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博物馆缺乏对西方艺术的收藏”

　　■ 上海书展最年长嘉宾、英国艺术史家苏立文昨演讲

 97岁的英国艺术史家迈克尔·苏立文被认为是20世纪第一个系统地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现代美术的西方人。( 高征 图)

 1943年，苏立文夫妇的婚礼。从左至右依次是牧师、苏立文、苏立文夫人吴环、牧师夫人。

苏立文说，他对中国艺术史的书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中国太太。

 苏立文有许多中国艺术家朋友，图为2004年5月，苏立文与丁聪(右)、黄苗子(左)在北京。

　　97岁的英国艺术史家迈克尔·苏立文可能是本届书展年纪最大的嘉宾。

　　牛津大学荣休院士迈克尔·苏立文，被认为是20世纪第一个系统地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现代美术的西方人，被称为“20世纪美术领域的马可·波罗”。他是西方研究中国现代美术史的权威，研究成果被西方许多所大学作为美术类教材广泛使用。昨天，苏立文“冒险”再次来到中国，在思南文学之家向中国读者简短讲述自己的人生与中国艺术之间的关系。苏立文还提醒中国艺术收藏机构和研究者，要多注意收藏西方的作品，用中国的视角去研究西方艺术。与苏立文对话的是华师大教授陈子善和中华艺术宫馆长李磊。在见面会结束之后，苏立文接受了媒体访问。

　　因为妻子与中国艺术结缘

　　下午1点半的演讲，苏立文提前了半个多小时来到现场,拄着拐杖翻阅现场陈列的图书，还不停向旁边的陈子善教授和止庵问关于中国艺术家的事情。苏立文已经很多年没有来到中国，除了来上海参加一场读者见面会，97岁的苏立文下一站是台北。

　　1939年，原计划去西班牙参加反佛朗哥政权的苏利文因为偶然机会来到香港，然后加入红十字会，开着卡车把药品运到重庆。1941年，他认识了后来的妻子吴环，“她为我打开了中国艺术之门。她是来自厦门的大学生。”吴环女士于2003年去世,苏立文昨天在演讲中不断提起她，“她当时是一个很有前景的科学家，但是为了支持我对中国艺术的研究，她放弃了自己的科学生涯，竭尽她所有的力量帮助我，我才认识了这些中国的画家、艺术家。”

　　在成都，苏立文和太太遇到了那些到内地来避难的艺术家，这些艺术家里有吴作人、丁聪、刘开渠、庞薰琹。“那时候国画和西画的争论比较少，主要的原因是战争时期，到内地来避难的艺术家，他们突然看到了很多以前没有经历过的新的世界，他们就不再争论这个中西的问题，他们面临的是生存的问题。”在成都，苏立文教关山月英文，关山月按《芥子园画谱》教授他中国画技法;吴作人在他家阳台完成了《青海市集即景》的创作;庞薰琹拿出昂贵的油画颜料为苏立文夫人吴环绘制了一幅肖像;丁聪、叶浅予、张大千等人向苏立文讲述游历边疆的见闻，并赠送他各类画作。得知苏立文对现代中国艺术的浓厚兴趣，素不相识的黄宾虹给苏立文寄送了一幅精巧的袖珍山水画。苏立文在演讲中也回忆起自己保护丁聪一幅画作的经历：“1944年，在成都的艺术家成立了中国现代美术协会，发起者都是从上海到成都避难的艺术家，他们办了一个展览，在展览中有一幅丁聪的漫画《现世图》，是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这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要求撤了展览。我和太太把这幅画悄悄带到家中藏了几天，后来又转移到了美国，现在收藏在堪萨斯大学的博物馆里。”

　　1946年，苏立文回到英国，获得奖学金在牛津大学学习艺术史。1959年，当他的西方同行还认为中国现代艺术不是一个值得严肃对待的课题时，苏立文出版了《20世纪中国艺术》一书，这是他的首次尝试，他也由此成为西方首位系统研究20世纪中国美术的学者，开始建立自己的研究体系。1997年，又经数十年的潜心研究，凝聚苏立文毕生心血的《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英文版正式出版。这本书以60余万字的篇幅，360多幅精美插图，全景式地描绘了20世纪中国艺术在西方艺术和文化影响下的彷徨与新生。今年5月《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由北京世纪文景出版。

