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城市精神

　　演讲者：马克·贝维尔教授

　　时间：2012年7月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

　　演讲者简介：马克·贝维尔(Mark Bevir)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科学系教授，在英国伦敦出生并长大，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研究兴趣集中于政治理论，包括伦理学、政治哲学以及政治思想史。迄今已发表超过150篇论文，并主编、撰写数种著作。 

　　“伦敦之所以如此独特，也许正在于它提供了一出加强版的人间喜剧，正如萨缪尔·约翰逊所说：“如果一个人厌倦了伦敦，那么他就厌倦了整个生活。”这可能就是因为伦敦正是生活戏剧化本身。伦敦人爱调侃任何事情，有时候可能既冷酷又恼人，但伦敦人绝不会闲着不去开别人玩笑的，而且他们也没指望幸免于被别人开玩笑。他们的规则是：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别把自己的价值、信念看得太认真。”

　　伦敦就像是一枚“双黄蛋”，东面的“蛋黄”是银行、股票交易所这样的金融机构;而西面的“蛋黄”则是威斯敏斯特、国会、法院这些政治权力的中心。“蛋黄”周围的“蛋白”则是民居、商铺、餐厅和公园。大多数伦敦人住在郊区，不少人每天通勤到“蛋黄”中奋斗。从空间上说，伦敦的中心是那些金融和政治中心，而这座城市的精神内核却存在于城市周围的乡间，因为那里有浓厚的人文主义气息。

　　人文主义精神

　　伦敦人是幽默诙谐的人文主义者。在文学作品中，伦敦的作家们总是流露出对寻常百姓及其日常生活的同情，他们的小说表明每个人的生活都不会是无趣乏味的。伦敦作家往往聚焦于人们以最大努力对不确定世界所做的维护、重塑和重建，以及在此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创造力、挣扎奋斗和戏剧性。这些小说总以亲情、友情、爱情关系来展现人性的美好、善良与宁静。伦敦作家很少从抽象的理论原则出发来作出道德判断，但他们经常谴责那些缺乏人情味的角色。正是他们对笔下人物小缺点的同情，让这些小人物的故事读起来那么喜感有趣;那种笔调让人感觉他们尽情沉浸在笔下多样的人物与其各异的性格中。

　　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出生于14世纪前叶伦敦一个酿酒师之家，后来成为中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他最为著名的作品《坎特伯雷故事集》，是中世纪基督教人文主义的早期代表，讲述了一群朝圣者在前往坎特伯雷城途中谈论的形形色色的故事。乔叟的人文主义不是完全世俗的，但实际上最终削弱教会权威它也有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乔叟的人文主义生发于他的宗教信仰，而他的信仰迫使他强烈谴责教士阶层滥用权力。

　　《坎特伯雷故事集》可以被看作是一系列有关日常生活里的道德考验、诱惑以及各种挑战的故事。乔叟富有创见的人文主义并非通过邪恶的或具有警示意味的人物形象来呈现，而主要是通过描写这些角色是怎样背离教会规定的道德的。当冬月(Januarie)第一次出现在《商人的故事》中时，他还是一个好色而浅薄的家伙，但随着故事的展开，他变得让人倍感同情，他爱上了一个年轻女孩，结婚，最后以可怜的牺牲者形象告终。

　　乔叟以生动和情境化的方式来描绘人类行为，将道德同情心与教会教条区分开来。此外，他对友情的描写中，包括了今天人们所说的平等、民主的精神。故事集在朝圣的框架下，包含了各种故事和角色，贵族、教士、农民三等级悉数登场、贯穿始终。故事集开始于骑士——朝圣者中的贵族——讲述一个宫廷爱情故事，读者可能会认为故事会遵循社会等级并传达道德说教，但磨坊主，这最低等级的朝圣者，醉醺醺地打破了等级次序并开始嚷嚷自己的故事，他的粗鄙行为清晰地表明朝圣者将不再遵循他们的社会等级来确定先后顺序，并且不再严守传统道德戒条。相反，故事集变成为一场对人类平等和多样性的庆贺。不同等级、各操其业的人们用自己的故事吸引彼此，即使他们的社会角色不同，他们在前往坎特伯雷的旅途上却相互平等，并由此暗示着人人都平等拥有获得救赎的机会。

　　乔叟实际表达了他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对于各行各业中人的技能和贡献的欣赏。同样地，他认为，无论身处何种社会阶层、从事何种职业，人们都共同关注上帝、道德、爱情、性、友谊这些问题，说明人性是共通的。

