有冷僻的字，也有常用字，常用字要多，冷僻字马上补，排版移换倒板，以松香蜡油这样的松脂蜡，密布其上，火烧，药一熔，赶紧冷却固定了，排版了，然后用完了呢再拿火一烧。写得非常清楚，应该没有问题。

　　而且通过活字的发明之后，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毕昇的泥活字，到了南宋有周必大继承，到了元代有杨古，到了清代有翟金生，可以说是一脉相承。还有木活字，到了元代，1300(年)前后，1298(年)王祯搞的《农书》，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展览里还有有关的一些图片、实物，他就印的《旌德县志》，可以说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你印的越多越好，“若(止)印二三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越印的多越省。第三阶段是金属活字，代表性的就是在王祯的《造活字印书法》里提到了“近世(又有)铸锡作字,以铁条贯之”，王祯是元代人，他说“近世”也就是元初或者南宋末，有人铸，就这个锡，来做字，就是金属活字，是一个一个活的，要用铁条来贯穿，来穿它。所以说金属活字自宋元时候就有，我找到五六条根据。然后到了明朝，有无锡，锡山、惠山，锡惠公园嘛，就是无锡的华氏，华燧、华坚、华镜、华珵祖孙四代都搞这个，安国，姓安，“富几敌国”，但是他就搞铜活字、锡活字。一直到什么呢，《古今图书集成》，清代，咱们一进这大院门，一边是《天工开物》，一边是《古今图书集成》，可能大家不知道最早的《古今图书集成》是用铜活字印的，印了六十五部。每一部多少字呢？一亿六千万字。这《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百科全书，最大的是《永乐大典》，可是它不全了，仅剩百分之四了。在《永乐大典》几乎损失殆尽，那是话题，我认为皇史宬夹壁墙里没准就保存着正本，那是我的观点，有人觉得十三陵的永陵那，嘉靖皇帝殉葬，埋了一部正本。副本呢，一直东毁西毁，东偷西偷，到了八国联军的时候，几乎都光了。现在整个计算起来，国家图书馆存了七百九十七卷，世界上加到一块也不到全书的百分之四。也就是百分之九十六都没的时候，那我们就得看《古今图书集成》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目录四十卷，分六大汇编，历象编就是天，方舆编就是地，明伦编就是人，博物编就是物，经济编就是事，六大汇编，三十二点，六千一百零九部，一点六亿字，是用铜活字排印的。在哪排的呢？就武英殿，等于在故宫里面。它里面的版画是雕版，所以有的早的版画不行，它是雕版。咱说的是活字，所以活字在我国也是一脉相承的，有泥活、木活、金属活字。

　　这里就提到古登堡了。有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年答题，我们出研究生考试，硕士生题，说：活字印刷是哪国人，谁在什么时候发明的？结果有将近一半的人答错了。这个比例很高啊，百分之四十几。都答成是由德国人谷登堡在1440年前后发明的。错!应该是中国人毕昇在1041-1048年发明。我们有的老师，读这个洋书，读西方书读惯了，就是只知道谷登堡，忘了毕昇了，这哪行!说要不然两个都算对？我说不行!不能两个都算对，就是答毕昇对，答谷登堡不对。因为我们说的是整个，前提，活字印刷，就像今天的标题，活字印刷技术的思想、技术。刚才说了，《梦溪笔谈》说的清清楚楚是毕昇啊。那古登堡呢？他是欧洲金属活字印刷的奠基人，限定一个，他不是全世界的意义，他又不是最广泛意义的活字印刷，他是金属活字，他是改进者，不是发明者。他改进了哪几方面，一会咱们再讲。他有四个方面的贡献。所以这点应该明确，他是改进的，是在前人基础上完成的。他的前人就包括我们，包括中国人，中国的雕版和活字。他或者直接或者间接，起码他当时看得见雕版印刷的词牌，他看得见版印的文字，还有宗教版画。我这一会有几个图，比他早，是1420年，那个时候他可能也就十来岁的样子，就已经在欧洲有很多木版画了，也有印的书了，木版书了。这个他肯定得受启发。就在谷登堡的前后，荷兰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都还在那争呢，说不完全承认都是谷登堡，别人也在抢，因为都同时看到了中国这些印刷品，都会受到启发，只不过他名声更大。

　　我听了也有感触。各国都发明谷登堡的书啊，宣传品啊，包括邮票，以谷登堡为题材的各国的邮票能装满一个集邮册，而以毕昇为图像也好，或什么也好，中国没出一套。我都建议过，为什么不出？这毕昇的贡献不比谷登堡差啊，为什么咱们就不宣传、不讲究呢？在很多微观的地方我觉得咱们做得也是不够的，难道就因为他是布衣吗？过去封建社会有些人瞧不起(他)，不提毕昇，非得提沈括，“近用沈存中法”、“沈氏法”。人沈括还没那么说呢，没说我发明的方法，是毕昇发明的方法，沈括的态度还是实事求是的。那你为什么不提毕昇，就只提到沈括呢？一种偏见。这又是一个话题吧，一会我们还会要展开的。

