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生于1934年，曾任国家文化部部长，著名作家。16岁入党，19岁发表处女作《青春万岁》，至今一版再版，经久耐读。22岁发表《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后因该小说而被错划为右派。其《活动变人形》《我的人生哲学》《红楼启示录》《青狐》《老子的帮助》《庄子的享受》《庄子的快活》《庄子的奔腾》等作品深受好评，长销不衰。
不以媒体八卦或厚黑权经作思辨武器
羊城晚报：都说“天机不可泄露”，在新书《中国天机》一书中，您表示“我喜欢追忆、咀嚼与研讨中国的政治，我有责任说出真相，我必须泄露一些‘天机’，而不能听信各式的信口雌黄”，如何理解这些“真相”不是我们看到的“表相”、您“泄露的天机”具体指什么?
王蒙：我说的天机是：
第一，我是写小说的，小说的源是生活，生活性，是我的此书对二十世纪至今的中国政治的感受与发现，我是从生活实景中寻找对于政治事件的解读，而不是以媒体八卦或厚黑权经或官话套话作自己的思辨武器的。生活是天机的源泉。天机是生活的花朵。
第二，我从传统中华文化的特色出发，解读某些中国现当代政治生活与政治沿革。
第三，我从自己的亲身体验出发来谈一些深层的道理，特别是谈从革命到执政带来的种种挑战与变化及其困难与机遇。例如，人们知道谈理论掌握了群众如何如何，我却更体会到了群众掌握了理论会发展乃至改变某些理论而不会太在意理论的原点。例如人们谈群众路线在革命战争年月的伟大胜利，我注意到了执政当中的自觉不自觉的精英主义与维护与群众的联系的空前重要性。例如国民党政权的覆亡前的失语状态对我们的警示意义。例如整体主义、泛道德主义、泛机变主义的有效性与局限性，特别是它们的非科学非实证性。例如党群关系的沿革与忧患。例如改革的自上而下的掌控与自然而然地发生变化的特色。例如我们的要让领导高兴的潜规则与一定应该让领导了解真实情况的政治底线与纪律底线等等。
羊城晚报：您后期的写作从《我的人生哲学》到《老子的帮助》，从《庄子的奔腾》再到《中国天机》，为何屡屡写这些“非常政治”又“非纯文学”的作品，而不是更着力写早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样的纯文学创作?
王蒙：其实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所谓的纯文学创作，仅仅今年，已发表《悬疑的荒芜》、《山中有历日》、即将发表《小胡子爱情变奏曲》等小说，近年还有《秋之雾》、《太原》、《岑寂的花园》等。问题是人们更关注非小说，明年，我将有大的小说动作。一部文革期间写的六十万字大长篇将在明年推出。此外，各年度的《尴尬风流》和一些旧体诗歌作品也没有停止过。
另一方面，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我除了写小说、诗歌散文以外，也已经开始了评论、议论文字的写作。近年我的略带自诩的诗句曰：“青春作赋赋犹浓，皓首穷经经更明。”
羊城晚报：这些年来所创作的关于“人生哲学”的作品书写了您对生活的态度与政治的见解，这种生活态度与政治见解始终是变化着的吗?
王蒙：它是前后一贯的。读者可以读2003年我发表的《我的人生哲学》，2006———2008年我出版的《半生多事》、《大块文章》、《九命七羊》，2011年的《一辈子的活法》与今年的《中国天机》，你将了解我的见解的一贯性。简约地说，我追求浮躁中的沉着，激荡中的沉稳，情绪化中的理性，缠斗中的与人为善。用香港金庸先生的话来说，我追求的是作一个“快乐的君子”。而政治上，我喜欢的是庞朴教授的“一分为三”的命题。
我从不“经营”!
羊城晚报：作为一位文坛大家，您如何看待中国文坛的现状?
王蒙：我希望浮躁与机会主义的心理能渐渐淡出。山寨化的文化热络能渐渐被深思熟虑与学术、艺术的郑重追求、实际成果而不仅仅是掌声、接见或销量所平衡。装腔作势的文化秀与人云亦云的千篇一律能够被平易近人的诚实的学风文风所冲刷。真正的高端果实不再被一时的聒噪所干扰。
羊城晚报：您曾说：“我觉得中国人最大的悲哀就是把价值判断放在前头，而不考虑认知判断。”您是认为如今国人过于浮躁、急躁、急功近利吗?