　　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小说家，也是伦敦小酒馆的“守护神”。他10岁时搬到伦敦，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留下了许多以伦敦为背景的小说。

　　狄更斯以对人性、尤其是对底层悲惨世界的同情而闻名。他的小说把乔叟式的人文主义、平均主义、戏谑调侃和机智风趣带给了现代世界。狄更斯身处巨变的年代，尤其当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之后，科学几乎撼动了宗教信仰，维多利亚时代的许多人都担心科学是否会取代宗教成为伦理的根基;此外，工业化进程将工人阶级置于贫穷甚至赤贫之境。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在有关英国宪章运动的讨论中，用了“英格兰的境况”一词;狄更斯和19世纪中叶的其他小说家都是通过写作来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答案。

　　狄更斯的很多小说都以维多利亚时期的伦敦为背景，场景中有阴森的监狱、湿冷的囚室、舒适的小酒馆等等。他还常选用一个令人信赖的热心肠男孩作为男主角，《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尼古拉斯·尼克贝》《雾都孤儿》这些作品中皆是如此;可爱无知的少女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这在《董贝父子》《小杜丽》《老古玩店》等作品中可见一斑。这类主角一般都有戏剧性的不幸经历，从而进入社会最底层、与穷苦弱势人群相伴，他们的命运在陌生的世界曲折展开，让他们有机会认识形形色色的人，即使陷入窘迫的生活，却也时常能从身边人身上看见人性的光辉、受到鼓舞而继续前行。小说最典型的结尾是安排主人公时来运转，但其人仍能保留纯真和有人情味的一面，而这就要归功于主人公在社会底层的那段经历。

　　因为狄更斯作品中的主人公通常是天真少年，他便可以借助良善的视角向读者展现这个世界，读者也得以从少年无邪的视角打量伦敦的下层社会。这种视角是洞察到狄更斯广为人知的人道主义关怀以及隐而不发的感伤的关键。他的小说让人道主义精神直击读者心灵，号召他的读者要像他笔下的主人公一样，无私、可信、重情重义，漠视根据阶级和经济状况人为划分出来的等级。

　　与乔叟以日常生活对比教会的虚伪和腐化不同，狄更斯的主人公们所面对的基本都是那些势利、苛刻、无情的现代资产阶级形象。在我看来，《艰难时世》是狄更斯最成功的作品，他严厉谴责了维多利亚时期的放任主义、自由市场、功利主义和算计社会等思想。他刻画的一个教师形象，是对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的绝妙讽刺——他试图根据自己的功利主义原则去调教儿子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StuartMill)，想使其成为自己那些原则的发言人。但最后，狄更斯还是暗示，即使是一个功利主义的经济学家，也可以被感情所救赎，进而意识到自己旧教条的局限。

　　狄更斯的天才体现在他运用娴熟的写作技巧，通过突出小人物们的小缺点小癖好迅速引起读者的同情。据说他一共描写了一千多个小说人物，他为不同年龄、各个阶层的人物刻画肖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背景和独特个性。

　　正因为乔叟和狄更斯的作品广为人知，我总是以他们的作品为例，来阐发和伦敦相关的文化主题。同样的主题也能在包括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在内的伦敦最好的政治评论家的作品中找到。

　　政治经济权力

　　这座城市的金融发展要早于政治上的发展。伦敦被称作“一平方英里”(伦敦金融城)，尽管实际上要大一点。它在古罗马时期被称为伦蒂尼恩(Londinium)，大约有五六万人口，罗马人在公元200年时给这座城池修建了城墙，迄今仍有一部分得以保留。公元410年，罗马人走后，伦敦开始衰落，直至几乎要被废弃。公元886年，阿尔弗雷德大帝进占伦敦。中世纪早期以来，城市基本的地理格局就没怎么变化过。

