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者:刘东(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 )
时间:2012年6月23日
地点:首都图书馆
演讲者简介:刘 东,男,祖籍山东。1955年生于江苏徐州。1977年考入南京大学哲学系,1982年起任教于浙江大学,1984年起任教于南京大学。1985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90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91年起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2000年起任职于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年出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兼中国矿业大学客座教授。
本文潜入严复、辜鸿铭、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的内心世界,去探寻他们当年进行文化选择的动机,去研究他们为什么一方面基于对外部世界的渴望,而展开了对于西方学术的追求,而另一方面却又在获得了世界性视野之后,反倒得以从另一种高度来回看故国的文明,并不约而同地获得了对于国学的富于创意的灵动理解。事实上,正是在这种“跨越与回归”的双向活动中,诞生了早期清华国学院的基本精神。也正是这种“跨越与回归”的典型回环,凝结和象征着中国文化在两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和未来空间。
不断地听到诸如此类的说法:早期清华国学院是一段神话,乃至是一段不可复制的神话。对此,我在本院恢复之初就曾公开作答:一个仅存在过四年的学府,竟能拥有像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吴宓这样的导师,拥有像梁漱溟、林志钧、马衡、钢和泰及赵万里、浦江清、蒋善国这样的教师,乃至拥有像王力、姜亮夫、陆侃如、姚名达、谢国祯、吴其昌、高亨、刘盼遂、徐中舒这样的学生……而且,无论是遭逢外乱还是内耗,这个如流星般闪过的学府,以及它的一位导师为另一位导师所写的、如今已是斑驳残损的碑文内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都在激励后学们去保持操守、护持文化和求索真理,就算不必把这一切全都看成神话,但它们至少也是不可多得的佳话吧?
那曾是一段梦幻般的经历,这种梦幻般的文化内容,究竟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为什么早期清华国学院的师生,在那个国步如此艰难的岁月,不仅并不代表中国文化的衰落,倒是代表了中国文化的顽强上升呢?而当下此刻的读书人,又为什么在这个“和平崛起”的年代,坐视中国文化的直线下滑呢?
“洋”与“土”的辩证
而今距离那个神话般的年月,已经过去了八十余载,就连他们那些同样传为佳话的门人,也已悉归道山。尽管在国学院的众多门生中,同样不乏一代宗师,而且其总体学术阵容更是令人啧啧称奇;然而,如果从格局与气象来看,仍然不能不承认:当年国学院里的四大导师,仍然是难以逾越的高峰。
本院早期的几位著名导师,具有一种相当齐整的共同特征,那就是在其治学生涯的前期,都曾相当投入地沉浸于西学,以至后来他们虽然身为国学院的导师,但他们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在当时的国人中仍然遥遥领先。而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偏又正是这样的一批人,却要转向到传统的本国学术上来;而且,正是借助于他们的这种转向,才产生了以清华国学院为代表、以不断与世界并长争高为特点、具有顽强内在生命力的国学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如此开阔的世界眼光,却并没有让他们数典忘祖,所以他们虽然放眼全球,却照样可以把根扎在故国,去深耕中国文化的土壤。