　　这活字印刷术怎么传的？现在说这个问题。韩国有些学者，刚才在故宫碰上它那个出版社副社长，过两天到韩国去开一个雕版的会，《大藏经》的会，为什么呀？韩国今年要大庆祝，它的《高丽藏》1011年雕的，到今年一千年，整整一千年，它挺高兴，要举行各种会议啊，大肆宣传。去年采访我，他提前采访，甚至有一次就在这儿，就在姜寻这个地儿，还有一次在北大，我就说了，我说你这个《高丽藏》是在中国的《开宝藏》，公元971-983，就是宋太祖赵匡胤开宝四年到太平兴国八年的时候，我们雕印了一部《大藏经》，是全世界第一部雕版印刷的，在益州，就是现在的成都，雕印了十三万块板，一部完整的。因为它整个部头是五千零四十八卷，四百八十帙，就是十卷一包的话，十二卷一包的话，也得包四百八十多包，因为全部是五千零四十八卷。这个是唐代的和尚编好的《大藏经》，目录就是这么大的，它只不过把它雕版了，一千零七十六部经典，佛教经典。我们这也有意思的是，宋朝开国年间的宋太祖开雕，宋太宗完成，太宗赵光义，然后宋真宗的时候，就这头三个皇帝，第二个就完成了，第三个就赏赐给高丽。我们开雕971，完成于983，那高丽是1011，比我们就是晚啊。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甚至它每半页十七行，每行多少字都和我们的一样啊。比我们多点，多那部分是我们的《契丹藏》，辽，契丹也是中国啊，多了一些。这个又有应县木塔为证，又有云居寺的石经为证，《契丹藏》，刻在石头上的。也就是韩国的1011年的这个东西不是它自己想起来的，它一部分前半截拿的《开宝藏》，后半截补了点《契丹藏》，全是拿我们的东西，就是这样，实物在这存着呢。

　　当然它那个第一部《大藏经》没有保存下来，它保存下来第二部。它这《高丽藏》刻啊都有意思，都有点背景。第一次可能是契丹打到它那，他们抵抗不住，就离开开城，首都，临走的时候皇帝发下宏愿，说如果佛祖保佑，契丹兵退了，我一定开雕一部《大藏经》来感谢佛祖。他是发了这个愿，实际起作用是什么呢？就因为它大冬天，春节前后，坚壁清野，没有粮食，没有烧的，契丹兵在这连冻带饿，撤了。他回来了，高兴，赶紧还愿，刻了第一部《大藏经》。第二部《大藏经》是元朝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个过程，它又刻了续《高丽藏》。难得的是它的续《高丽藏》的版子，两面刻的一共八万块版，完整保存到今天。

　　我发现在保存古物方面，日本不得了，韩国也可以，咱们国家毁的太多，保留的太少。好歹我们也没有一点没保留，我们只保留了，我研究的十七部大藏经的最后一部《龙藏》，完成于乾隆三年，这个经版就算保留了。中间几经波折，有一段文化大革命时候就搁在哪呢？搁到咱们北京图书馆的分馆柏林寺，柏林寺在雍和宫的东边，就堆在露天，苫上点破塑料布、破席子，哗哗哗下雨，把底下都浇湿了，洇了，烂了，就已经不像样了。后来文革结束之后，又把这些经版搬哪去了？云居寺，房山云居寺。所以那时候我说，为什么我也愿意领着同学去云居寺，它有石经版、木经版，还有纸版，甚至还有血的经，血写的，就是虔诚的佛教徒，有的和尚，或者用舌头上的血刺破了，拿笔抄，或者用指尖的血，当然他也不能不停的抄，人就受不了了，他大概一天一百字，这也是一个毅力啊，所以你会看到那个经，佛经啊，是血写的，也有深有浅，由最深渐渐变浅了。我们《龙藏》现在又修补了。八十年代末的时候，在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十一世班禅的主持下，印了三十部。当时凑齐了，补齐了，非常难得。当时的价格几万元，现在已经涨到几十万元一部。据说有人正在计划再把那个版子再刷印。这是《高丽藏》，它那有一部，它那已经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了，我们也有一部，但是我们的要晚一点，但是原根还是我们的。

　　很难得的在前几年发现了大量，这个量当然也不是太大，几十部吧，西夏文的活字本，这个难得，在贺兰山，在宁夏境内，在俄罗斯的彼得堡。它是1909年有个叫科兹洛夫的在黑水城发现了几万卷西夏文的宝贝，那等于也是个图书馆，他给端走了。大家知道1900年发现敦煌，当时的王道士给中央打报告，说能不能把这些经卷运到北京？这是叶昌炽打的报告。可是大家想1900年是个什么样啊？八国联军打到北京了，慈禧太后都跑西安去了，哪有钱啊，就地封存。可是消息透露出去了。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陆续偷走，英国人偷走一万卷，法国人拿走五千卷最好的，剩下六千八百九十七卷到了国家图书馆。那么俄国人原来也想找，后来也想要，他在1909年的时候，敦煌已经都搬到北京来了，敦煌剩下没有了，他还在那转转，转到了额济纳河那，黑水城那，他突然在一个古塔底下发现了一大堆西夏文，全都端走了，端到了当时叫圣彼得堡，后来叫列宁格勒，现在又叫彼得堡了。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民族研究所的所长叫史金波先生，原来在苏联时期，他是秘不示人的，不说，多少也不说，也不让人看，现在总算开放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看里头有不少活字的。

　　这韩国人说咱们，你们那个毕昇啊那是一个思想，没有付诸实施，我们能找到历史上的一些事实来反驳它，但是更有力的就是这些西夏文的活字本的实物，更有力说明，不但用了，连西夏字都用了，不但有泥活字，还有木活字，不但有历书，还有其他的书，还有佛经，这不事实胜于雄辩吗？你怎么说我们没用，你看看我们的东西在这儿呢，甚至还跑到俄国了，让俄国人抢走了，它给保存着。所以这个事实还是胜于雄辩的。

　　他说“保藏”，我就跟他们辩论，跟他们经常的吵一吵。我说你看那话前后是什么？那“藏”在哪？那是那段话《梦溪笔谈》里的，“昇死”，毕昇死了之后，“其印为余群从所得”，他的那些印，活字的印被我沈括的侄子们得到了，“至今保藏”之，到我写《梦溪笔谈》的今天，我写的时候，至今还有实物，就在我们老沈家，“保藏”之。这只能证明沈括写这东西(是)第一手材料，实事，有真凭实据，都不是道听途说，你怎么就得出“保藏”了，光藏了没用？没用他能那里说那种话吗？“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就证明他试验木活字了，因为木头有硬有软，纹理有疏有密，一沾上水则高下不平，有高有低，还有这些木活字跟药，就是松香啊，蜡油啊，粘到一块，你这一胡撸胡撸不下来，所以就没有用木，木头其实很容易得到的，也很容易刻的，而用了泥，这是毕昇的时候。这个问题很快的被西夏人克服了，西夏人的活字本里有泥活字的，还有木活字的，这很难得。更不用说后来又被维吾尔人，回鹘文，就是在1300年前后在新疆，或者在敦煌，发现了木活字实物，也至今保藏在法国集美图书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这实物都有啊，实物、事实、印本都是最有力的驳斥他。