　　中世纪时期，伦敦人已经能够选举自己的执政官，伦敦也成为了造币和交易的商业中心，主要的财富来源是贸易尤其海外贸易。到了17世纪早期，伦敦掌握着英国海外贸易总额的七成，不久以后，伦敦在殖民地进出口贸易方面占据了更大份额，而他们的主要贸易伙伴则不出意外的是北欧和地中海地区的国家;主要出口的货品是粮食、丝绸、金属制品、食物和铅锡等;主要从北欧进口尼龙、铁、亚麻、木材等;从地中海则进口丝绸、葡萄酒、白兰地、水果和食用油。随着农业革命、工业化和殖民化进程的加剧，伦敦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17世纪，伦敦更成为银行业的中心，商人、金匠、信差等有闲钱的人开始建立起信贷交易机制，支付和收取利息，为他人保存存款，有些银行甚至已经具备了现代银行的雏型。英格兰银行就是在这一时期成立的，这家私人管理、没有宪法保障的合资股份银行，成为当时全世界唯一一家发行有与黄金保持固定兑换率的纸币的中央银行。19世纪上叶拿破仑战争时期，英格兰银行暂停将纸币兑换成黄金，创立了一种颇具争议的不可兑换的纸币体系;但1821年它又恢复了金银本位制度，直到一战，英国一直保持着有效的金本位制度。英镑在那段时期从来没有贬值过，成为全世界都能接受的货币。

　　股票交易也在19世纪开始大规模兴起，直到1840年，股票交易还只聚焦于政府题材，但是大部分的生意却依赖于私人资本，比如铁路修建到一半，就需要新的投资。1853年，股票市场超过18%的市值来自铁路股票，1893年这个数字增长到接近50%。数字上的比较可以看出伦敦在这方面的世界主导地位：1900年，纽约股票交易市场只有1040个会员，而伦敦已经有5500个了，上市的股票方面，纽约是1157个，而伦敦是3631个。

　　进入20世纪之后，伦敦的声誉以及税收、市场管制方面的相对自由吸引了众多外国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到来。例如，1960年代早期到1974年，当美国开始加强对银行业和投资的控制时，一个美国以外的美元市场开始崛起，这个市场迅速被伦敦主导，非英镑的货币交易在很大程度上都不受管制。而且，因为伦敦在时区上夹在纽约和东京中间，它与东西两个时区的主要金融中心可在同一天内进行交易。1957-1989年，进驻伦敦的外国银行从80家上升到521家，这几乎是其他金融中心的两倍还多。

　　伦敦之所以主导了整个英国，还因为这里是政治中心。公元10世纪，伦敦便是英国最大的城市和最重要的贸易中心，但当时国家的政治中心却在温彻斯特(Winchester)。威斯敏斯特只是距离伦敦两英里之外的一个小镇，忏悔者爱德华在11世纪开始重建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并于1065年建成。他还建了威斯敏斯特宫。日后，威斯敏斯特成为皇室行政的中心。除此之外，让频频游走于英法之间的国王真正在威斯敏斯特久居，也是其成为英国政治中心的重要因素。14世纪时，国王逐渐远离游牧式的生活;亨利三世时期，威斯敏斯特成为皇室家族最常休息的地方;而到了14世纪晚期，议会也在这边召开，虽然其实还呆不满一个月。威斯敏斯特宫成为皇室、国会和法庭所在地。此后法庭搬离到离伦敦城更近的地方，其他行政机构也分散到白厅附近区域，而这更大一片区域也就成为英国的政治、行政和立法中心。

　　威斯敏斯特以及白厅在建筑艺术、皇家礼仪和日常事务方面充满了英国的君主传统。首相行使着现代版的皇家权力，宫廷的礼貌用语仍旧弥漫在权力的走廊上，会谈往往从谈论天气、身体状况和上下班情况开始。无论是闲谈还是严肃的政策讨论，都会伴随欣赏的附和、自贬的点评，人们对雀跃浮浪都不以为忤，当然最好是简短和礼貌的回复。在这种场合，礼貌还有更加重要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在压力面前可以放松，缓解可能发生的冲突。

　　伦敦的人文主义和权力有时候会同时表现在一个事件中，但两者有时也会冲突。政府总想要监视和控制自己的公民，企业总想要更有效地利用自己的雇员，政策制定者总想办法设立条例去规训各类组织和个人。但这里的人总能找到权力统治下的缝隙，公民多少会反抗那些控制，雇员们会选择在上班时间早退一个小时，司机会在不允许的地方玩调头——在权力的表面之下，还隐藏着一个轻快、喧闹的伦敦。

　　文化多元主义

　　人文主义和权力的冲突不一定会发展到难以控制的程度。有时候，当权者试图保存其所认同的文化，但是文化和城市从来不是静止不变的。不管精英阶层怎么想，主导文化永远在竞逐流变之中。

