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办一届成功的国际书展需要具备哪些必备因素?这些书展的商业目的是什么?有着426年历史的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企业文化精髓是什么? 剑桥大学出版社CEO潘仕勋先生在他的《书业十记》中呈现了他的精彩见解，他还为中国同行提供了诸多中肯建议。
这几天，我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它是我最钟爱的三座城市之一。每年8月，爱丁堡国际图书节在这里举行，恰在同时，这个城市还会举办各种艺术节和艺穗节，吸引了各地的观众和游客。爱丁堡的书展说来更像是一个文化节而不是商业展览，不过爱丁堡把各种文化活动组合起来的做法，倒也为全世界其他城市主办的书展树立了一个不错的典范：如果把书展和其他文化活动加以协调，无疑能够吸引更多观众前来，而对那些观众来说，乘兴穿梭于各种活动之间也会为参展增加许多乐趣。比方说在中国，将北京国际书展(BIBF)与某个“北京艺术节”同时举办，或许是个不错的主意?
回想我曾经参加过的各种书展——在加尔各答、北京、法兰克福、伦敦、圣地亚哥、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好几座美国城市——我觉得，这些书展能否成功，不仅仅取决于书展本身，还取决于当地的环境；取决于人们能否和老友们一起度过几天快乐的时光；又能否前往当地的影剧院，独自享受一番当地特殊的文化氛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上述各个书展，哪些是最成功的呢?在我看来，最好的当属伦敦书展，尽管举办地点颇显破旧，每年在这里开设的书展却最令人愉快，因为在伦敦，人人都能乐在其中。与此相反，虽然法兰克福据称是全球最大书展(法兰克福书展，Buchmesse)的举办地，却是个非常肃穆的城市，有着德国城市特有的那种冷峻和压抑。
言归正传，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些书展的商业目的，从这个层面来讲，它们是否实现了既定目标?
为法兰克福说句公道话，我觉得每年在这里进行的图书交易的确是其他书展无法比拟的——尽管几乎可以确定无疑，这些交易也耗费了更多的财力和人力。法兰克福书展的展览空间很大，包括若干个面积巨大的展厅，然而大多数小型出版社(事实上它们要比大牌出版商有趣得多)的展台却小得可怜，即便如此，它们花费的价格却高得令人咋舌。法兰克福的环境枯燥乏味，根本没有其他城市——如西雅图——的展览中心所展示的那种独特风格。如此说来，难怪人们偶尔会讨论要把书展迁至慕尼黑。不过法兰克福的确以规模取胜：整个图书行业仍有大批人员前往那里参展，我们在那里卖出的版权和出版许可也完全能够让我们的高昂花费物有所值。毕竟，这才是商业追求的最终目标。
如今，法兰克福书展对于教育出版商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不过它并非出版业所有领域的首选。例如，在此参展的杂志就严重不足。这倒也无可非议，“书展”顾名思义，当然是以书为重了。但我觉得因为新技术的促进，图书和杂志的日益融合进一步凸显出法兰克福作为全球出版商展示盛会的弱点所在。尽管如此，法兰克福已经在4.2展厅设置了“热点”展区，在该展厅，电子技术专家的展示空间日益增大，也吸引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是颇受欢迎的明智之举。
或许法兰克福书展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是它的“主宾国”概念：每年的不同主宾国将享受特别待遇，在这里展出本国的出版物和文化背景。2009年的主宾国是中国，2010年的则是阿根廷。为此目的特别设立的展厅非常豪华，却被安置在错误的地点。它矗立于整个书展的大门入口处，但实际上，这意味着它位处整个书展大厅的一端，远离书展的主体和大部分参展人员。世事真是难以万全!
不过让我真正对法兰克福持批判意见的是，主办方竟然允许法兰克福书展政治化的做法。坦率地说，2009年的书展令人十分尴尬。人们在书展上大肆批判中国的某些政治政策，这与主宾国本来的地位十分不和谐。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中国在2009年的展示仍然卓越超群，令其他国家很难望其项背。
相形之下，英国首都伦敦为伦敦国际书展提供的是一个寒酸的展出场所，书展所在地是伦敦城内一个较为破旧的地区。伯爵宫展览中心是一座年代久远的建筑，虽然其新建部分才不过20年之久。展厅内用于休息和餐饮的区域太少，这反映出布局的紧张，不过在每年的书展上，这里倒也能够容纳大批的研讨会(尽管很吵)。这些研讨会已经成为伦敦书展的一个重要特点，特别是在如今，出版商每年都会展示各种利用新技术研发的产品。我觉得这表明，所有书展都应该强化对于新技术的关注，设立专门的电子区域，并为参展方和观众提供更为先进的设施。
如前所述，伦敦本身正是伦敦国际书展的一项社交资产，在我看来，英国和整个欧洲大陆拥有大量英语人口，也为伦敦市场带来了巨大裨益。伦敦书展的展出重点基本围绕着英文产品，正如北京国际书展主要是为了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问题：北京的这种焦点定位是否准确，或者换一种说法，北京国际书展是否更应该努力成为西方世界考察中国出版物的一个窗口?从我个人来说，由于迄今尚未学会汉字，我觉得参加北京书展实在让我倍感吃力，因为我几乎完全看不懂在我面前展出的东西都是什么。如果中国参展方能够多花费一些时间和精力，用英文标注和解释自己的图书，是否有助于它们向西方出版商出售更多的版权和出版许可呢?我怀疑事实的确如此。至少，我建议北京国际书展的主办方可以进一步努力对书展进行改善，让西方购买者觉得舒服有趣，如此一来，他们也会更愿意在西方推介中国的图书。
不过在北京书展的问题上，我还是应该公平和宽容一些。北京书展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起来，如今已被公认为全世界最主要的国际图书活动之一。通过学习其他同类书展的经验教训，北京书展无疑还将继续进步。
下面再来谈谈我对公司文化的看法——
“贪婪……是个好东西!”在1987年的电影《华尔街》中，主人公戈登·盖可道出这句经典台词，未料想竟一语成谶，后来的银行界屡遭报应。我个人对那部电影颇有认同感，因为当时我还是德励财富资讯公司的一名高级执行官，电影中交易室内的信息显示屏就是由该公司提供的。因此我深知，当时在整个金融界蔓延的就是一种极速摇滚乐的文化：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如今我们知道，正是在那种文化的熏陶下，人们在商业活动中极度不负责任，最终导致了美国和英国金融市场的崩溃。
那么公司背景下的文化究竟是什么呢?公司文化是对一家公司员工态度的界定。在迄今为止的职业生涯中，我先后为六种全然不同的组织工作：最早是一所法语学校，那里的组织文化是向学生提供支持和指导；之后是一家会计师事务所，要求精确化和专业化；其后是一家石化公司，该公司倡导利润优先和个人发展；后来就是前文所述的财经资讯服务公司及其摇滚乐文化；再后来是一个印刷集团，认为企业精确的工程能力要优先于客户的需求；以及我当前所在的组织，我们的口号是服务、品质和诚信。这些特点约束了个人的行为，而公司正是由这些个人组成的。
以上所列显然表明，文化价值不一定是与生俱来的，它们可能是个人后天习得和采纳的。从上述实例可以看出，我成功地实现了自我转型，从一名平头百姓逐渐成为世界顶尖大学的一位代表。至少我希望如此!