　　昨天发的书目咱们这好像就没有收到，我这推荐史金波和雅森·吾守尔，这是维吾尔人，他们写了一本书《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跟我这个题目是很切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他这个著作还是获奖了，就是因为这两个人下力量找那些实物，用这个发现西传没西传。史金波是多次到圣彼得堡敦煌研究所查阅，史先生非常好，他跟我说，他打开那个卷的时候，他说我有一种历史感，扎这个扣，扎这个袋子的人，恐怕是七八百年前系上的，现在由我给它打开了，每一卷每一卷都会有发现，这个史金波先生懂西夏文，所以他能看得懂。这雅森·吾守尔更可以，直接到巴黎集美博物馆。当时是1908年伯希和把五百多卷卷子拿走的时候，还趁机拎走了一桶似的，这一桶有多少呢？差点到一千，九百六十枚回鹘文，就是维吾尔文的活字，这也是实物。这雅森·吾守尔就买了几大张宣纸，宣纸好，结实，现在的纸时间长了就黄了，就脆了，保存不了，然后一个印章一个印章往上刻，一大张拿来上面都是什么字，他懂，他是维吾尔人。当时没拿全，剩下了，在敦煌剩下了，现在又可以有新发现，就近年来也在那不断发现，比如有一次发现了二十八枚木活字，只要是木活字就很难得了。

　　那么，怎么就传到了西夏？我认为关键人物就是沈括。沈括生在北宋天圣九年，大家看1031(年)，也就是说当毕昇1041年发明的话，他十岁，1048年的时候他十七八岁，他跟毕昇是同时代人。所以还有人认为，现在关于毕昇的老家是有争论的，一部分人，浙江人认为就是钱塘人，杭州人，因为沈括是杭州人，毕昇认为也是杭州；也有人认为不是，因为在湖北英山县发现一个毕昇墓，生于什么年啊，年号好像大体是宋元的，所以有一部分人认为那就是真正的发明活字的毕昇的墓，但也有人认为那是同名同姓。咱不说那个，沈括有一段做一个官，知州，什么知州？延州，延安这个地方的州，延安是什么地方？大家很熟悉，陕、甘、宁边区，挨着西夏，陕北挨着西夏。那么我们和西夏的关系是有战有和，有的时候打仗，但更多的时候还是和平，那么很容易就把泥活字，在《梦溪笔谈》里也记了很多西夏的风俗习惯，所以一种就是沈括他早就熟悉掌握泥活字的方法，从民间传到西夏，《梦溪笔谈》也可以传过去，照着书本也能明白，所以西夏文泥活字本、木活字本就是沈括传过去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我们觉得这样的人物太少了，像门口的《古今图书集成》、《天工开物》还有《梦溪笔谈》，这样的著作太难得了。

　　这个回鹘文的木活字也有意义，到1300年前后，它是拼音文字，字节有长有短，正好说明了传播的路线是西传的。所以李约瑟曾经在他写的《中国科技史》里有这样一句话：“如果印刷术从东方传到西方过程有过那么一个中间环节的话，既熟悉雕版印刷，又熟悉活字印刷的维吾尔人极有可能在这种传播中起了作用。”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是党项族，西夏人，就是偏北一点，延安，陕北，然后宁夏，然后甘肃，然后新疆，西域，到新疆这是1300(年)前后，跟王祯同时，所以不能说王祯是木活字的发明人，也是改进者。他改进，说毕昇那不是“文理有疏密”吗，我就找同样的木头，同质的，同样密的，枣木就是枣木，梨木就是梨木，我不找第二种木头，它就没有软硬之分，不会高下不平了。另外，说大小不一样，我这样，我那一整块板上我先雕字，再用细锯给它锯开，高低都一样了，原本是一块板，大小一样，我给它标准化了。原来说木头容易跟药粘到一块，王祯说我拿细竹条给它夹紧了，我不用松香蜡油的，那东西太粘乎，我夹紧了来印。他都改进了，他避免这些缺点，人们的发明就是不断在改进旧的，有问题不怕，把它克服了，就前进了，所以王祯改进了木活字。维吾尔人也改进了木活字，就是有了木活字。这就是我说的活字的一个阶段，而且李约瑟都是认定的。

　　那么大家想，甘肃啊，敦煌，肯定在咱们这个讲台经常有讲敦煌文献的，有很多敦煌文献的专家，它是几大文明，这边汉族文明，东部的，然后西边的藏族文明，然后西域的文明，北边包括俄罗斯也好，这样几大文明交界的地方，佛教、基督教、东正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都在那聚集，所以敦煌真是宝地。现在是显得偏于一隅，那时候可是丝绸之路，到西边分北路、中路、南路，它是交汇点，到了安西，到了敦煌就并到一起了，然后往东，就是到了兰州和西安，再从兰州、西安到了敦煌这，正好“西出阳关无故人”，“春风不度玉门关”，到它那分的叉，到敦煌这分两叉，一个是东北，一个是西北，一个阳关，一个玉门关，是个咽喉要道。在那就发现了很多什么呢？敦煌卷子几万卷都是写本吗？难得还有一些印本，早期印本，这太难得了。虽然它占整个的百分之一二，四万卷里它有百分之一，四百卷，就不得了。其中包括868年《金刚经》，中和二年、乾符四年，882、877的历书，这都有唐代年号的，还有一批没有年号的，上图下文的佛图，还有其他的佛卷，还有千佛像。这个在现在的中厅展览都有，大家去看。它是捺印的，那既是雕版印刷的前身，又是活字印刷的前身，它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严格意义上的，因为它不是刷印，那都有棕刷在那刷印，它是捺印，象印章一样盖的，那个也很难得，那就是印刷术临近成熟、成型之前的。都在敦煌，敦煌这种东西特别多，唐五代，或者什么。就这样的，那也有实物，大小跟这个差不多，上图下文，“大圣文殊师利菩萨”，上面是一个图，骑着狮子，要骑着六个牙的白象就是普贤了，也有观音的，这不是一件两件，几十件，在敦煌，也就是印刷术在这个时候已经成型了。

