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文化与昆曲盛世

 郑培凯　　

　　主讲人：郑培凯

　　时间：2012年3月15日

　　地点：北京大学

　　我今天跟大家讨论的议题是“晚明文化与昆曲盛世”，是从文化史的角度来思考昆曲在晚明兴盛的历史文化环境。

　　我个人对昆曲发生浓厚兴趣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昆曲在中国传统文化晚期发展阶段，扮演很重要的审美品位角色，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审美精神的追求在表演艺术领域最精致的表现。二是昆曲的兴衰，见证了这四百年来中国文化由盛转衰，又重新崛起的沧桑与转折。

　　(一)

　　我今天跟大家讲的，主要是晚明时期昆曲兴盛的历史阶段，是历史文化变迁与昆曲兴衰的前半段。探讨这样的宏观议题，可以让大家思考文学艺术与历史文化变迁的关系。

　　我们讲到晚明文化，一定要了解晚明历史、社会的情况。晚明是一个很特殊的时代，在中国文化变迁上是个大转折的时代，也是了解全球经济文化重心转移到欧洲的关键时刻。

　　我讲中国近代史，一般是从晚明开始讲，这是有很多原因的。作为一个学术领域来讨论历史，假如我们说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开始，根本解释不了中国为什么落后，为什么成了西方列强的俎上肉，根本不明白全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情况，不知道欧洲为什么突然崛起，成了逐渐统治世界的强权。这里牵涉的问题，还不只是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的对比，在19世纪的时候，中国落后了，西方强盛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在19世纪后半叶接触的时候，突然，中国传统文化处于劣势，变成一个弱势文化，好像一无是处，而西方文化成为强势文化，样样都比中国文化传统优越。这是怎么发生的?我们若是把时间往前推，推到16世纪，也就是从晚明时期，当欧洲文化与中国文化初次有了相当规模的直接接触，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文化的强盛与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推崇，情况一直延续到18世纪，才发生逆转。我们必须对晚明的历史情况有所了解，对其后全世界(不只是中国)发生的历史变化有所认知。

　　从全球的格局来讲，16世纪是一个早期全球化的时期，出现了近代全球化过程的雏形。在这个历史阶段，新大陆已经发现，绕过好望角的新航路也已经打通，西班牙与葡萄牙是最早向外拓展的两大势力，接着是荷兰与英国。英国势力拓殖到亚洲，是在17世纪之后，之前主要是葡萄牙、西班牙跟荷兰，而最早期接触到中国的是葡萄牙。今天人们到江南古镇去观光，觉得诗情画意，古意盎然，其实晚明时期这些市镇的兴起与发展，是成片的，形成繁荣的城镇网络，也带动了文化生活的多姿多彩。

　　16世纪之后，整个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最主要是沿着一个十字轴心线扩散，横的轴线是长江流域，直的轴线就是大运河。在整个东南半壁，从北京到南京，从苏州到杭州，再沿着海岸及内陆河道，一直到福建与岭南，新的商品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带动了通俗文化，促进了文娱活动与小说戏曲的昌盛。你看当时出版的小说，《金瓶梅词话》讲的是山东沿着大运河城镇的繁华生活，《三言二拍》的故事则大都发生在江南，以苏州、杭州、南京为中心，展现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生活形态的开放。明代中期之后，虽然以北京为全国“政治中心”，但是经济发达的江南却以南京、苏州、杭州为核心，带动周边的都市与城镇，发展成充满文化创意的“文化中心带”。

　　从中国内部思想发展而言，经济与社会的变化配合阳明学派的兴起，模糊了“士”与“商”的分界，使得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有了一个交汇。在15世纪之后，特别是到16世纪，阳明学派蓬勃发展，其中以“泰州学派”在社会传布上最为深远。

　　泰州学派的王艮，表现得比较激烈，认为“满街都是圣人”。按照孟子和王阳明的说法，每个人都应该性善的，回到自己的本心，每个人去发挥自己的良知良能，不就成了圣人吗?王艮、颜钧、罗汝芳这一脉，特别强调个人的自主性，在当时社会十分风行。他们讲学的方法经常像布道一样，走到群众中去讲圣贤之道，讲肯定自我，回归良知。讲道的时候，经常能聚集上千人来听，没有现代的麦克风，就用师徒结合传声的办法，老师讲了，前面的学生门徒就把道理往后传，一拨一拨，一层一层，从前面往后传播，在当时社会上也造成了一种讲阳明心学的风潮。