以往,受制于激进主义的话语限定,人们往往把这种想着传统的回归,说成是一种心理上的老年现象。然而到了今天,舆论的气候不觉已斗转星移了:在相当广泛的阅读大众中,围绕着早期清华国学院的神话,围绕着其“三大巨头”(梁、王、陈)的治学精神,围绕着其文化努力所开出的学术路向,突然产生了持续的高涨热情。
置身于这种蓦然回首的心态中,我们自然也要去抚今追昔:当年到底是为了什么,会把人家更深一步的学术进取,反而判定为“落伍”和“倒退”呢?接踵而来的,还有这样一种暗自流行的简单化理解:总是误以为只有文化激进主义思潮,才是源自于外部世界的,而与之相互对峙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则必然是源自本土的,是没有见过世面的,充其量也只属于对于外部冲击的反弹。在我看来,正是受制于这种过于简单的框架,人们才理解不了早期国学院的几位导师,弄不清他们的思想究竟是在拥抱世界、还是在背离世界,是在紧跟潮流、还是逆潮流而动,是继续有所进取、还是走向了没落。
真实的历史情况,要远比这种理解复杂得多,因为上述的两种思潮,都有可能在本土找到资源,也都有可能从域外获得援引。具体而言,像吴宓、梅光迪、张歆海这些人,他们经由白璧德而可以上溯到安诺德(今译阿诺德)的师承关系,使他们正是在哈佛这样的西方学术重镇,反而得以更加真确地了解到,原来西方也并非只有启蒙话语,而同样也有尚古主义,并非只有对于今人的炫耀,而同样也有对于古人的尊重。这样一来,就有可能在“土”和“洋”的关系上,产生出吊诡的、辩证的、颠覆常识的转换。比如,这种“舶来的文化保守主义”,就必然要基于其内在的理路,去重新反思中国本有的文化传统,以及对于这种传统的现代毁弃。
理解了这一点,也就能顺理成章地领悟到,为什么既经历“文革”、又经历改革的国人,偏偏是到了历史发展的这个阶段,惨痛地看清了毁弃传统的恶果,才真正弄懂了早期清华国学院的“超前性”,才从心里真正认同当年四大导师的文化选择。也才能领悟到,其实并不是梁启超等人当年走向了“倒退”或“反动”,而只是因为他们沿着学理前行得“太远”,使得他们的同时代人无力去跟上;同样,也不是梁启超等人对不起他们的时代,而是深陷于各种陷阱与纠结中的那个年代,当时根本就无力去响应他们。人类的文明历史,既可以说是一个由“先觉”觉“后觉”的进程,也可以说是一个由“后觉”拖“先觉”的进程。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只有清华的这四大导师,实则从孔夫子一直到我们现在,这种基于认知能力的冲突历史,都在一刻不停地重演着。
严复“倒向”了辜鸿铭
北大顶古怪的人物,恐怕要推辜鸿铭了吧?他是福建闽南人,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中回忆:“……辜鸿铭早年留学英国,在那有名的苏格兰大学毕业,归国后有一时也是断发西装革履,出入于湖广总督衙门,可是后来却不晓得什么缘故变成那一副怪相,满口‘春秋大义’,成了十足的保皇派了。”
周作人当然会嘲讽辜鸿铭。不过,如果沿着刚才的分析,那么即使从他的那种嘲讽中,大家也应当能够想到,辜鸿铭正是先“跨越”又“回归”的,换句话说,他最初以西学来名家,而且正是凭借着他从中悟出的道理,他才转而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价值。我们知道,正是因为他的西学造诣,才使他得以进入著名的张之洞幕府。
说到辜鸿铭的跨文化治学,又必须引进一个参照系,那就是他的同乡严复:他们都曾醉心于西学,此后又都由西转中,也都在进行跨文化的交流,他们也都在1910年,被清政府以“游学专门列入一等”,而分别赐给了文科进士。1936年的《国闻周报》刊载过一桩逸事,讲有一次,辜鸿铭在宴席上大放厥词:“恨不能杀二人以谢天下!”有客问他二人是谁,他回答道:“是严复和林纾。”严、林二人均在同席,严复涵养好,对挑衅置若罔闻,林纾则是个暴脾气,当即质问辜氏何出此言。辜鸿铭振振有词,拍桌叫道:“自严复译出《天演论》,国人只知物竞天择,而不知有公理,于是兵连祸结。自从林纾译出《茶花女遗事》,莘莘学子就只知男欢女悦,而不知有礼义,于是人欲横流。以学说败坏天下的不是严、林又是谁?”听者为之面面相觑,林纾也无从置辩。