　　我们所以可以列个表，毕昇的泥活字1041-1048(年)，接下来沈括知延州1080-1082(年)，然后西夏文的活字，现在最早的1060(年)的，最晚的1037(年)的，那么到了辽、宋、西夏之后，西夏大概和宋同时代，后来蒙古兵就来了，也就是元了，元代了，元代大家都知道，它有很多，把人分成四种，文化审查比较严格，但是它还有另一个，它把欧亚大陆统一了，中国再往西边走不受什么限制了，不是说一道关一道关，元朝的统治者厉害，统一了欧亚大陆，都一个个的小国了，都兄弟之间的国家，那么传什么东西就容易了，什么东西传过来了？我们的木版画、木活字，包括雕版，就这样往西传过去了。那么结果谷登堡1442-1458(年)，它是一个过程。我们有时候说1448、1450，都可以，它是一个过程。

　　我们再看在他之前的一些宗教版画、木活字等怎么传呢？我说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纸牌、纸币。1294年，正好1300(年)前后，乞合都汗，这个大汗，他有一年愁，国家没钱了，造币也没铜了，没铁了，没金属了，有个宰相兼财政大臣撒都剌丁，他说我在元啊，在北京那看到一种纸币，你印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你印一贯、两贯。其实要有金本位支撑，其实你要有财产、物品支撑你才能发(纸)币，不能乱发。结果他就发行了，那个国王就很高兴。我这就找了这么两个元代的钱币，纸币。咱们知道北宋就有会子，南宋就有交子，交子、会子，北宋、南宋就有了，你看这上面有交子，这边是会子。南宋灭亡一方面是元打得它，另一方面内政，奸臣当道，还有经济混乱，为什么？乱发纸币，发多了，乱了。通货膨胀啊，货币贬值啊，你发的钱不值钱，你没那么多东西。这个是绝对的，这个是经济规律。可是这两位老外不懂啊，以为印纸币容易着呢。你看这写个一贯，它就1000钱，这两贯就可以是两贯，这至正、中统都是元代年号了。他可能见过这个钱，他就用了，他就实行了，结果是经济崩溃，但是印刷术传出去了。这纸币是印的，他知道能用这种方法来复制，印刷很多东西。所以当时，还是1300年前后，这个年代很重要，他(拉施特丁)在出这个《史集》的时候，他讲中国这种印刷术，他们“采用一种巧妙的方法，使写出的书稿原样不变地复制出书来，而且至今仍是如此。当他们要想正确无误而不加改变地复制出写得非常好的有价值的书时，就让熟练的写字能手工笔抄写书稿，再将书稿文字逐页转移到版木之上。还要有学问的人加以仔细校订，且署名于版木的后面。再由熟练的专门刻字工将文字刻在版木上，标出书的页码。更将整个版木逐一编号，就像铸钱局的铸模那样，将版木封入袋子内，将其交由可靠的人保管。”这是拉施特丁记载的，他把这技术用文字描述了，证明他有认识了，已经成为经验了，这种东西传到谁那，谁就可以会了。

　　另一个特点，纸牌。所以也有人分析说造纸术在公元751年，就是唐玄宗天宝十年的时候传到了大食帝国。就是在咱们西域那打了一仗，到了大食帝国，阿拉伯人掌握了这个好技术，它就保密起来，不断地把纸卖给欧洲人，这中间赚了很大一笔钱。真正传到欧洲已经到了1050(年)前后和1150(年)，就传到西班牙，从突尼斯跨过直布罗陀到西班牙，还有到意大利的时候，那都是几百年后了。它是751(年)，我国唐代，唐玄宗的时候，等到后来，宋以后，欧洲人才会造纸术，哦，原来这么好，这么方便。可是印刷术没有像造纸术传的这么快，有人分析，说阿拉伯人为什么呢？一种，《古兰经》不要求那么多，复制压力不那么大。但也有人分析说是不是跟那个棕刷，大家一看不是猪鬃，是棕树的棕。那个刷子，展览那摆了好几付，大家可以看，前面刷版，加油墨，再把纸附上，再施加压力，一揭开就是了，雕版或者活字都要有这个印刷技术。到了元代不是问题了，元代早就熟悉这个雕版，早就发行纸币。元朝玩纸牌，所以它就传过去了，大概在中国元代的时候就往西传。这纸牌很有趣，大家也知道，像玩麻将、玩牌九都是，当时两岸陆上的丝绸之路已经有点衰落了，海上的丝绸之路兴起来了，但是坐船很慢的，起码得十天半个月，海上的生活很单调啊，得消遣，有纸牌就行了，好玩，可能消磨时间了。所以这些聪明的商人，他不但自己玩，多买几副，印刷品嘛，纸的，纸牌，不重，买回去之后还可以教给家里人玩，教邻居玩，弄得好还可以赢别人的，用合理的方法发财，所以他们都是带这种东西的。

