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届世界遗产大会将于今年7月10日至20日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举行。根据世界遗产委员会在日前公布的文件，作为咨询机构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今年评估了36个申遗项目，其中7项在最后关头由申报国主动撤回，最终有29个申遗项目提交大会进行终审。
这29个项目中包括文化遗产16项、自然遗产9项、双重遗产4项。其中中国申报的有两个项目，分别是文化遗产项目“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和自然遗产项目“湖北神农架”。对于所有申遗项目，咨询机构都已给出了不同的评估意见，包括“支持列入名录”“退回待议”“推迟列入”“不予列入”等几种类型。让人高兴的是，中国申报的两个项目得到的评估意见都是支持列入名录。如无意外，花山岩画和神农架将顺利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届时中国的世界遗产项目将达到50项。
兴奋之余，梳理这份名单，还可以得到若干启示。
启示之一，重新认识梁思成的遗产
随着世界遗产总数突破一千项，全球各地区那些价值不言自明、最具代表性的标志项目已陆续囊括其中。近年来新的申遗项目所表现出的趋势，是越来越强调对遗产价值的分析与提炼。“鹤立鸡群”的时代已经结束，能否提出一个好的概念、讲出一个好的故事，是在“矬子里拔将军”、成功突围脱颖而出的关键，这也成为文化遗产研究领域的一个新课题。
另一方面，梳理目前全部的世界遗产项目，可以发现，和文化遗产事业本身直接相关的项目在各国都还是空白。换言之，那些直接见证了文化遗产这个行业和相关学科在不同国家兴起、发展的文化遗产项目，还没有成为世界遗产委员会所重点关注的对象。
在今年各国提交的申遗项目中，有美国申报的现代主义建筑大师赖特的代表作品，具体包括了著名的流水别墅、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等10个作品。虽然这个申遗项目得到的评估意见是“推迟列入”，但不排除在本届大会上经过游说直接列入的可能。
在建筑界素有所谓“现代主义建筑四大师”的说法，虽然四位建筑家都在美国留有作品，但赖特作为本土建筑师无疑更受美国人的推崇。由此反观中国，最受推崇，也最为国人所知的建筑家莫过于梁思成。
梁思成创立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个建筑学系，主持营造学社，他设计的建筑作品曾获中国优秀建筑设计一等奖，因对“中国古代建筑理论及文物建筑保护”的精湛研究而被追授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可以说，从建筑设计到建筑史，从建筑教育到遗产保护，梁思成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种种成就，都表明他是中国现代建筑当之无愧的第一奠基人。
关于梁思成，我们既有他精彩的设计作品，如梁启超墓、原吉林省立大学教学楼、北京大学地质学馆、鉴真和尚纪念堂;也有他留下的与文化遗产研究保护直接相关的遗存，如四川宜宾的中国营造学社旧址;更有他率先发现研究，并因此载入史册、为世人所熟知的众多古建筑。
具体而言，早在1932年至1934年，梁思成就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相继撰写了一系列经典文章，如《蓟县独乐寺山门考》《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赵县大石桥》等，其中所分析研究的古建筑大多早在1961年就被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只可惜囿于申遗的规则变化、数量限制、新的潮流等诸多因素，这些古建筑今后被直接列入世界遗产的难度越来越大。
因此，若以“梁思成的遗产”为切入点，重新审视相关对象，未尝不是一种好的选择。而更重要的是人们也可以在把“梁思成的遗产”申遗的过程中，对中国的现代建筑发展、建筑史研究、文化遗产保护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梳理和反思，从而推动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启示之二，关注贝聿铭作品为代表的当代遗产
在今年提交大会审议的申遗项目中，由阿根廷、比利时、法国、德国、印度、日本和瑞士七国联合申报的“勒·柯布西耶的建筑作品，现代主义运动的杰出贡献”格外引人注目。
这个项目历时多年，早在2009年时就曾进入第33届世界遗产大会终评，可惜当时被推迟列入。此次再度入围，得到的评估意见是支持列入名录，多年打磨终将修成正果。如无意外，包括萨伏伊别墅、马赛公寓、朗香教堂在内的17个经典作品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事实上，早在199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就已经提出关注“20世纪建筑”。在这个倾向性政策的引导下，诸如维克多·霍塔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设计的建筑、里特维尔德在荷兰乌得勒支设计的施罗德住宅、密斯·凡·德罗在捷克布尔诺设计的图根哈特别墅、约恩·伍重在澳大利亚设计的悉尼歌剧院、路易斯·巴拉干在墨西哥设计的自家住宅和工作室等众多20世纪知名建筑纷纷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反观中国，虽然已有为数众多的世界遗产项目，但“20世纪建筑”乃至“21世纪建筑”仍然是一个亟待填补的空白。而七国联合申报“勒·柯布西耶的建筑作品”，给我的最大启示是：祖籍苏州、出生于广州的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作品值得重视。
贝聿铭被誉为“现代主义建筑最后一位大师”。他设计的作品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创作一直延续到21世纪，所取得的成就并不逊色于上述建筑师。这其中的北京香山饭店、香港中国银行大厦、苏州博物馆，堪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和21世纪初中国建筑中的精品。而贝聿铭在美国及法国、日本、卡塔尔等国也设计了许多经典建筑。
在全球化遭遇困境的当下，贝聿铭设计的作品尤其具有不同文明之间交流的象征意义。他为巴黎卢浮宫设计的玻璃金字塔、在卡塔尔建造的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在日本模拟桃花源建构的美秀美术馆，都堪称不同文明传统元素与现代主义建筑语汇水乳交融的典范。
在世界遗产委员会倡导各国联合申遗的大背景下，仿效“勒·柯布西耶的建筑作品”，如能实现多国联合申报“贝聿铭的建筑作品”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这既可以作为中国和相关国家之间人文交流的重点项目，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合作，也能够填补中国作为世界遗产大国在遗产具体类型上的重要空白，更能进一步促进中国强化保护当代建筑的意识。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对中国当代建筑的保护已经刻不容缓。一个鲜活的例子就发生在今年世界遗产大会召开前夕，素有“共和国科学第一楼”之称的中科院原子能楼，虽然保护之声振聋发聩仍难逃被拆除的噩运，真让人不由得感慨相关部门“有科学没文化”的可怕。
相对于建筑自身悠久的历史而言，文化遗产的确是一个晚近的概念。但这个概念所应用的范畴不应画地为牢，它所保护的对象也不应截止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上。对于具有重大历史、科学、艺术、文化价值的当代建筑，理应在实践中被作为文化遗产来珍视、得到应有的保护。
通过联合申报的方式，将“贝聿铭的建筑作品”申遗，最终目的其实还是促使我们更关注活色生香的当代生活，赋予“遗产”这个概念以真实的生命力，促使遗产保护观念真正走进当代人的精神世界。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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