　　泰州学派引起的强烈社会反响，使政府的一些领导感到不安，害怕阳明学派会造成社会风潮。在万历年间，政府曾禁止阳明学的讲学活动，张居正就明确表示不准。张居正是搞政治的，看到泰州学派聚在一起，讨论心性自由，强调个体自主，以自己本体认知来解释圣贤之道，觉得有危险性，就要禁止。比如，张居正很不喜欢罗汝芳，禁止罗汝芳公开讲学，而罗汝芳就是昆曲剧作家汤显祖思想启蒙的老师。因此，我们看到汤显祖一直不喜欢张居正，批评权相以政治倾轧的手段来打击异己，反对当局压制讲学的禁令，或许还可以从思想学派冲突这个角度得到解释。

　　汤显祖是跟着罗汝芳求学长大的，所学的思想主脉，是赤子良知、天机泠如、解缆放帆，等等。什么叫作“解缆放帆”?就是把束缚思想的船缆解开，把船帆升起来，就可以自由自在去翱翔，让你的赤子良知翱翔，让你的内心想象翱翔。学者余英时综述中国思想史的四次突破，指出阳明学与晚明士商互动的关系，是中国思想史的最后一次大突破，即是涉及经济社会富裕与思想开放的互动。联系到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相互渗透，小说戏曲的蓬勃写作与戏曲舞台表演的兴盛，与阳明学派心性自主想法的普及民间，关系也是十分密切，发展了晚明的文化的社会整体性，渗透到各个社会阶层。

　　(二)

　　我们来听听当时人的现身说法，在明朝覆灭之后，遭遇了国破家亡，经历了改朝换代，是如何回顾晚明文化，描述最深刻却已消逝了的印象。明朝亡在1644年，二十年后，七十岁的张岱(1597-1684)写了《自为墓志铭》：

　　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张岱以忏情的心境，写自己“少为纨绔之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喜欢很漂亮的房子;“好鲜衣”，喜欢穿漂亮的衣服;“好美食”，喜欢吃好吃的东西;“兼以茶淫橘虐”，喜欢茶道，喜欢各种各样的水果;“书蠹诗魔”，喜欢藏书、读书，喜欢写诗。“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这是他个人耽于情欲的表现，是他五十年晚明生涯的写照，反映了很重要的晚明社会文化形态，就是一个繁华的世界，繁华的浮生，在这个世界里什么物质都有，什么情欲都可以得到满足，好像自由自在，非常快乐，后来就亡国了。

　　张岱所说的繁华世界，就是嘉靖万历之后江南的繁华。这个时候，以商品流通为重点的市镇大量出现，白银的流通也剧增，促进了商贸的流通。大量的白银在美洲出现，在西班牙的统治下，由秘鲁、墨西哥的矿藏，变成白银通货，流到欧洲、流入亚洲，造成了全球的“货币革命”。20世纪30年代研究欧洲货币经济史的Earl Hamilton，利用西班牙早期档案，对白银如何影响欧洲货币，造成欧洲的货币革命、白银革命，做了很详细的研究。中国学者当中，比较早注意到这个美洲白银影响中国社会经济的是全汉升。近来出版的《白银帝国》，重新使用欧洲货币史的研究成果，并且纳入亚洲受到的影响，才引起中国史学界的注意。白银变成主要通货的最大意义，是有了白银就有财富，脱出了政府当权者全面控制。从宋朝以来，政府开始发行纸币，到元朝的时候，大元宝钞是政府控制货币的一个方法，而且限令用政府的钞票，不能用白银，明朝基本的政策也是如此。白银其实是非法的通货，但是政府却没有可靠而有效的机制来支撑宝钞，结果是钞票贬值，人们信赖白银的价值。一直到晚明期间，白银大量流通，成为早期全球化的主要通货，才在中国确定其合法性，也带动了商品的迅速流通，促使商人集团大量涌现，社会风气崇尚金权。商业发达的地区，生活方式也转趋消费跟物质享受，影响文化、艺术、娱乐的蓬勃，要求多元多样的创新。

　　我们怎么认识晚明的文化?怎么理解明清历史的转折与变化?怎么理解这四五百年中国历史文化的盛衰?钱穆在《国史大纲》里面曾经指出，明代专制政权是中国历史最为黑暗的时期，因为从制度跟政策讲，朱洪武罢黜了宰相的制度，然后由皇帝来独裁，是一个专制独裁的政治体系。朱元璋、朱棣都是极有能力的独夫，对大臣很不尊敬，经常在朝廷上施行廷杖，而且变成明朝的制度。士大夫知识人动辄得咎，身为庙堂大臣，这么有地位的人，脱了裤子就打，打得皮开肉绽的，这算什么?实在是非常专制，非常专横，最独裁黑暗。如此黑暗专制的政权，怎么到了晚明，会出现开放的社会文化现象?