　　这种纸牌到1400年前后，吐鲁番出土，有整张的，有单张的，柏林图书馆那是一个单张的，叫“管带”，我一看上面还有这种词。那么那时候的纸牌是什么样？当时都有技术说明，威尼斯还要保护本国印纸牌的产业，可见销量很大。你看，一万、两万、三万、四万，很粗糙，但是这是印刷品，底下是饼，上面是条，中间是万，跟现在差不多。法国远东学院院长给我带了一个照片，一个烧纸牌的油画，一个欧洲少女在很多人，上面有教士、教皇监督下正在点火烧一副纸牌。油画，很逼真的，这个年代1420，比古登堡早三十年，可见当时纸牌在欧洲已经泛滥成灾了，教会要管了，要烧纸牌了，要禁了。咱不管当时的背景，事实证明纸牌已经传到那，而且很盛，正是在古登堡发明金属活字以前。当然后来还有一些其他的印刷品发现，在埃及，存在海德堡大学，维也纳了，它们都是中国的印刷品，不是用压印，这个压印刚才大家看了，古登堡是压印，而是中国人的方法，将纸铺在版木之上，用刷子轻轻的刷印成的，这能看出来，压印的劲大，刷印就很轻。这些实物有发现，还不少，分别藏在不同的博物馆，证明已经传到了北非、中亚、西亚、南欧这些地方。

　　他们当时的版画就这样，拉丁文的，这样的一些版画，宗教版画，已经不是画的了，是刻的，就在这个时期，在欧洲很常见了。比较有名的是圣约翰克里斯托弗背着小耶稣，还说你走到哪只要碰到耶稣你的困难都能克服什么的，这个年代也是1423年。1420、1423(年)都在古登堡前二三十年，那也就是说像这样一些宗教版画已经很多很常见了，足已影响他。这叫什么？印刷术，木版。在木版的基础上，德国有人叫布赫曼，就是由书和人组成的一个姓氏，等于欧洲已经有早期的印刷。原来写本是很少的，现在印本就多起来了。木雕版的活字能印书但是偏大，笔划粗。大家刚才看那个人，版画也很粗，版画图还行，印成字，大家手里拿的这个(材料)，这笔划多细啊，你得想法细。那么木版就不太好了，所以古登堡就在琢磨能不能雕金属版。另外咱们刷印对这个版的笔划影响不大，刷个十张二十张，一百张两百张，那个木纹还行，压，木版经不住多少压，压多少张就坏了，所以他必须想法(用)硬一点的。金属的就经压，金属的版面小，笔画就细，古登堡第一个动了这个脑筋。第二，我们中国早就有金属活字，为什么没有盛行？没有远行？因为它不沾水墨，金属上有水印出来也不清楚，怎么办呢？西方人用油墨，油墨跟金属就够了，第二个意思就是油墨，他的贡献。

　　这个我就跳到对中国的影响，中国的印刷术贡献还是很大的，首先我们正面去说它，使传播在质上和量上都有了飞跃，原来抄写多慢啊，印刷多快啊，多多啊，一提就是越多越好，数十百千本才好，另外由于抄本少，一旦损失了，着火了，就没了，你一印刷多了就好办了。《古今图书集成》为什么没有像《永乐大典》那样遭受厄运？《永乐大典》就两部，一部正本，一部副本。正本原来就在乾清宫，嘉靖皇帝的前半截还在乾清宫，他爱读，一天看几卷，后来着了一场火，吓的他，这坏了，赶紧搞个副本。因为它太大了，两万两千八百七十七卷，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这《永乐大典》，它只能再抄一部，它没有力量再雕版，所以它正本、副本就两个本，很容易毁。一旦印了，那么刚才说也是一亿六千万字的《古今图书集成》，它开版就铜活字印，印了六十四部，这就不怕了。六十四部皇帝也明白，不能老搁宫里堆在那，那有什么意思？乾隆不是编《四库全书》吗？号召各个藏书家进献，进献本，你要进献五百种以上，我赏你一套《古今图书集成》。天一阁，老范家后人，当时一下献了六百多种书，赏一套；还有扬州的大盐商马曰绾哥俩献了，乾隆又赏他一套《古今图书集成》；然后还有鲍廷博，知不足斋那一献，他有好几部就这么赏下去了。因为他那堆了六十四部，要不太浪费了，堆那成书库了。这么赏下去，对这些民间藏书家的鼓励太大了，说皇帝亲自赏我一套书，光宗耀祖啊，藏书楼，赶紧存在那。这个也有好处，对民间藏书家的一种鼓励和肯定使他们更来劲了。

　　这乾隆盛世的时候，他还真是懂点文化。我对他编《四库全书》

我认为是功魁祸首，也有功，也有过，也毁了很多人，咱们一分为二。总的来说，功还是不小的，他在文化事业上的建树，对这些工艺品啊，坛坛罐罐啊，什么粉彩啊，瓷器啊，书画啊，你比如善本书啊，他就知道把善本书弄到一块在乾清宫的东配殿叫昭仁殿，建了一个叫“天禄琳琅”，把这些书画再建一个叫“石渠宝笈”。“天禄”是典故，是汉高祖刘邦的时候平定天下，在西安的未央宫，萧何，宰相建立几个藏书阁，分别叫天禄阁、石渠阁、麒麟阁，那么乾隆就叫“天禄琳琅”。石渠宝笈，他是继承了汉高祖、萧何时候的官家藏书楼的名称。这也是一种气度与继承，对藏书。所以那时候善本书的价格都提高了，琉璃厂就不一样了，琉璃厂那时候原来卖琉璃、瓷器那些东西的转为卖古书，因为编《四库全书》需要各种版本的书。所以印刷术也好，或者这种读书的好风气、好传统是很重要的，有好的作用。

　　印刷术要说起来，我认为有两大源头。一个是佛教徒，宣传佛教的。为什么早期印刷品都是《金刚经》、《妙法莲花经》、《陀罗尼经》、《无垢净光》这些经？宗教？没有的时候，还抄呢。你比如《金刚经》后边什么？“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那么玄奘回来的时候，“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施”就是不要钱，是散发，是赠送，“每岁五驮无余”，每年得五大麻袋，就印普贤像。所以宗教宣传品为了施舍。到现在年代，比如我到辽宁南部，鞍山有一个叫千朵莲花山，简称叫千山，你到早上就有老太太挎个筐，里面就是复印机复印的菩萨像，观音菩萨像，给你。就像走到故宫给你个旅游什么的，你不爱要，但是她给你个菩萨像你不能不要。她施舍她认为是积德的，做好事，消灾解难，延寿。为什么印《无垢经》和《陀罗尼经》？为什么印那么多？雷峰塔旁边也有实物，八万四千卷。八万四是个定数，日本称德天皇也是个女天皇，自己也是有病有灾，她印多少？百万卷，《陀罗尼经》，一百万卷，虽然不太长，每个就是半米，藏在十个大庙里，她那个年代是公元776年前后，就是8世纪中叶。所以这个宗教祈福、消灾需要一定量的时候，印刷术发明。

