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平静的莫言故里

　　11月24日，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后的第45天。莫言的故乡高密，已然像大部分北方小城一样，笼罩在初冬的冷静当中。不过，让人感到温暖的是，车下高速时，收费站里的女子笑得很灿烂，就像办喜事的家里又迎来了客人。

　　去高密，本不是专程的采访，只能说是一次旅程中的“拐弯”。莫言得奖的消息，一下子把高密变成了一个大磁场，像我这样被吸引“拐弯”的人并不少。大家都想看看莫言的旧居，更想看看莫言笔下那片如此传奇的红高粱地。

　　(一)

　　“高密东北乡”，一个赫赫有名的地方，莫言说过，这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不过，只看高密市地图，你是找不到东北乡这个地方的。当地人说，东北乡只是一个方位概念，对应的行政区划叫夏庄镇，如果你要找莫言旧居，那就先找到胶河，沿着胶河东北方向，快出县境有个平安庄，便是旧居的所在。

　　“少时辍学牧牛羊，老家大栏平安庄。荒草连天无人迹，野兔飞奔鸟儿忙。”这正是莫言多年后描述旧居的诗句。虽然地理位置稍偏，却不难找。现在，旧居北面已经修出了一块停车场，而所谓旧居，其实只是5间土房带着一个小院子。院墙明显修葺过，庄里人说，前段时间来看旧居的人太多，原来院子的土围墙被大家踩过来翻过去，破旧了，新围墙刚修好，大门也上了锁，想到里面去看的话，得到庄里找管谟欣拿钥匙。

　　(二)

　　管谟欣，62岁，莫言的二哥。他一直生活在平安庄，随便找人打听，就能找到他的家。

　　见到陌生的来访者，他很平静。最近个把月，三天两头被记者们追着问各种大同小异的问题，我想谁也无法不被训练得“淡定”起来。

　　“刚得奖那几天，来的人多，一车一车的来，最近人少点了。”聊起莫言的事情，管谟欣显得从容而有条理，有时甚至主动递出话头。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封面和书脊都已经残破了的新华字典，讲他们兄弟少年时代没书可看便背字典的往事。老汉粗糙的手指翻着这本1963年版的字典，我看见已经发黑的扉页上有两个签名，毛笔写的“管谟业”和钢笔写的“管谟欣”，青涩的运笔流露着岁月的刻痕。

　　我忽然想起莫言那段独具风格的文字——“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我的父老乡亲们，喜食高粱，每年都大量种植。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洸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想起后来被张艺谋呈现在电影里的影像，那番景象仿佛应该就在管谟欣家的窗外。但是，“高密人现在很少种高粱了”。

　　“胶河经常泛滥，高粱不怕水淹。50年前，这里到处都是红高粱。后来国家大修水利，排水系统也修好了，1964年之后，高粱就越来越少了。”管谟欣说。

　　(三)

　　城市的发展悄然改变着高密人的生活。

　　城南曾经作为饮用供水的人工湖变成了一个景观湖，修起一片颇有点时髦感的广场，作为地标的假山上，“南湖植物园”5个石刻大字便来自莫言的手书，每天会有许多市民在这里度过休闲的光阴。

　　城市的发展其实也悄然改变着莫言的文学书写。

　　去南湖不远，高密一中校内有莫言文学馆。在一楼走廊里，一组红色剪纸贴在墙上招人喜欢，故事题材正是莫言的《红高粱》。二楼的陈列馆内，展示莫言自创作以来的所有作品，从“寻根文学”时期的小说到近年来的《生死疲劳》、《蛙》，悉数收入在内。在那些故事里，莫言在村庄和城市之间游移。

　　高密和莫言，与其说莫言让高密蜚声世界，不如说高密成就了名满天下的莫言。在高密，有历史上的“三贤”(春秋晏婴、东汉郑玄、清刘墉)，更有民间的“四宝”(扑灰年画、剪纸、泥塑、茂腔)，庙堂与江湖、经学与传说，在胶河边的土地上，积淀出高密的文化母体。拿莫言自己的话说，这些元素不可避免地进入他的小说，影响甚至决定着他的作品。

　　(四)

　　莫言得奖之后，高密市文广新局局长邵春生赶紧去做了一件事情。他请来了山东师范大学的教授李掖平，在高密办了一次“莫言解读”的讲座。

　　“无论干部还是市民，各界人士愿意来都可以参加。讲座效果很好，李教授讲得精彩，大家听得津津有味。”邵春生说，“莫言得奖，高密人当然非常兴奋，但最重要的还是要让莫言的乡亲们知道，莫言的作品都写了些什么、在文学世界里为什么站得住。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高兴的层面上。”

　　12月份，邵春生准备去斯德哥尔摩见证莫言领奖。诺贝尔文学奖，这块从北欧的天上落到高密市的“馅饼”，让邵春生觉得如何“吃”成了一门学问。在“理解莫言”和“消费莫言”之间取得某种平衡，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盘旋在这位高密市文化主管官员的头脑中。

　　不过，对于高密的老百姓来说，他们已经自豪和开心了一回。在莫言文学馆里，有一首莫言手书的打油诗——“韭菜炉包肥肉丁，白面烙饼卷大葱。再加一碟豆瓣酱，想不快乐都不中。”或许，诺奖就像那碟豆瓣酱，给快乐增添了一点更难忘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