　　明朝的皇帝，从正德、嘉靖，到万历、天启，一百多年之间，除了张居正掌权的十年算是励精图治，皇帝基本上不管国家大事，甚至都不上朝。张居正死后，万历朝政一塌糊涂，皇帝什么也不管，派系斗争成了相互牵制，大家扯皮也有互相制衡的作用，使得独裁政权根本无心管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反而出现了开放的现象。

　　这里引出几个值得我们思考的历史议题。第一，晚明江南经济繁荣，生活富裕，文娱活动蓬勃，审美追求达到十分精致的高峰，但是政局纷乱，而且内部危机很多。江南的发展跟中国西北地区差距很大，非常不平衡，而且因两极分化造成的阶级冲突，愈演愈烈，到了明末天启崇祯年间，就发生了民变，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造反运动，加之北方满清兴起，内忧外患，终于导致最后政权的覆灭。但是，整体而言，政治的失误不能否定江南之繁华，更不能否认江南人士的生活水准之高，物质享受之好，以及在文化艺术审美领域的辉煌成就。换言之，明朝覆灭，是因为政治军事的失误，影响的是政权的更迭。兵燹过处，生灵涂炭，造成一段时期的经济破坏与停滞，也影响到文化艺术的持续发展。放在历史的长河里，晚明经济繁荣、社会开放、文化充满创意追求，不应该成为祸端，变成导致明朝覆灭的必然原因。清初学者痛定思痛，把明朝的崩溃归咎为晚明的奢靡，是惩前毖后的自我批判，是道德主义的历史评判，是简化历史因果，甚至颠倒因果的逻辑。

　　第二，文化艺术的发展，有其相对独立的场域，虽然受到政局动荡及经济变动的影响，但审美追求所开拓的精神境界依然可以传承，艺术创造的成果可以历劫而重生。一旦在文化艺术上有所开创，并能蔚成风气，形成典范，则可传诸后世，形成传统，晚明文化的重大意义在此。当时所创作的文学、戏曲，以及各种各样艺术品在审美情趣上的成就，并不因明清易代的天翻地覆而消逝。昆曲的兴盛即在晚明这个时期，而其繁盛的生命力可以跨越改朝换代的戕害与创伤，一直延续到乾嘉时期。我想大家可能看过《板桥杂记》这本书，余怀写的，性质与张岱忏情的《自为墓志铭》十分相近，主要写的是秦淮风月，给人一个感觉，是落拓文人的艳情文字，在国破家亡之际居然还怀想歌姬名妓的青楼风光。其实，余怀在晚年写《板桥杂记》，真正挥之不去的记忆，是秦淮风月任情恣性的氛围。余怀这个人也不是大家以为的情场浪子，而是有守有节的文化精英，是个君子固穷的明遗民，甚至参加过反清复明运动。余怀著作资料大量散失，只有《板桥杂记》流通最广，使人误以为秦淮风月就是他唯一的生活行径。近几年因为学者的努力，有两部搜集余怀著作的诗文集出版，一部是《余怀全集》，一部是《甲申集外十一种》，让我们了解明末清初的一些文人，有其志向，有其政治操守，甚至投身危险的复国运动，但最关心的还是文化传统与艺术追求，是他们经历的浮华世界，是繁华所造就的审美境界。在清朝高压统治下，他们暗地里从事反清复明的远动，同时却可以公开怀念逝去的美好岁月、赏心悦目的诗酒风流以及千折百回、婉转动听的昆曲。我时常想，晚明昆曲的艺术追求，到了清代施行高压统治与文化钳制之时，仍然蓬勃发展，不是因为康雍乾三朝盛世的提倡，而是与这种缅怀故国的优越文化成就有关。