　　还有一种我们也是根据印刷术早期，是民间需要，历书。大家知道，到现在我们也对历书有需求啊，万年历啊，农家历啊，手机上也有历书，也解决了，没有不行。今天礼拜几？礼拜四。前两天端午节是哪天？到底是哪天？都是查。还是需要的，生产、生活。你再一查，初几不宜成亲，你得改个日子，不宜动土，不宜出门，现在还有人信。早期就是历书多得很，接着还有阴阳书、杂记、占梦，就是你做梦了给你圆梦，相宅，建房，房基地找好了怎么建，九宫五纬、推背图，就这些杂书是早期印刷品，它证明来源于民间。是两个源头。我这还要说，特别是民间坊刻，先有民间刻书，到了五代才有政府刻书，不能用颠倒了，你不能说有了政府刻书，反过来不许民间刻书，那是忘本，而且民间刻书它真正能满足广大民间的生产、生活需要，它开始就是这些农书、类书、医书，现在老百姓也是需要的，《居家必备》、《万事不求人》，一看书名就是小手册，这都证明印刷术的源头，也说明印刷术正面的解决很多问题。

　　但是中国印刷术的缺点，我们跟古登堡半个世纪，就是1450(年)，很快的东到莫斯科，南到西班牙、意大利，北到芬兰赫尔辛基，都铺开了，因为什么？它的第四个贡献是培养了一批技术力量，培养了一批徒弟，这些徒弟学好了技术就想自谋发展了，我干吗老给你古登堡打工啊？我自己跑一地方我也干这活儿不难啊，不就一个大手板油印机吗？所以就分散了，他就填补了很多，哪需要到哪去，空白。当然一开始都是印宗教宣传品，印《圣经》，有些散页。为什么那些徒弟要跑？因为这东西能挣钱，有社会需求。经营，我们不善经营，传统印刷业的资本有时候几十年，几百年翻不了番，这个也是问题。当然民间是需要，薄利多销，不能有太大的利，太暴利，都出这种杂书，结果就成了稳定封建统治，稳定科举制，老百姓有点需求，满足了。

　　谷登堡这个我归结为四点。一个是材料，活字材料，用铅、锌、锑合金来铸制，在1450年研制成适合西方文字特点的金属活字印刷，印了《四十二行圣经》为代表的。第二个，油墨。用于着色剂，选用亚麻仁油煮沸，冷却后是暗黑色，再少数的蒸馏树脂得到材料，调至成油墨。第三，设备。就是压印法，跟咱们不一样，立式压制机，螺旋杆，人力来调动，用羊毛包的细垫来蘸墨，把墨刷到板上，再铺上纸，再一拉就压出来了，一纸两印。培养了一批工人，很快就将技术传到欧洲其他城市和整个欧洲各国，德国其他城市，对后世影响很大。美因茨这个城市很有意思，就紧靠着法兰克福，每年法兰克福都有书展，然后坐城铁似的，半个小时，有那么两大站就到了美因茨，也是宗教圣地。

　　所以印刷术在欧洲起步晚，但是正逢其时，正好西方社会对印刷术有如饥似渴的需求，所以它很快就成了欧洲第二大产业，铺满全欧洲，出书的品种达到几万种，有的说两万五千种，有的说三万种，这半个世纪50年间的书，对文化的普及，对思想的传播，对学术促进发展，以致对社会，宗教改革嘛，马丁路德就称这种印刷真是“上帝至高无上的赏赐”，他正好需要这种东西来宣传它的那套理论，改革的言论，所以就来了，老百姓也能够得到宣传的、宗教的、印刷的小册子。当时有的人算账，直到后来他们到中国的时候也算这账，说你要盖一个教堂，每个礼拜到你这坐在这听你讲才多少人？听你讲这耳朵进，那耳朵冒，听懂没听懂都是个问题，他一出去，忘了，这不行，所以与其你用十万块钱盖一个教堂，不如你用十万块钱办个印刷厂，你印出这个纸来，印出这宣传品来，他没听懂没看懂可以回家再看，可以读，甚至还可以传，他看完了给另外人看，这一本还不定传多少人呢，他认为在不同的传播手段上，印刷这种方式，出宣传品这种方式，比教堂口头传播要效果好，这就是他们算过账之后的(认识)。

　　当然对民族文学了，你想，原来欧洲什么样？用羊皮书，抄写本，那多费劲。一部《圣经》多少，需要三百张羊皮，这书多贵，谁买的起？定价就低不了，一张羊皮恐怕就相当贵了。所以原来的载体，纸以前，原来没有印刷，用写啊，画啊。当然可以精雕细刻，可以画得很花哨，涂各种颜色，精装啊，欧洲那时候为什么兴精装货，书页就值钱，羊皮的东西，所以它都精装，包角、起脊、压印。因为精装不压不行，非得压，有时候你着急，赶一批书，精装书，你要着急要，对不起，时间一长都翘了，都弯了，你必须得给它压一段，这个也是一个经验。质量有时候和时间还是连着的，你着急不行。

