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采“仙草”

　　二十一世纪初的世界饱经沧桑，全球恐袭不断。羊年临终了时，法国华人目睹启蒙城巴黎喋血，惊魂六角国。塞纳河畔拉丁区圣米歇尔广场一带的咖啡馆平日顾客满座，喜气盈盈。如今，这儿的“圣沃兰”、“布勒弥什”、“克吕尼”和“卢森堡”等热闹咖啡厅堂骤然冷清，门可罗雀，凸显巴黎恐袭造成的阴沉惨淡氛围。

　　这时，巴黎诸多的“推特”社交网络上突然出现已故诗人路易·阿拉贡和保尔·艾吕雅的诗篇，霎时广泛传播开来。阿拉贡的诗是他于1944年47岁时写的《巴黎》：

　　“没有什么能比得上

　　巴黎在硝烟中的光芒，

　　像反抗者那般气宇轩昂。

　　我的巴黎藐视危险，

　　一似雷电灼闪的火焰，

　　美丽得令人艳羡。”

　　阿拉贡写这首诗时，巴黎正在德国纳粹的铁蹄下受难。然而，诗人认为，“风暴中总有晴天，光明冲破夜的黑暗”。在他眼里，尽管有战争破坏，但他的巴黎是启蒙之城，宛如火炬放射智慧之光，给人以希望，终将战胜野蛮。眼下，巴黎人作为伊斯兰极端分子野蛮暴力的牺牲者，悲痛之余，群起重读阿拉贡的这首“巴黎颂”医治心灵创伤，鼓舞自己拿起“文化武器”反恐，乃是一种新形势下的新气象。

　　与此同时，巴黎共和广场中心和遭“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用冲锋枪扫射的“巴塔克朗歌舞厅”等多处悼念受害者的红石竹花丛和繁星闪烁般的蜡烛光簇中，摆着已故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旧作《巴黎是一个节日》，这是公众响应一位老妇人达尼埃尔上街发出的召唤：“来给我们的死者奉献鲜花，非常重要。另一件事是，得多看几遍海明威的书《巴黎是一个节日》”。号召一出，人们纷纷涌向书店抢购该书，销量顿时猛升，在“弗纳克”、“吉贝尔·约瑟夫”和“小吉贝尔”等书店，每日售出500册至1500册，两三天内告罄。为了应急，伽利玛尔出版社赶紧加印了一万二千袖珍本上架。

　　我乘机到拉丁区买来一本《巴黎是一个节日》翻看。作者在书里写道：“在巴黎，永远也不会有一个终了。凡在那儿生活过的人都会有此感受，尽管各人的印象不尽相同。吾辈总要回到巴黎，不论每回以何种身份，巴黎发生何种变迁，顺利或遭困厄，我们都会再来”。读至此，我悟出法国人今天让逝去半个多世纪的海明威魂归巴黎的缘由。他们无非是想借一个美国人的巴黎情结来驱除恐袭带来的恐惧，恢复自信，维护民族自尊。

　　不少法国人历来忌讳“文艺为政治服务”，可眼下他们自己却成了这一句话最殷切的实践者。《巴黎人》杂志年终发表署名克拉拉·杜邦-莫诺的专论，提出：“11月13日发生恐怖袭击后，面对野蛮，一本书籍、一部影片和一首乐曲会产生何种有分量的影响呢？我们都记得，恐怖分子不能容忍文化，而且此种立场绝非出自偶然”。心理分析专家克洛德·阿勒莫斯宣称：“听老唱片，看老电影，回到灾难以前的世界，追忆一段美好时光，就能找回喜悦和温暖，得到心灵的慰藉”。据该杂志编辑部报道：“受到惊吓后，人们需要自娱，用音符、语汇和形象当镇痛剂，像擦清凉油一般抚慰心灵。比如，有的人躺在床上反反复复地观看休·格兰特演的浪漫剧，或是杰拉尔德·奥瑞的《拉比·雅各布奇遇记》，一边往嘴里一把把地塞巧克力。另一些人重新翻找出保存着的乙烯基树脂唱片，或是听另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据说，11月13日恐袭后，人们听得最多的是约翰·列侬的《想象》和路易·阿姆斯特朗的《何谓美妙世界》，拿来当针对恐惧症的“解药”，排遣愁云惨雾，改变悲观思绪。

　　对此，龚古尔学院院士达哈尔·布杰鲁言道：“文化手无寸铁，但却是我们唯一的抵御能力。忧患中，文化能滋润我们的思维，发挥内心想象，给人愉悦之感。比如，我听莫扎特的第23号钢琴协奏曲，能缓解紧张心情。读阿拉贡和艾吕雅的诗篇，可以包敷伤口，回归人道”。至于文学的功效，则有艾拉·贝赫杜跟苏珊·埃勒德赫金合编的《文学药典》，它是公众取之不竭的灵泉。文学记者亚历山大·费永循此道建议阅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来面对可怖的当代世界。凡此种种，可以看出法国人当前正乞灵于文艺来提供精神。

　　2015年春巴黎遭遇“查理周刊”事件，不到一年时间，伏尔泰1763年写的《论宽容》一书在各家书店销售出12万册。这一奇特现象也反映出法国公众遭恐袭后的心态。伏尔泰这个“不幸者的唐·吉诃德”在十八世纪启蒙纪元就新教圣师卡拉斯惨遭杀害一案，阐述自己反对宗教极端主义，极力赞扬中国古典智慧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宽容，自然而然引起一切要摆脱蒙昧者的强烈共鸣，或者是对西方“输出人权”，滥施“人道干预”的悖论。在当今需要“文化救援”的社会环境下，伏尔泰的《论宽容》成为巴黎文坛重放光华的哲学奇葩，一似阿拉贡在“巴黎颂”一诗里所希冀的“从坍塌的墙垣传出歌声”。（沈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