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学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陈众议著

　　近年来在我国兴起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既有对建国60年或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进行全盘梳理与评价，也有对外国经典作家作品和思潮流派进行专题研究盘点，陈众议先生的《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2011)及其配套编著《塞万提斯研究文集》(即出)便属后者。

　　陈众议先生开风气之先，早在世纪之交便着手“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的准备工作，该工程于2004年正式启动，翌年作为重大项目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十一五”研究规划。正如陈先生在总序中所说的那样，学术史研究不仅是一般博士论文的基础，同样也是任何经典作家作品、流派思潮研究的基础。没有学术史背景，就谈不上真正的学术研究。如此，《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在系统梳理四百年塞万提斯研究的基础上，纵横捭阖，对塞学史上的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评析。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作者不拘泥于塞万提斯及其代表作《堂吉诃德》的功过是非，而是由此出发，对小说乃至世界文学的发展规律进行了高屋建瓴的探讨和总结。这在深受解构主义侵蚀的中国学术不仅有益，而且弥足珍贵。无论是关于小说(艺术)与陌生化、与幻想、与童心之关系，还是针对全球化与文艺复兴运动及跨国资本主义与经典悖反原理等方面的探究与概括，都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作者时而举轻若重，在条分缕析的同时，并看两面，甚至多面；时而举重若轻，对一些似是而非的历史沉冤和笔墨官司大而化之，既有专题研究的深度，又有艺术概括的高度。

　　众所周知，西班牙文学最具世界性影响的作品当属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与之相伴而生的西方塞学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但国人对它的了解还不到一个世纪。所幸的是，在几代中国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卓有建树，使堂吉诃德形象在中国愈来愈深入人心。

　　新中国成立之前，我们的塞学研究当主要归功于鲁迅和周作人，周氏兄弟对《堂吉诃德》的大力推崇使得这部由林纾首次译成中文的西方名著开始走进国人的视野。巧合的是，同为绍兴人氏的陈众议先生不辱使命，为中国乃至世界塞学开启了新的篇章。据笔者所知，在国外，即使是西班牙本土尚无有这样一部学术史研究，就连系统的学术史也还阙如(《〈堂吉诃德〉四百年》也只是一个很不系统的版本图片和名人名言辑录)。当然，这并不否认塞学早已是一门显学，有关成果如汗牛充栋。简而言之，陈众议先生倾几十年研究心得所著的《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无疑是一部集大成之作，标志着我国塞学研究产生了质的飞跃，并必将得到国际塞学界的关注与致敬。

　　《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的精华首先体现在它对西方(德、法、英、俄、西班牙等国)自17世纪以来四个多世纪的塞学研究所做的全面梳理、回顾、比较和研究。这一工程庞大繁杂，书中所收集、整理、翻译的外文资料浩如烟海，许多信息(尤其是西班牙本国关于塞万提斯的研究)对于国内学界来说都是首次接触，学术价值极高(书后所附的文献目录是塞学研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其次，此书的研究方法十分科学，既有历时性的脉络梳理，又有共时性的比较、对照(包括中、西塞学研究特色比照)，还有专题性点评(如对堂吉诃德形象的接受与阐释、《堂吉诃德》版本学、《堂吉诃德》与喜剧，以及喜剧与悲剧在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交互影响等)。与《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配套的《塞万提斯研究文集》将西方不同历史时期涌现的经典成果翻译成中文，凡数十篇，近五十万字。它们必将使中国读者从更高的起点见识西方名家对塞万提斯及《堂吉诃德》的不同解读和评价。

　　此外，与国内非西语专业的塞学研究相比，陈众议先生的先天优势在于他本人即为西班牙黄金世纪文学专家。早在其《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研究》(2007)中已对塞万提斯有精深的研究，《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在此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不仅对西方塞学的来龙去脉及各家之长进行了严谨的梳理、点评、质疑和探究；而且敢于直面重大的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具有中国学者明确的主体意识。

　　回顾短短百年中国外国文学研究历程，可以说新世纪中国学者的研究方法、理论素养、外语功底都有了显著提升，这些进步不同程度体现于《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加上有译林出版社这样的出版重镇倾力助推，相信未来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会由是出现新的、可喜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