　　再说我们，我们经营管理意识薄弱，但是经营弱，管理太强，这个东西很要命。从印刷术一产生，统治者就防范，唐朝就有了。东川节度使，四川，剑南两川，我琢磨东川就像重庆似的，西川就是成都，那都是印刷术早期发祥地了，节度使，地方长官就给唐玄宗打报告，“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就是每年应该是皇帝批准国家“司天台”把皇历编好，上奏、颁行、发布，很正式的，必须得皇帝批准，没等着这日子，底下民间版的“印历(已)满天下”，自己先印上了，这还了得？这岂不是对我们皇帝大不敬？这有关思想问题。皇帝一看地方长官这样来上报，敕令：禁止民间私制印历版。它是禁止的，不许民间私下里来搞这种地下印刷活动，哪怕印的是历书也不行，历书也得国家管。一开始唐朝就是这种命令。

　　到了五代的时候，冯道是利用了民间的技术力量。他说“余观吴蜀之人，鬻印版文字，色类绝多，然终不及经典”，他看到江苏四川等地的人售卖印刷板文字，品种很多，就没有印正经、正史这些经典的，冯道就给后唐明宗(建议)，如果我们拿这种技术来印那些儒家经典，岂不是对我们的统治，对我们的教化大有好处吗？五代后唐明宗，说：好!好主意!开始印了。所以政府印书是在民间基础上建立的。

　　到了宋朝，每个皇帝都要下命令管，不许印这个，不许印那个，最严重的时候什么都不许印。但实际是徒劳的。因为老百姓也是需要印刷品、出版物的。先禁止印天文的、历象的，除了经典它是同意的，纬书不许，不让出那种预告的言论，佛教印刷品可以，非佛教的都不许印，他怕你利用这些思想组织民众造反，兵谋攻术，兵书不许印，刑统律书不许印，国家的会要、典章制度不许印，还有不同政见的，(比如)王安石上台，那就不许印司马光他们那头的，苏东坡的，然后司马光一上台，王安石就倒霉了，来回折腾也是不许印。他们对外怕传到辽、金、西夏、元，宋朝敌国总有。而辽那时候厉害，我为了了解你北宋的东西，我以十倍的价格买你的书，就看这书有没有价值了。大家知道民间的书贩就靠刻书、印书为生，我能得到十倍的暴利，铤而走险，就躲过你的封锁线，你有站岗的、盘查的，我躲过去，边界线宽多了，所以辽代特牛。某一年，苏东坡的弟弟，他叫苏轼，那个叫苏辙，他写的集叫《栾城集》，他哥俩感情好，“千里共婵娟”不是和他情人，是和他弟弟，“但愿人长久”是寄给他弟弟的。他出使到辽，燕京，就是今天的北京，住在国宾馆里，招待他的人特别愿意和他聊，说你是小苏，你哥哥是苏东坡，我很敬仰，他写的东西好，你们家老先生也挺好，苏洵，就是可惜考试比你哥俩考上的晚，挺大岁数的，反正就是和他唠家常。他一听怎么都知道啊？那个人说别说这些，你们家的家谱我们都有。当时都禁止啊，苏东坡的东西经常受禁。所以苏辙回来，赶紧给当时的宋哲宗打报告，太可怕了，说咱们这管的这么严，结果咱们这的书辽都有。他写了一首诗“谁将家谱到燕都，识底人人问大苏。莫(把)声名动蛮貊，恐妨他(日)卧江湖。”家谱都到了燕都，到了北京了，都知道我们家老底，问大苏、小苏，我不希望我们家的名声这样在异域他乡，这不是好事啊，我担心对我们的统治不利啊。皇帝果然也不含糊，禁止民间镂板。更严了，实际更愚蠢，更不可能，因为它不可能老那么严，因为民间还是需要。这种例子很多，管的很严，但是收效甚微，但是一直还管。

　　元朝也管，元朝怎么管？看选，你要出什么书得先拿来我看，批准了你再印去。这是相当讨厌的一种制度。

　　明朝稍好一点，明朝有点不说稀里糊涂吧，反正(大致如此)，除了朱元璋一开始有点忌讳什么贼啊、光啊、秃啊、亮啊，(因为)当和尚了嘛，后来那些皇帝就不太搞那些文字狱。但是错别字有点多。朱元璋还有一个政策也比较好，洪武二年废除天下的书籍税，就是你买书、卖书、刻书不收税。我觉得这政策好，我作为一个读书人、写书人、编书人，搞印刷、搞图书馆的，我希望咱们国家什么时候也把书籍方面的税大大减轻那才好呢，因为书籍这税不要是课以重税，不要吹牛，现在有糊涂的新闻出版署的长官还吹，我能排第四或第五，前面也就是个烟酒或者是电讯或者是电力，你给国家交大税啊，你总共才多少产值啊？你要争取免税，你才能发展，我觉得是这样。

　　我说了半天，管理有点很严，到清朝更管的严了，文字狱更厉害了。

　　经营这方面差，盗版啊、刻印这方面。另外呢，对自然科学，为什么咱这摆着《天工开物》？摆这《古今图书集成》？摆这《梦溪笔谈》啊？因为它太少了，物以稀为贵。在整个《四库全书》分类法里，关于科学技术的东西太少太少。中国自古的思想就不重视，老是讲仁义礼智信，仁也是要讲，礼也是要讲，“重德轻艺”，轻视生产劳动，鄙视科学技术。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也该查。把善于经营的工商者，“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多恶狠狠啊。有的把公孙班，就是传说的鲁班列为首诛，把善于经营的工商者作为小人。讲究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像沈括这样能重视这些技术，能记录下来的这样的书太少了。咱们应该说有这个问题。“轻自然”，这个不好。另外有些思想，崇拜古人啊，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啊，这种学霸的东西我觉得都应该克服。回过头来，传统文化里有好的东西，但是也有不太好的东西。基础研究薄弱，到了1978年了还在讨论检验真理的标准到底是实践还是经典，还是那些本本儿，这都是不对的，就是经得起实践检验才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另外现在也有这个问题，为了评职称，为了经济利益，急功近利，不是把精力放在研究新问题，提出新观点，而是剪刀加浆糊，抄袭。现在特别可怕的就是网上什么都有，你要想(写)工作总结，拿网上一搜，照猫画虎，你想写报告写个什么东西，不动脑筋，不结合实际，上网就搜那个模子，是不是有这个问题？搜那个样本，然后在那基础上稍微一改，有了，偷懒、省劲。网上不检索快么？这可要命了，因为什么？因为你讲什么东西得讲你自己实际情况，得结合本单位、本人才行，网上那是你的吗？我觉得这个问题现在是个大害。甚至还有那样的网站，代写论文网，是不是有这种网站？说每年的产值，去年是1.8亿，我们今年增长到3.4亿了，你说要命吗？我听了直害怕，得把这样的网站坚决取缔，而且把它以往的记录找到，追回，追讨，谁用这个网站评了职称、拿了学位、得了项目，取消!它不仅仅是一个钱的问题，它是个道德问题，学术规范问题，弄虚作假的问题。所以我们GDP也好，产值也好，不能一股脑什么都行，只要能挣钱，这个挣钱可不得了了，是不是这样？这坑人啊。所以不能没人管。也不能说他爱挣挣去吧，反正各取所需，反正有需求。需求确实很大，需要写论文的多了，这哪受得了？这个真是要命，我看这比剪刀加浆糊还讨厌，还可恨。