王蒙：近代以降，中国人没有怎么踏实过。鲁迅讲得好，一个匾额，写的是什么还没有看清楚，两边两派已经为评价它打起来了。我碰到过这样的事，一张报纸批评我的某个作品，却通篇将拙作的标题写错。过去运动中我更听过这样的发言，将她要批评的谬论完全读错了。原因还不明显吗?您压根没有资质去读懂读清，却又要一言不合就闹将起来以表现自己，吸引眼球，或是奉命表现积极。
羊城晚报：有人说“您在文坛与政坛经营多年，游刃有余”，这是如何做到的?尽管您很多著作是研究老庄，但这种平衡的能力似乎与儒家的中庸更为相近。
王蒙：第一，您说得太可笑了，我从不经营，凡是需要经营处我都弃权或者走一条经营者认为最不可取的路。在五十年代少年得志的时候我突然迷上文学，不但影响了升迁而且在政治运动中落马中彩。我在大学里刚刚过上安定的生活，突然举家西行，落户新疆。我在写作喷薄时期担任了政府官员。我在最顺利的1988年提出辞职。我在朋友们大谈人文精神的时候语出不同不慎，令亲者痛而仇者更不快。我写小说的时候同时写自传，写中国天机的时候同时写小说。以致于所有的采访者都以为我的写作已经告别了小说……别忘了，我的格言是“无为而治、安详、不设防”啊。除了冒傻气的王蒙，还有这么练的人吗?
我的另外的格言是大道无术，大德无名，大智无谋，大勇无功。有谁能这样说?
第二，孔孟老庄，希腊罗马、俄苏伊朗……对于我都很宝贵。学到了点什么，就是学到了，就成为自己的了，然后就忘了。所以我至今坚持每天睡眠八小时半。
羊城晚报：这些年也有一些对您的批评，有人说您像个“泥鳅”，还有人说王蒙是“妖精”，您怎么看待这些并不悦耳的说法?
王蒙：横看成岭侧成峰。法国哲学家狄德罗有言曰：“如果人人骂我，我感到悲哀，如果人人称颂，我感到更羞耻，因为那意味着我是伪君子。”读读《庄子》就明白了，人们是以己度人的。所以大鹏得到小鸟的嘲笑。
愚蠢的人才相信半部《论语》治天下
羊城晚报：您不建议孩子读《三字经》、不喜欢孩子穿汉服，为什么?对于当下越来越流行的各种年龄、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的人开设传统国学的做法，您的看法是什么?
王蒙：我们当然不能从五四新文化的启蒙上开倒车，我们必须坚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以为靠读“经”能大治，那是白日做梦，不用说别的，您只要看看《红楼梦》就知道仅仅靠孔孟之道，能把国民治成什么样子了。只有最最愚蠢的人才相信半部《论语》治天下，才以为本来旧中国发了好得不得了，是没事搞革命的人才把大中华开乱了的。
羊城晚报：现在，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我们文化发展的重要形态，而产业化之后，文化也穿上了各种外衣，您如何看待当下的文化现状?
王蒙：最需要的是一个具有公信力的评估体系。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化创新，什么是高端硕果，什么是假冒伪劣，什么是山寨版，什么是庸俗低俗恶俗，什么是伪文化，什么是假大空，什么是曲高和寡，什么是装腔作势，什么是投机取巧，都需要真正的专家的参与与讨论。我期待文化产业的大发展，我担心发展出来的是伪文化与劣文化。
哪一代人都不是吃素的!
羊城晚报：您对网络时代的中国文学艺术创作有何看法?
王蒙：我从来都欢迎网络的发展，同时保持着忧虑：网络时代有可能成为咋咋呼呼、狂呼乱骂、头脑浅薄、知识破碎、认识表层、三人成虎、聚众起哄、语言暴力、黄钟黯哑、瓦釜轰鸣的同义语。如果当真我们面临的是网络时代，我忧虑的是好的网络带来不好的文化灾难。
羊城晚报：在网络时代之后出现的网络文学与传统严肃文学的争论近年来一直很盛，您如何看待这争论?
王蒙：我不怎么了解这样的争论，也不认为当真有这样的争论。我怎么觉得二者关系挺好?
但如果年轻一代当真不知道屈原、李白、荷马、莎士比亚……只知道几个点击率高的写手，如果人们不再重视贝多芬与莫扎特，而只知道流行歌曲榜，人类的文化历史将进入一个比较黯淡的时期。不至于发生这样的悲剧吧?
哪一代人都不是吃素的。埋怨上一代人，是没有出息没有前景的表现。抱怨下一代，是僵化老朽的表现。
羊城晚报：网络时代，很多人离纸阅读越来越远，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王蒙：安心专心阅读的人越来越少了。现在还有谁踏踏实实能连续阅读两个小时?现在的阅读是浏览，是一目十行，是秒杀，是三十秒钟连续关注就算有耐性的了。
一方面是，信息技术的进步使阅读海量化、便捷化、快餐化、廉价化、普泛化、游戏化、大众化、互动化、民主化、无目标化、表层化、浅薄化、段子化、微博化、小品化、起哄化、闹闹化、非经典化、非思想化、非理性化、非研究化、非郑重化、易受影响化。
一方面是培养出一批什么都知道、什么都只知道一点点、自以为是、万事通、万事松、出口成脏、信口开河、不负责任的微博一代、段子一代、小品一代，手机一代：真真假假，骂骂咧咧，粉丝很多，头脑很少。
一个全民都在阅读iphone的文明古国，不是很堪忧吗?据说是全世界用手机上网的国家，以中国为最。
我不希望中国回到孔子孟子的时代，我也不希望中国进入十三亿华人躺在比尔·盖茨与乔布斯怀里看微博与段子的时代。
羊城晚报：您如何评价自己?