　　第三，清兵入关之后，施行军事统治，虽说是继承了明代的政治结构，奉中国文化传统及儒家经典为正统，但为了保持政权的稳定，大兴文字狱，对汉族文化进行了相当的摧残。现在有许多人只考虑政治层面，讲康雍乾三朝如何拓展版图，建立大清帝国，繁荣稳定，成就了大清盛世。很少探讨清朝盛世大兴文字狱，钳制思想，为了政权的团结安定，戕害文化艺术生机。龚自珍在鸦片战争之前，写《己亥杂诗》的时候，就总结出清朝思想文化的退化：“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他的观察十分敏锐，有着诗人全景宏观的直感，看到了晚明发展出来的文化艺术创新生机，在清朝运作有效的政治高压下，一点一点一点被戕害掉，最后到了道光年间，已经没有了文化创意。一个民族的文化，没有创新的动机与意愿，是没有前景的，只能日渐枯竭，最后濒于僵死。表面上看，晚清的中华帝国好像还是一个大帝国，疆域辽阔，子民众多，继续声称继承五千年文化传统，其实已经像一棵蛀空的大树，从内里掏空了，只剩下日渐凋萎的树干，经不起任何风雨的摧残。讲明清历史文化的发展，我们必须在心中放几把不同的尺子，不能只讲短期的政治盛衰，不讲长远的文化艺术传统。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从人类文明的长远角度着眼，都是文化艺术最能够长存，社会生活的改善最得民心，而政治操作与管制都是短暂的。可是掌握权柄的政客却从权力控制的角度思考，颠倒历史意义的先后缓急。

　　这里提出的历史议题，可以帮助我们思考昆曲发展的历史背景。昆曲是中国在舞台表演这个领域，艺术发展到巅峰的一种艺术形式，而这个艺术形式最辉煌的时期，就是从晚明到乾隆。或许有人问，已经到了清朝中叶了，昆曲还有其发展的生机，不是可以反驳康雍乾三代钳制文化的说法吗?其实，这也容易回答，因为文化艺术场域与政治不同，文化创意与艺术思维的时段很长，对一代人而言可以延续几十年，而且可以逆着外界环境的压力持续好几代，不像政治那样，说停就停。

　　我们可以拿清朝最有名而且是最优秀的昆曲作品，洪升的《长生殿》及孔尚任的《桃花扇》为例，说明文化创意的延续性，及其遭遇的政治干扰。这两部戏曲，都在康熙年间写成，《长生殿》写成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桃花扇》写成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前后相隔十一年。两部戏都运用了历史题材，诉说一些自我的感怀，追思前朝美好岁月的幻灭。这期间应该算是康熙盛世，是个和平稳定的时期，已经平定了三藩之乱，并在1683年收复了台湾，稳固了政权，纂修《大清一统志》、开《明史》馆，康熙皇帝也开始南巡。改朝换代都已经过了半个世纪，政局也基本稳定了，发抒点故国的怀念与思古之幽情，应该是可以容忍的起码创作自由，可是这两部戏曲都遭到了很大的政治压迫，难以摆脱以古讽今的指责，让人心寒。由此，我们看到，在晚明发展的文化创新与艺术追求，在思想、文化、艺术和审美的领域，经过明清易代，经历政权更迭，天翻地覆之后，还能有所延续，还能继续在恶劣的政治高压下焕发生机，出现《长生殿》与《桃花扇》，问题是，在“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政治环境，晚明的自由开放还能持续多久?清朝前半叶为什么还能够让昆曲继续发展，甚至出现曹雪芹的《红楼梦》，都是因为晚明余韵的延续，而不是清朝政治稳定局面的结果。借用孔尚任《桃花扇》的文字来说“余韵”，就是“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到了清代中叶，大兴文字狱的时候，文人连残山梦都做不成，连“旧境”都已经抹杀殆尽，都无法入梦了。

　　(三)

　　我们回头来讲晚明社会文化，探讨经济发展如何造成江南的富裕社会，如何影响社会风气，思考当时人是如何面对社会转型与文化开放的局面。明朝嘉靖版的《江阴县志》(有1548年唐顺之序)记当地风俗的变化：

　　国初时，民尚俭朴，三间五架，制甚狭小。服布素，老者穿紫花布长衫，戴平头巾。少者出游于市，见一华衣，市人怪而哗之。燕会八簋，四人合坐为一席。折简不盈幅。成化(1465-1487)以后，富者之居，僭侔公室，丽裙丰膳，日以过求。既其衰也，维家之索，非前日比矣。

　　这里讲到明朝开国的时候，大家都穿素色的衣服，老人才穿紫花布长衫，戴平头巾。看见有人穿华丽的衣服上街，大家都觉得很怪，议论纷纷。平常饮宴，四个人吃八个菜。到了成化年间，社会富裕了，有钱人都住上豪宅，穿起华丽的衣服，吃起大餐。从老派的道德规矩来讲，如此奢华，就很难维系一个家，甚至维系这个社会了。

　　到了万历年间的《上元县志》，是这样记风俗的变化：

　　甚哉风俗之移人也。闻之长者，弘、正间(1488-1521)居官者，大率以廉俭自守，虽至极品，家无余资……嘉靖间(1522-1566)始有一二稍营囊橐为子孙计者，人犹其非笑之。至迩年来则大异矣。初试为县令，即已置田宅盛舆，贩金玉玩好，种种毕具。甚且以此被谴责，犹恬而不知怪。此其人与白画攫金何异?