　　伦敦一直是一座文化多元主义的城市。罗马人走了之后，又有入侵者、商人和打零工的人渐次进驻伦敦，到公元10世纪，伦敦人由盎格鲁人、比利其人、东撒克逊人、法兰克人、凯尔特人、高卢人、丹麦人、朱特人、麦西亚人、挪威人、瑞典人混合而成。移民获许定居、通婚、组建家庭以及经商。然而，和其他地方一样，在伦敦，对移民的态度基本可以折射出经济状况。如果经济增长，移民便被视为伦敦的财富和活力之源;一旦经济不景气，他们便遭到指责，其所从事的商业活动就被认为有不公平竞争之嫌。移民涌入伦敦往往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商人们在这里发现商机和劳动力的来源。

　　如果移民不是出于经济动因，那往往是出于宗教或政治因素。在19世纪，政治避难者大量涌入伦敦，其中包括赫尔岑、马克思、马志尼、克鲁泡特金等，伦敦因此成为各类激进思潮创生、传播、取得影响的重要舞台，这些思想冲击了整个欧洲的封建统治。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之后，也有大量公社成员来到伦敦;1878年，还有一批被《反社会党人法》驱逐的德国难民涌入。这些欧洲移民在伦敦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自己创办俱乐部和社团，与伦敦的同仁取得联络。

　　非洲人也自罗马时代开始就进驻伦敦，17-18世纪非洲人被当作奴隶大规模交易到伦敦，直到1807年英国奴隶贸易才被废除。在18世纪中叶，伦敦有超过一万名黑人居民。此外，今天的伦敦也有大量非裔加勒比人口。仅1955-1968年，就有近20万移民从牙买加抵达伦敦。在本世纪初，伦敦大约拥有200万非白人居民，几乎占到伦敦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根据官方统计数据，伦敦人口中70%是白人，南亚人占15%，黑人占10%，还有大约2%的华人。

　　最近二十年来，伦敦人口变得更加多样化，这和英国加入欧盟、欧盟又不断扩张不无关系。当今的伦敦移民有了更多的来源，促使移民到来的大多数历史原因今天都同时出现了。有些移民属于精英阶层，比如俄罗斯的大亨，因为伦敦有他们可以施展拳脚的市场，也是一个可以丰富他们闲暇时光的文化中心。而那些年轻人则在伦敦寻找人生机会，许多来自波兰和其他新欧盟国家的年轻人来这里寻找空缺职位。

　　世代流转，伦敦既存有旧时之神韵，亦生发时代之朝气。伦敦的人文主义与权力、反叛与文化多元、变革与传承，或许是人类境况的生动写照。伦敦的城市精神通过地理和传统代代相传，但移民浪潮所导致的伦敦人口的持续性变化，让我不太相信能那么浪漫地召唤出简单的城市精神来。

　　在所有的城市中，人们天天都发挥着聪明才智、热心地奔忙于大街小巷;在大多数城市中，精英们把持着当地的政治和商业事务。精英、政府和法律从来不能完全掌控人民，对规则的遵从和反抗同时存在，很多潜在的反抗蠢蠢欲动。尽管城市在鼓励移民、经历移民潮和国际交往方面各不相同，但没有哪个城市能将自身文化完全孤立起来。即便是在乡间悠闲的生活里，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有奋斗，有权力斗争，有违法冲突，也有迁移等种种变化。

　　伦敦之所以如此独特，也许正在于它提供了一出加强版的人间喜剧，正如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所说：“如果一个人厌倦了伦敦，那么他就厌倦了整个生活。”这可能就是因为伦敦正是生活戏剧化本身。约翰逊还说：“伦敦可以包容一切生活。”长期以来，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和许多大城市一样，伦敦也是街楼密集，各色人等熔于一炉;和那些老牌大城市一样，伦敦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但伦敦最与众不同的是，它曾经是世界上最大帝国的首都。

　　对我而言，伦敦的城市精神在于它的人文精神和机智风趣，其不仅是人间喜剧的重要元素，更是文化成就的不可或缺的部分。伦敦人对别人都非常宽容，他们乐于看见人们各异的性格癖好，有着不涉及价值判断的好奇心。伦敦人爱调侃任何事情，有时候可能既冷酷又恼人，但伦敦人绝不会闲着不去开别人玩笑的，而且他们也没指望幸免于被别人开玩笑。他们的规则是：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别把自己的价值、信念看得太认真。哪个城市可以像伦敦这样，鼓励一种不仅以严肃道德和政治正确为基础，更是建立在广泛的同情心、友谊、风趣和机智之上的人文主义式的宽容呢?我看伦敦在此是独一无二的。 

　　（本文节选自马克·贝维尔在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反思城市与身份认同”国际研讨会上的论文）

　　 (翻译：祁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