必须了解，文化并不一定是积极特性。它们也可能是无意间形成的，这是指某些公司以其雇员拖拖拉拉、水平低下的服务著称，雇员们懒惰成性，似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我看来，要想使公司文化特性变得积极，必须遵守几个简单的规则：首先，它们不能受制于一朝一夕的时尚，而必须能够经得起经年累月的考验。文化，从定义上说，就是经过很长时间建立、长期保持下来的东西，正因为这样，它才能够用于界定国家或机构的特性。
其次，公司文化必须超越社会阶层。也就是说，如果组织行为只适合某个单一阶层的人士，而与雇员所认同的社会价值观大相径庭的话，该组织绝不可能拥有一种普遍的行为模式。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生产企业通常都有“蓝领”雇员和“白领”雇员之分，他们的教育背景不同，社会抱负往往相差甚远。企业文化要想被组织内的每个人认同，采取一种中间立场始终是需要克服的难题。
第三，也是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就是雇员必须真正信仰公司内部所倡导的文化。如果雇员们事实上只关心个人福利待遇的增加，“本公司的文化倡导为公众服务”无疑是一句空话。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司就像婚姻，企业所有相关方必须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信念，否则整个公司极有可能陷入困境。和某些婚姻关系一样，这里也有一个必须考虑的第三方：在公司环境下，这个第三方就是期望获得极大关注的顾客。要做到这一点，公司雇员就必须真正信仰“顾客至上”的企业文化。
理论就是这些，这套观念应该如何在出版业内实际应用呢?在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出版物的性质。在我的企业所代表的这个出版业分支，为读者服务、促进人类进步是我们首先倡导的文化。在图书和杂志出版的其他分支，无疑更需要关注娱乐，因为那正是一般读者阅读图书杂志的目的。即使如此，娱乐也分为两大类：一是满足大众需求的娱乐，二是更适合知识分子的娱乐。然而这些只是笼统的分类。即便在这些类别中，也是有些人重视图书品质，有些人则更偏爱价格便宜、短小精悍的产品。无论如何，出版商的文化必须根据其目标读者的期望值进行调整。
所有这些的最终目标又是什么呢?企业文化将在企业之外得到认可。它是外人眼中的企业标签，也是企业希望为众人所知的标签，因此，企业文化的外部目标，就是要在企业运营的社会心理中占据一席之地。然而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内部因素，那就是企业文化是将企业员工凝聚在一起、从而形成连贯统一的商业单位的黏合剂。管理者的关键职责之一，就是要定义和引导企业运营所依赖的文化。
当前中国出版业正面临革命性的巨大变革，从一群规模较小、业务单一、效率低下的企业转变为若干大型出版集团，目标是改善效率和实用性。借此机会，我想提请诸位出版业同仁谨慎从事，考察西方市场上公司集团的形成过程，总结其经验、汲取其教训。集团，和婚姻一样(又是婚姻)，并不是所有的结合都幸福美满， 因为合作伙伴们并不一定认同彼此的企业文化。在形成一套新的业务关系时，合作伙伴的适当性是最早需要做出的决策之一。
在个人层面，我认为要想形成积极的文化观念，最重要的特质就是要为雇员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在组织内部愉快地工作。如果雇员工作不愉快，当然有可能是他们自己的职业选择错误，但是这必然表明，他们不大愿意帮助企业宣传其所倡导的文化。这一问题的补救方案有两个——辞退或改进。
我不知道目前在中国纷纷成立的超大型出版集团将要采用什么样的文化黏合剂?它们的雇员会认为自己是国家公务员，还是关注利润的公司雇员?在我看来，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介于这两个极端身份之间的——继续拥有服务公众的精神，同时扎实地关注商业利润。我本人已经启动了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改革进程，力求使这个有着426年历史的组织转变成为顺应21世纪需求的出版企业，因此，我对这些问题的理解远比大多数管理者更加深入。中国所面临的挑战非常相似，记住：创建全新的公司文化和设计全新的业务流程一样重要。这么说吧：流程是企业的动脉，而文化，则是企业的心脏。
(本文摘自《书业十记》(英汉双语版) 吴伟、潘仕勋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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