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米的起源，历来都有一东一西两种起源地之说。“时至今日，经过植物考古和基因考古双重证明，我们终于可以说，小米起源于中国北方。”日前，在辽宁师范大学召开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主任赵志军说，“考古证据显示，至迟在距今4500年前，栽培的黍已从中国北方传播到了中亚地区，并继续向西传播最终到达欧洲;至迟在距今4000年前，粟已经传播到了东南亚和南亚地区”。
西辽河流域发现7600年前小米
考古学意义上的小米，包括粟和黍，即谷子和糜子(去皮后称黄米)。“相对稻作农业的起源研究，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代表的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研究比较薄弱。一是因为粟和黍属于小杂粮，在粮食生产与消费中所占比例极小;二是因为缺乏考古出土的早期小米遗存。”赵志军说，“21世纪以来，由于‘浮选法’的普遍使用，我国出土了大量的早期小米遗存，为探讨小米起源提供了实物依据。”
由于炭化物质比一般土壤颗粒轻，密度略小于水，因此考古专家将灰坑、房址等部位采集的土样放入水中，使炭化的植物颗粒浮出水面。通过这种“浮选法”，考古专家在地处努鲁尔虎山北麓、科尔沁沙地南缘的兴隆沟遗址，浮选出了1400多粒炭化植物种子。
兴隆沟遗址是目前我国全面发掘并保存最完整、年代最早的8000年前原始村落，被考古界誉为“中华远古第一村”，出土了目前所知中国年代最早的玉器、玉玦，是红山文化的直接源头，是西辽河文化与黄河文化平行发展，人类起源多元一体的见证。
赵志军将该遗址出土的四份炭化小米样品分别送至中国的北京大学、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和日本的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进行加速器质谱(AMS)测年，“结果几乎完全一致，四个数据的平均值是6800±35 14C BP，校正年代为距今7670—7610年。”
“这是目前欧亚大陆上所发现的具有直接测年数据的最早的小米遗存，比欧洲地区发现的种植谷子早2700年。”赵志军说，“这表明，在距今8000年前后的兴隆洼文化时代，小米已经成为当地人日常食用的谷物。”
史前时期小米已传播到欧洲和印度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马丁·琼斯多年致力于世界农耕文明研究。2003年，兴隆沟遗址发掘刚刚结束，他便带领团队来到中国。如今，10余年过去了，马丁·琼斯教授与赵志军以及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刘歆益合作的“黍和粟的起源与传播”课题，曾荣获上海世界考古论坛考古研究成果奖。
“通过实验室培育、同位素研究、考古资料对比的三位一体研究方法，已经获得了非常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无论在日本还是欧洲，当地的小米都来自中国北部，欧洲的原始品种均是在兴隆沟出土的炭化小米，并在其所属年代的2000年之后从中国传播过去的。”在内蒙古敖汉召开的世界小米大会上，马丁·琼斯说。
在此之前，关于小米的起源，一直都有同时起源于东方和西方的说法，甚至，在欧亚大陆地图上，专家标注出的欧洲早期小米出土遗址点还多于亚洲，这些发现长期支撑了小米的西方起源说。
“经过最新技术检测，考古界最终确认欧洲遗址点出土的早期小米年份多在距今3500年至4000年之间。”赵志军告诉记者，最权威的检测结果显示：黍和粟这两种小米都起源于中国北部，后向外传播。
“欧亚草原是世界上最宽广的一个草原地带，也是最早贯穿欧亚大陆的道路。这条通道在史前就非常活跃。”赵志军告诉记者，“我国的小米主要是从草原通道，经过畜牧民族世世代代的接力传播，最终到达欧洲。同时，也由我国北方向南传播，最迟在距今4000年时到了泰国和印度。”
小米虽小但应对极端气候或更有优势
“过去十余年间，我国已先后有200余处考古遗址开展过浮选工作，采集并浮选了上万份土样，从中获得了大量的炭化植物遗存，从而为探讨中国古代农业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实物资料。”赵志军对记者说，考古出土小米的形态特征变化规律揭示，小米的驯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据赵志军介绍，常见的黍属植物的种子一般为长扁形、腹部扁平、背部微隆，长度在1毫米左右。现代黍的谷粒为圆球状，直径在2毫米左右。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出土的炭化黍粒呈长圆形，粒长和宽的平均值分别是1.6毫米和1.2毫米。由此不难看出，兴隆沟遗址出土黍粒的形态特征和尺寸大小明显有别于野生的黍属植物种子，与现代黍的谷粒也不同。“根据现代样品的对比和分析，我们推测粟和黍这两种小米在这个时期正处于从野生向栽培的驯化过程中。”赵志军说。
综合多年研究成果，赵志军向记者描绘了小米的“成长路线图”：距今1万年以前，在中国北方地区的一些山前谷地中，尚处在半定居状态的采集狩猎小群体开始耕种粟和黍这两种小米，这预示着农业的出现;距今8000年前后，以种植黍和粟两种小米为特点的旱作农业开始普遍出现在中国北方地区，但当时的生业形态在总体上仍然是以采集狩猎为主;进入65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早期，北方旱作农业发展速度加快，已经取代了采集狩猎而成为仰韶文化分布范围内的经济主体;距今4000年前后，西来的小麦取代小米，逐步成为北方旱作农业的主体农作物。
“栽培作物的出现是环境、植物和人三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红山文化区域之所以会出现最早的小米，首先和这一区域的环境密不可分。”赵志军说，“西辽河上游地区的地貌环境多样，有山地、河谷、草原、荒漠以及黄土丘陵等一系列截然不同的地貌景观，并且此地区还处在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向中温带半干旱气候的过渡带上，因此当地的农业区以旱地为主。另外，由于受科尔沁沙地的影响，西辽河上游地区生态环境脆弱且多变，这样的环境只有生命力特别顽强的植物才能生长。”
“粟和黍虽然属于小杂粮，在粮食中所占比例较小，但因其耐旱、耐贫瘠，生长期短，对土壤的肥力要求很低，在未来应对极端气候时或许更有优势。”赵志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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