　　1980年代是中国艺术最有创造力的时期

　　苏立文对中国艺术的看法是非常开放的。他热爱那些在成都结识的中国画家朋友，也对1980年代后的中国当代艺术给予很高评价。“中国的艺术发生了这么多的运动和变化，很难把这些变化概括起来，用一个比较一般性的词汇或者概念来解释。”苏立文说，“80年代是艺术最激动人心，最有创造力的时期。在80年代初期，艺术的屏障、阻碍、封闭，都刚刚打开，艺术家们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世界。旧的打开，新的又刚刚来到，最能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和生命力，所以有很多精彩的、有意思的作品创造出来。”苏立文回忆1980年在北京遇到老朋友庞薰琹，“当时他说了一句话给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不要用我们现在做的行动来评判我们，我们做的一切都刚刚开始。自从他说过这个话以后，在中国艺术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新的、先锋派、探索性的艺术不断在出现。”

　　苏立文也觉察到商业化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响，“我感觉产生了很多自我重复的东西，失去了自己的创作方向和道路。”苏立文说，“但令我高兴的事，也有些艺术家并没有受到商业的影响，仍然坚持自己的道路，按照自己的方式创作。”

　　在演讲的最后，苏立文对中国的艺术品收藏机构和研究者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我们这些洋鬼子，对中国艺术和收藏非常感兴趣。在欧洲和日本的博物馆里，有大量中国艺术品的收藏，数量非常多。但在中国的博物馆里，很少看到对西方艺术尤其是经典艺术的收藏。当中国的收藏家和博物馆到国外去购买艺术品的时候，他们感兴趣的几乎全部是中国艺术品。”

　　除此之外，学术研究上也有相似之处。苏立文认为，西方的学者、艺术批评家和艺术收藏家来到中国，他们对中国艺术有很多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都是从西方人的视角看待和研究中国艺术的。“反过来，有多少中国学者和学生来对西方艺术进行研究?中国人怎么样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待我们西方的艺术作品，对我们西方学者有很大的帮助。”

　　对话

　　艺术的价值与拍卖价格无关

　　东方早报：你在来到中国，接触到中国艺术之前，是否已经拥有了一定的学术背景?

　　苏立文：在来到中国之前，我就在剑桥大学读书，本科念的是建筑学，它其实是跟艺术相关的。我在上大学之前还去艺术学校上了相关的艺术课程，学的都是西方艺术。在那个时代，伦敦皇家艺术学院每年都会轮展艺术品，1935年的一个大型展览是关于中国艺术的，有许多从故宫运过去的艺术品，这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

　　东方早报：有评价说你写的中国艺术史摒弃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作为一个英国人，你是怎么做到的?

　　苏立文：因为我有一个中国女孩(指他的中国太太)，这是最为重要的。除此之外，1940年代我在成都的时候，亲身接触那么多中国艺术家，也就是说我对中国艺术有亲身经历，不只是从书本上获取信息。我和中国艺术家的友谊也非常重要。

　　东方早报：你怎么看1949年前后的中国艺术?

　　苏立文：在艺术上，不同时代有不同之处，这是不可比较的。在1949年以前，那时候有很多中国艺术家，他们前往西方，去巴黎学习西方艺术，任何东西对他们来说都是新奇的。但那个时代也有局限性。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在艺术上是全方位的开放，西方所有的流派都来到了中国，交流是全方位的。中国的当代艺术更加成熟，形式也更加多样化。

　　东方早报：你的收藏很多来自中国画家朋友，这些人的作品这几年在拍卖市场上都拍出了天文数字。当你看到这些数字的时候，你是什么感受?

　　苏立文：我非常震惊，也感到糟糕透顶。因为艺术的价值与拍卖价格无关，这些数字对艺术没有任何作用。我知道，并不是收藏家对艺术价值感兴趣，而是对回报感兴趣。这不是中国问题，西方人也是如此，比如达明·赫斯特，我认为他的作品没有价值，但西方人却非常喜欢他。有个别艺术家对价格并不感兴趣，比如画家黄怀清，我知道他对价格并不感兴趣，只是在画画，但他的作品就是拍出了很高的价格，他不知不觉变得非常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