其实,严复本人在私底下,也同样为此而叫苦不迭——“时局至此,当日维新之徒,大抵无所逃责。仆虽心知其危,故《天演论》既出之后,即以《群学肄言》继之,意欲锋气者稍为持重,不幸风会已成,而朝宁举措乖缪,洹上逢君之恶,以济其私,贿赂奔竞,跬步公卿,举国饮醒,不知四维为何事。至于今,不但国家无可信之爪牙,即私人亦无不渝之徒党,郑苏戡五十自寿长句有云:‘读尽旧史不称意,意有新世容吾侪。’嗟呼!新则新矣,而试问此为何如世耶!”(《与熊纯如书·六十三》)
我们还可以接着往下推想,在辜鸿铭痛斥严复的背后,又埋伏着这样的潜台词:唯有我才真正了解西方!而为了了解这一点,我们再看一段摘自严复的名篇《论世变之亟》,他在这里首创了极化处理的文明二分法,从而开了中西对比的先河,并且给了国人以深重的影响:
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
由于严复被推许为“近代西学第一人”,此后的人们就误以为,他无疑是在描述一件确凿的事实,而又正因为这样,对于那些西学修养还不如严复的人来说,他们就很少再为这种论断的西学根底操心了。真正让他们操心的是,究竟如何把历史的钟摆,从严复所说的明显荒谬的这一极,推向严复所说的妙不可言的那一极。在这个意义上,其实维新派和革命派的区别,就并不如人们想象得那样大,因为他们充其量只是在手段和途径上不同,而他们所要达到的共同目标,早已被严复以短短的一篇文章决定性地刻画和制定出来。
正因为这样,我们眼下就更有必要对比着严复和辜鸿铭,去重温从哈佛学成归来的吴宓在《悼辜鸿铭先生》中发出的知人论世之言:
溯自吾国知道西洋留学生以来,留学生之能究心西洋文学哲学而探明西洋思想精神者盖鲜。严几道(复)晚年议论,颇多透辟精深之见解,然此实得自中国旧籍,而非得自西洋。严氏之于西洋思想,仅知旧世纪及19世纪之功利主义及进化论天演论。其所介绍传译者,为孟德斯鸿、斯密亚丹、约翰弥勒、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此非西洋思想精神最精要之部分,不待详说。而其对于吾国之影响如何,亦不难判定。若辜鸿铭氏则有进于是。辜氏身受英国之教育较为深彻长久,其所精心研读之作者,为英国之卡莱尔、安诺德、罗斯金以及美国之爱玛生等。故其思想出严氏翻译西籍时之上。由吾人观之,辜氏一生之根本主张及态度,实得之于此诸家之著作,而非得直接之于中国经史旧籍。其普崇儒家,提倡中国之礼教道德精神,亦缘一己之思想见解确立之后,返而求之中国学术文明,见此中有与卡莱尔、安诺德、罗斯金、爱玛生之说相类似者,不禁爱不忍释,于是钻研之,启发之,孜孜焉,举此中国固有之宝藏,以炫示西人。此其中又以国家主义(爱国思想)为之动机。
说到这里,再来回顾严复老年充满自疚的书简:“鄙人早习旁行,晚闻至道。旧所纂著,不皆折中。睹兹风波方深悔惧,而公等猥以输进哲理,启发人文目之,盖其过矣。”(《与杂志社书》)那么,就算说他后来好像有点“倒向”辜鸿铭,恐怕也并不为过吧?
对于严复本人而言,这当然也属于一种“跨越与回归”。他毕竟在展开着进学的过程,还在修正着自己的过失。然而他在这里所表现出的“回归”,却显得比较消极和无奈。历史的巨大玩笑表现为,对于严复早岁的无心之失,人们至今都还在趋之若鹜。而对于严复晚年的幡然悔悟,人们在当时就做出了判定,认为他走向了没落与反动。这当然是因为,正是基于由他本人所创造与推行的那种简化框架,严复的早年选择就较易理解和同情,从而也就注定会有更多的追随者,包括那些手握权柄和号称权威的追随者;而相形之下,在这样的社会心理之下,对于严复的晚年文化醒悟,就需要更为复杂的问题意识、更加深厚的学术根底,和更为平衡的判断能力,从而只属于一个小众群体。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由认知能力的鸿沟所导致的悲剧!
(作者:清华大学清华国学院教授;本文根据作者在商务印书馆“百年学脉——中华现代学术名著”系列讲座中的讲演稿整理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