　　这里担心的是社会富裕之后，人人都想着聚集财富，当官的更是变本加厉，聚敛田产宅第与金银珠宝，成了贪得无厌的蟊贼了。

　　这种因富裕繁华引发的贪婪，让许多人忧心忡忡，万历年间的李乐，亲身经历这些变化，就在他的《见闻杂记》一书中记载下来，觉得是个“乱象”：

　　厌常喜新，去朴从艳，天下第一件不好事。此在富贵中人之家，且犹不可，况下此而贱役多年，分止衣布食蔬者乎?余乡二三百里內，自丁酉至丁未年(1537-1547)，若辈皆好穿丝绸、湘罗，且色染大类妇人。余每见惊心骇目，必叹曰：此乱象也。

　　让他触目惊心的，是社会上不分贵贱，什么人都穿着高档衣服，而且花花绿绿，男女莫辨。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不管是穷是富，人人都提LV包，身穿阿玛尼，足登普拉达，真是惊心动魄。

　　从嘉靖皇帝登基到万历初年，虽然文风日盛，但是社会风俗变得浮华，世风日下。以前的人即使富裕，也还节俭度日，而现在的人却奢侈铺张，甚至靠借贷度日，寅吃卯粮。

　　对于晚明社会繁华，渐趋奢靡的现象，也有人认为是好事，因为带动了消费，使得社会财富流通，有助于经济民生。陆楫(1515-1552)就明确提倡消费，并且提出，对一人一家而言，节俭是美德，但却不适用于社会整体的经济发展：

　　论治者，类欲禁奢，以为财节则民可与富也。……吾未见奢之足以贫天下也。自一人言之，一人俭则一人或可免于贫;自一家言之，一家俭则一家或可免于贫。至于统计天下之势则不然。治天下者，欲使一家一人富乎，抑将欲均天下而富之乎?

　　可见晚明富裕的结果，出现社会奢靡，也在士大夫圈内出现不同的声音。社会富裕而渐趋奢靡的变化，是否直接导致文化与艺术的流变，当然不是几句话说得清的。但是，因社会风尚的奢靡与物欲崇尚的普遍，造成生活习惯的改变，并因此讲求细致的享受与品味，逐渐成为明末文人雅士的流行风尚，则是不争的事实。

　　昆曲兴起的社会背景，就是嘉靖万历年间社会富裕的环境。江南的文人雅士因富裕而有了闲情逸致，开始专注物欲享受的提升，追求审美品位的精致化。他们对戏曲发生兴趣，甚至投身戏曲创作，填词度曲，浸润在昆曲的柔靡艺术境界之中，通过伶工与演员的实践，结合了群体艺术心灵的追求与内化，才得以创造一个新的艺术境界，从感官享受转到精神提升的认知体会，为文化与艺术开创了一片新天地。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晚明社会富裕只是昆曲勃兴的背景，并不能充分解释昆曲为什么发生在苏州，而不是滥觞于杭州或南京。士大夫文人雅士的闲情逸致如何转化成投身昆曲创作，为什么会把创作诗词的精神转到填曲编剧上面，如何把文学的意象构筑和拍曲的千回百转结合起来?这些发展都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涉及许多人聪明才智的汇集，以及特定历史环境所累积的审美追求。不论如何，晚明社会文化出现了独特的历史转折，是理解昆曲勃兴的必要因素。过了差不多二百多年，到了清末，有个历史感特别敏锐的龚自珍(1792-1841)，对明代中叶之后的社会变化，做了与众不同的评价：

　　俗士耳食，徒见明中叶气运不振，以为衰世无足留意。其实，而时优伶之见闻，商贾之习气，有后世士大夫所必不能攀跻者。不贤识其小者，明史氏之旁支也夫。

　　批评大多数人只是人云亦云。其实，从文化长远发展来看，历史家必须从大处着眼，观察到“优伶之见闻”与“商贾之气习”有其特殊历史意义，这是清朝的士大夫所不能企及的。

　　(郑培凯，山东人，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教于纽约州立大学、耶鲁大学、佩斯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现任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