王蒙：我还是那个爱诉说的不设防的王蒙。
《中国天机》
选读
关于视察———
我知道，官大到一定程度，知道真实情况，不易，很难。例如我听说过以下的故事：
一位领导到一个省会城市要看当地的菜市，当然用意是视察菜篮子的情况，关心老百姓的负担。说是当地菜市场临时改了菜价，搞得很物美价廉，领导同志很满意。然后领导同志前脚一走，公布菜价的黑板立马换了另一块，价格翻了一番。前边用廉价买到手的菜不用补缴欠款，算您运气好。后边来买菜的人，您就甭想占便宜啦。
一位领导要到某地看文化产业，甚至有地方领导安排协助某公司从深圳运来了人和物，专供领导视察，使领导得到此企业的运营与深圳那边的一样水准的印象。
一位领导临时提出要到某村落去视察，地方的同志怕那里没有准备，让领导不高兴，连忙暗示底下的同志报告，那边正在修路修桥挖沟，汽车过不去。
一个省的暗语是，中央来的，叫首长;本省的，叫领导;厅局级干部，叫同志们;准备好了被接见的人们，叫群众;基层干部，叫孙子。他们的头头指示说：明天九点领导陪首长过来，同志们站在两边，群众要热烈鼓掌，孙子们千万不要往前挤……
一位高级领导要陪外宾看城市的晨练，特别指示不可作任何安排布置。幸好区长有经验，先在东单公园即晨练场地附近一个会议室，准备好了三四十个男女老少，大家先读报，每人发15元辛苦费。结果，本来自发来晨练的人不少，忽见来了几个穿深色服装的保卫人员，个个精悍强壮、目光如电，带着步话机……晨练的人胆战心惊，知道大事不好，立马抱头鼠窜。幸好区长准备了人，全部是有组织有领导的，上阵了，很好地完成了任务。我们的好领导，能理解真正发生的这一切吗?
甚至外访活动中，领导想了解真实情况也并非易事。一位大领导去某国进行访问，有一项安排是，到该国一位伟大诗人哈菲兹的陵墓参观。当地有一个风习，到该陵园后，拿出哈菲兹的精装诗集，任意翻开一页，指出一句话，可以以此方式，从该诗句的含义中占卜吉凶。我们的外交代表机构的专门高翻(高级翻译)，得到随访工作人员的指示：不论领导指的是哪一行诗句，只准译成“心想事成、健康长寿”。夫复何言?
让我们摒弃这个庸俗的、把一切情况抹光抹圆的哄领导高兴的规则吧。这么多挑战、这么多麻烦、这么多难点，领导只有真正地知情，才能正确决策、才能推动工作、才能真正有所欣慰。哄着领导高兴，那不是功劳，那是罪过!
关于竞争选举———
我希望人事上的不可能没有的竞争逐渐地透明化，公开、公正、公平化，而不是变成静悄悄的勾心斗角，拉屎攥拳头，暗中使劲。
例如，我们既然做了各式各样的民意测验，为什么不能把测验的结果向被测验者做一个恰当的交代呢?
例如，我们既然搞了竞争上岗，为什么不更多地、恰如其分地介绍一下考评委员会对有志于上岗者的评价呢?当然这里也有一个前提：某项人事的任命确实应该属于民主产生、推举产生、竞争产生者。我们还必须承认，有一类人事安排、人事举措，不宜发扬民主，只能个别决定。例如，根据我在国外的见闻经验，全世界没有一个单位是民主评议工资的，国外的许多公司，谁谁谁每月的工资是多少，这是一个私密。而我们恰恰在这样的问题上，有时候会搞得民主混乱不堪，过去每次调工资，有跳楼的，有杀人的，有跑到城市广场开车撞人的。我希望我们有更明确的把握，哪些东西应该民主与开放，哪些东西应该封闭与私密，千万不可一刀切、一窝乱。
我举一个小的好的例子。上世纪90年代，开过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冯宗璞在没有任何前兆的情况下，当选为作协主席团委员。而冯是绝对地对这些文艺界的虚职虚衔不感兴趣的。这很能说服人，民主在我们这里，还是能起作用的。
我参加过被几位老作家批评得很厉害的中国的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我发现，即使是那样一个没有那么重要和那么可靠的选举程序，也使许多立论极其严正、很少顾及关系的老人家如刘白羽老师，主动地去与青年同行接触，彰显自己的亲和与联系群众。哪怕仅仅是一个好的程序，有这个程序比没有这个程序好一点。哪怕仅仅是一个摆设，重视这个摆设，抚摸、擦拭、宣扬这个摆设比横扫千军，将一切摆设一脚踢开，动辄糟蹋摆设与拿着摆设出气吓人，如“四人帮”那样，还是多了点文明。民主选举，起码会有利于培养一种领导人与被领导人之间，得意洋洋、风头正劲的领导与失势犯蔫、进入熊市的领导之间，拥护这种政见与拥护那种政见的人民群众之间的文明礼貌，讲究一种言语与行为的文明规范。这起码是一种政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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