　　还有，我们是个出版大国，我们每年出版数是三十点二万种，三十万种书，大家想一想，一年三百六十多天，一天就近千种的新书，真是摆架子都摆不过来，换都换不过来。都好还行，有很多都是垃圾，一多半是垃圾，并不需要出版。现在某种意义上出书容易了，有钱就能出了，那哪行啊!所以就重复的、抄袭的，我们很多都是编的，汇编、大全、文库、宝典，说着好听着呢，实际炒冷饭，没价值，抄来抄去。所以有人说现在出版的书改编的多，原创的少；重复的多，创新的少；短命的多，长命的少。我觉得整个现在钻到钱眼里了，跟GDP走，就不扎实、不远视，不是说长远观点，全是急功近利。当领导一任四年，我一定得出什么，所以我上项目，项目多快啊，三年几年就看到了，他不肯挖坑栽树，搞教育，打基础。所以我们现在是出版大国，数量很可观，但是不是强国。所以我一个强调出版，一个强调教育。那个不是根本，怎么能让大伙读书才是根本。另外光说多少种、多少千，那有什么意思？你有多少原创？你有多少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我说不是需要在很短的时间搞什么书啊，什么大奖，这都是虚的，商业炒作。

　　另外一个现在很热闹的就是新技术，媒体眼花缭乱，电子书、电子纸、阅读器。去年一年，井喷之年，有几十家几百种的阅读器出来。当时我就预言，肯定稀里哗啦，落花流水。因为什么？因为它们都是东拉西抄的，没有自己的原创，没有技术专利，没有独家的核心竞争力，只有那个东西你才能站住脚。我当时对“辞海”还看点好，但“辞海”也太少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包括这些电子的东西，太多太乱了，没有原创的话，没有核心竞争力的话，只能昙花一现，就像当年的VCD、DVD那些东西一样，转眼之间，现在烟消云散了。所以数字出版它是趋势，数字出版给出版带来了很多(机遇)，但是我们拨开这些乱七八糟的，要的是内容，要的是原创，要的是有价值的精品，要的是它能够传世，传给世界的世，传给后世的世，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认为出版它是永远的朝阳产业。在这点没问题，因为我们讲大出版，不仅仅是纸的，纸的可能面积要缩小了，但是各种出版都算出版。但是要的是内容，要的是原创。

　　我后来还有一个考虑，就是国家富了，这个钱，我认为(应该)花在哪呢？一个，还原于老百姓，一个给教育，首先给教育。我记得当年蔡校长到北大来的时候说，我为什么来？欲使国家富强，舍教育而无他。要没有教育，国家富强不了。教育慢一点，但是是根本。怎么就不能把教育抓起来？还有出版，还有文化，图书馆这类的。咱们在图书馆方面跟国外差远了，包括社区图书馆，不用非得太大、太豪华，只要它方便，能让大伙看书。不同年龄段都有不同阅读需求。以色列的经验，我最近听了数字也挺有感慨，我们一直阅读是多少呢？才70亿本，我们的人口是14亿人，人均5本书，最好的时候5.5册，人均，过五年很多都翻番，读书量翻到什么呢？有没有翻番？没有。只敢写到5.9册，人均。1本都不到，增加1本都不敢写。就是人均5册到5.9册。这不是遗憾么？你们知道以色列是多少么？人均60册，每年读书量。是咱们未来的十倍。从小就好读书。从小教育孩子，不太懂事，一岁，抓周，家长先把书涂上蜜，又香又甜，让孩子奔着书去，家长是有意识的。然后告诉你，有了什么事了，首先自己生命是主要的，脑袋里的知识是主要的，另外书是主要的。另外你看咱们家长回来动不动问：考多少分？得表扬没？以色列的母亲问什么：今天上课你给老师提问题了吗？你要动脑筋，跟上老师讲课，还要提问题。这小孩说我提问题了，我提什么什么问题。好!妈妈鼓励，下次还提!这个孩子最后(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14亿人口，我们全世界60亿人口，我们占百分之二十几，可是我们的贡献，我们诺贝尔奖没有获得，自然科学奖，社会科学奖咱们另说。自然科学奖有几个华人还是美籍的。以色列是怎么样的？它是上百项的。一共一百年，也就几百项，它占了上百项。他们写的书都是，犹太人，比如马克思的《资本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都是这样级别的书。它占人口多少？全人类人口的1%都不到，0.5%都不到，(只占)0.3%。这个民族多灾多难，希特勒要灭绝了这个民族，它做出这样的贡献。为什么？读书、教育，公民素质提高。我觉得提高文化(水平)，提高公民素质，这才是最强最强的。所以读书，全民阅读、农家书屋(等等)，建立制度，领导带头，然后鼓励，创造条件，这是根本。

　　我后来这个提法、这个建议不一定对，仅供大家思考吧，重点是活字印刷。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