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位年轻记者得知我描述云南边地过往的散文《桑荫街》获得第五届冰心散文奖，热心地打来电话询问有关这一散文的写作情况，并说：听说你女儿彭鸽子几年前也获得过第三届冰心散文奖。看来你们家与热心提倡散文写作的冰心先生很有缘……
我说：确实如此，而且我与冰心先生的来往，是从一件颇不平常的事开始。
冰心先生是我尊敬的文学前辈，但是先生晚年很少参加文学界的活动，我长久难以见到她;直到1985年我写了短篇小说《今夜月色好》发表在《人民文学》的第5期上，才有了谒见先生的机缘。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人民文学》以发表短篇小说为主，在那一期的10个短篇中，我那篇《今夜月色好》是排在最末一篇。这会有多少读者?很难说。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其中的读者会有冰心先生。
那是1985年8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我正走在街上，突然狂风大作，“哗哗啦啦”地下起了大雨，我在附近一家商店避雨时，见这场打得地面水雾腾腾的大雨，短时间内不可能停歇，就从提包里拿出刚刚收到、还没有来得及看的8月10日《文艺报》来读，翻开内页却有一篇冰心先生写的《介绍〈今夜月色好〉》的短文。那年月，文坛的评论家虽然多，却没有几个人主动为不熟悉的作家写评论，冰心先生把她的视点投向我这个与她没有一面之缘的人，真是使我惊讶。
文章不长，是这样写的：
《文艺报》来信，问我现在正在读什么书?
我现在行动不便，从不出门，整天除了看书，还是看书。每天邮差来时，我都会收到好些刊物：
文艺刊物、妇女刊物、儿童刊物……拆得我手腕酸疼，看得我眼花缭乱!但是，实话说，能引我重读一遍的文章并不多。
只是前天看了《人民文学》今年第5期彭荆风同志的《今夜月色好》却使我欢喜、兴奋。我刚看到胡耀邦同志讲的话，说我们的文艺应当振奋人民的爱国精神，我愿我的朋友都去找来读一遍。讲的是一位道班房的班长和他新婚不久的妻子，住在终年云雾深锁的一座大山里，过着甜蜜的生活。但这大山里不只有他们两个，还有道班房的小伙子们，有战士，有参谋……主人公却是那位新娘，山中唯一的女性。这些人在一起，真是互助相亲，那里的生活用部队的话说，就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故事里有大风雨，有严重的塌方，有隆隆的炮车，有炮战的阵地，在炮火纷飞之中，我们的主人公眼里看到的是：
“一切都在闪闪发光”的帐篷、大炮、战士的钢盔，以及炮战后她的倒塌的道班房子……一切都显得“清爽”而“明净”，“她觉得今夜月色真好!”
我不认识这位作者。遗憾的是卷头“编者的话”里，也没有提到这篇小说。
我激动地读着，虽然外边还在哗哗啦啦地下着雨，我的眼前却似乎涌现出了满天繁星……
我本来想写封信表示谢意，却不知道怎样下笔。对文学真诚、无私的先生，要我谢么?我却没有写。
有了冰心先生对《今夜月色好》的评介，这篇小说也日益为人们关注，不仅先后收入了1985年10月的《新华文摘》、上海文艺出版社的《1985年全国短篇小说佳作集》，并在三年后的1988年，以全票获得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第八届(1985——1987)短篇小说奖。
这年(1985)10月下旬，我奉总政文化部之命，作为领队之一带领各军兵种几十位作家去往福建海防访问;11月14日完成访问任务准备去往北京复命前，我打电话给在昆明的女儿鸽子，问她想不想去北京走走?
她说：想去看看沈从文、冰心、丁玲这些老前辈，他(她)们都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
在北京等待鸽子那段时间，我先看望了一些熟悉的朋友。17日去了王蒙那里。在谈了一些文学界情况后，他幽默地说：“你在我们《人民文学》发表的那篇《今夜月色好》，冰心老太太很赞扬，还批评了我们重视不够。搞得我们诚惶诚恐赶紧检讨。”引得我大笑。他又说：“发表了好作品，怎么说也是令人高兴的。”他还问我：“你这次来北京去看了她么?”我说：“等鸽子来了，想去看看她。”他说：“应该去看看。老太太是很和善可亲的人。”
11月末的北京已经很冷了，猛烈的西北风狂卷着地上冻得僵硬的落叶，发出如同碎玻璃被辗压的刺耳响声。鸽子从昆明来到北京，我带着她先后去看望了沈从文、冰心两位老人，只有丁玲先生在住院，不能见客。
冰心先生住在当时周围还比较空旷、荒凉的中央民族学院，我们不知道她住宅的具体位置，在大风里茫然地转悠了好久;后来幸好遇见熟悉的吴重阳教授，有他的引领，我们才找到了那座在简陋、狭窄的砖木结构小楼。敲开门后，一位中年女陪护拦住了我们：“先生上午一直在与来访的人谈话，很累了，不能再见客。”幸好吴重阳与她熟悉，并告诉她：“彭荆风同志是从云南来的。”她才勉强同意进去通报。过了一会，她显得亲切地转回来说：“先生请你们进去。”我们才走进窄小、洁净的会客室。
冰心先生从内室出来了。她这年已经是85岁高龄，虽然清瘦却很有精神。她见我穿着军装，说：“原来你是军人。我读你的《今夜月色好》很喜欢，也不知道你是谁?”
她见我们在注视墙上挂的梁启超大师书赠的对联：“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就说：“这是60多年前写给我的;‘文革’当中，郭老、茅盾为我写的书信、字画都被抄走了，这幅对联放在杂物中没有被他们发现;不然也追不回来了。”说着，老人的眼睛湿润了。
过了一会，她才问我：“你是军人。在军队里要好过些吧!”
我说：“‘文革’当中，没有对我判刑，却被当作重刑犯在监狱里关押了7年。”
她叹息地说：“我们的境遇都差不多，那‘牛棚’生活也是不好受的呀!”她又关心地问鸽子：“你爸爸进监狱了，你怎么办?”
听说鸽子是流落街头卖冰棒，她怜惜地紧紧抓住鸽子的手，像老祖母似的关切地抚摸着她，不断地说：“可怜!可怜!小小的人就受苦了!”
她又问了鸽子许多事，那份关切令我们父女感动。我们怕累着老人，不敢久坐。临别时，我把鸽子特意为我从昆明带来的《冰心选集》第一卷(小说卷)请她签字，她写下了“荆风同志嘱签字留念”，笑着说：“这书是你带来的，不是我送的。我只能这样写。”
见她这样认真，我们都笑了。
鸽子却说：“冰心奶奶，你能不能送我一本书?”
她亲切地问：“你喜欢散文?还是诗?”
鸽子说：“我喜欢你的散文。”
她让那位女陪护进内室去拿了本《冰心选集》第二卷(散文卷)出来，签上“鸽子同志正 冰心”。还把鸽子揽进怀里，关切地说：“你就用心写好散文吧!”
出到外边，风还是那样狂猛地旋转着，鸽子高兴得在大风中跳了起来，大喊着：“我是有福的人呵!”
从那以后，鸽子更用心地攻读、写作散文了。散文是要真情实感的;为了写好散文，她走遍了大半个云南，深入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并在2004年出版了我国第一本系统反映佤族人生活的散文集《走进司岗里腹地》，在2008年获得第三届冰心散文奖。
近30年过去了，想起那次去看望冰心先生，在我们的记忆里，一直是亲切、温暖的，那满天的繁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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