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著名作家、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贾平凹在京举办了其新书《极花》的媒体见面会，这也是其最短的一部长篇小说。继2011年《古炉》出版，《带灯》、《老生》、《极花》相继面世，贾平凹差不多每两年就有一部长篇小说问世。“不要再写了，我们还没看完，你又写了。”身边的朋友总是这样劝告他，但是贾平凹说：“写作是我生存的一个方式，心里有一些事情，写过了心里才能安宁。”对于《极花》，贾平凹说：“当然还是写乡下的事情。这几年我在下面跑，所思所想的问题都体现在这里面了。”
十年前一夏无雨，认为凶岁，在陕西西安城南的一个出租屋里，我的老乡给我诉苦。他是个结巴，说话时断时续，他老婆在帘子后的床上一直嘤嘤泣哭。
人走了，他说，又回，回那里去了。
那一幕我至今还清清晰晰，他抬起脑袋看我，目光空洞茫然，我惊得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他说的人，就是他的女儿，初中辍学后从老家来西安和收捡破烂的父母仅生活了一年，便被人拐卖了。他们整整三年都在寻找，好不容易经公安人员解救回来，半年后女儿却又去了被拐卖的那个地方。事情竟然会发展到这样的结局!我终于弄明白了事情的原由，是女儿回来后，因为报纸上电视上连续地报道着这次解救中公安人员的英勇事迹，社会上也都知道了他女儿是那个被拐卖者，被人指指点点，说那个男的家穷，说她生下了一个孩子。从此女儿不再出门，不再说话，整日呆坐着一动不动。我的老乡担心女儿这样下去不是要疯了就是会得大病，便托人说媒，希望能嫁到远些的地方去，有个谁也不知道女儿情况的婆家。但就在他和媒人商量的时候，女儿不见了，留下个字条，说她还是回那个村子去了。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一直没给任何人说过。
但这件事像刀子一样刻在我的心里，每每一想起来，就觉得那刀子还在往深处刻。我始终不知道我那个老乡的女儿回去的村子是个什么地方，十年了，她又是怎么活着?我和我的老乡还在往来，他依然是麦秋时节了回老家收庄稼，庄稼收完了再到西安来收捡破烂，但一年比一年老得严重，头发稀落，身子都佝偻了。前些年一见面，总还要给我唠叨，说解救女儿时他去过那村子，在高原上，风头子硬，人都住在窑洞里，没有麦面蒸馍吃。这几年再见到他，却再也没提说过他女儿。我问了句：你没去看看她?他挥了一下手，说：有啥，看，看的?他不愿意提说，我也就不敢再问。以后，我采风去过甘肃的定西，去过陕西榆林的横山和绥德，也去过咸阳北部的彬县、淳化、旬邑，那里都是高原，每当我在坡梁的小路上看到挖土豆回家的妇女，脸色黑红，背着那么沉重的篓子，两条弯曲成O形的腿，趔趔趄趄，我就想到了她。
我出身于农村，19岁才到西安，我自以为农村的事我没有不知道的。十年前我那个老乡的女儿被拐卖后，我去过一次公安局，了解到这个城市每年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无法得知，因为是不是被拐卖难以确认，但确凿的，备案的失踪人口近约数千人。我也是目瞪口呆。
留神了起来，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总能看到贴在路灯杆上的道路指示牌上的公用电话亭上的寻人广告，寻的又大多是妇女和儿童。这些失踪的妇女儿童，让人想得最多的，他们是被拐卖了。这些广告在农村是少见的，为什么都集中发生在城市呢?社会在进步文明着，怎么还有这样的荒唐和野蛮，为什么呢?
中国大转型年代，发生了有史以来人口最大的迁徙，进城去，几乎所有人都往城市涌聚。就拿西安来讲，这是个古老的城市，满到处却都是年轻的面孔，他们衣着整洁，发型新潮，拿着手机自拍的时候有着很萌的表情，但他们说着各种各样的方言，就知道了百分之八九十都来自于农村。在我居住的那座楼上，大多数的房间都出租给了这些年轻人。其中有的确实在西安扎下了根，过上了好日子，而更多的却漂着，他们寻不到工作，寻到了又总是因工资少待遇低或者嫌太辛苦又辞掉了，但他们不愿再回老家去。政府发文说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在一些农村看到了集中盖起来的漂亮的屋舍，挂着有村委会的牌子，也有医疗所和农科研究站，但那全是离城镇近的，自然生态好的地方。而偏远的各方面条件都落后的区域，那些没能力，也没技术和资金的男人仍剩在村子里，他们依赖着土地能解决着温饱，却再也无法娶妻生子。我是到过一些这样的村子，村子里几乎都是光棍，有一个跛子，他是给村里架电线时从崖上掉下来跌断了腿，他说：我家在我手里要绝种了，我们村在我们这一辈就消亡了。我无言以对。
这何尝不也是这个年代的故事昵?
但是，这个故事，我十年里一个字都没有写。怎么写呢?写我那个老乡的女儿如何被骗上了车，当她发觉不对时竭力反抗?写她的母亲在3年里如何哭瞎了眼睛，父亲听说到山西的一个小镇是人贩子的中转站，为了去打探女儿消息，就在那里的砖瓦窑上干了一年苦力，终于有了线索，连夜跑一百里山路，潜藏在那个村口两天三夜?写他女儿回到了城市，如何受不了舆论压力，如何思念孩子，又去被拐卖的那个地方?我实在是不想把它写成一个纯粹的拐卖妇女儿童的故事。我关注的是城市在怎样地肥大了而农村在怎样地凋敝着，我老乡的女儿被拐卖到的小地方到底怎样，那里坍塌了什么，流失了什么，还活着的一群人是懦弱还是强狠，是可怜还是可恨，是如富士山一样常年驻雪的冰冷，还是它仍是一座活的火山。
这件事如此丰富的情节和如此离奇的结局，我曾经是那样激愤，又曾经是那样悲哀，但我写下了十页、百页、数百页的文字后，我写不下去，觉得不自在。我还是不了解我的角色和处境呀，我怎么能写得得心应手?拿碗在瀑布下接水，能接到吗?
现在小说，有太多的写法，似乎正兴时一种用笔很狠地、很极端地叙述。这可能更合宜于这个年代的阅读吧，但我却就是不行。我一直以为我的写作与水墨画有关，以水墨而文学，文学是水墨的。坦白地讲，我自幼就写字呀画画，喜欢着水墨，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的文学的最初营养，一方面来自中国戏曲和水墨画的审美，一方面来自西方现代美术的意识，以后的几十年里，也都是在这两方面纠结着拿捏着，做我文学上的活儿。如今，上几辈人写过的乡土，我几十年写过的乡土，发生巨大改变，习惯了精神栖息的田园已面目全非。在陕西，有人写了这样一个文章，写他常常怀念母亲，她母亲是世上擀面最好的人。文章发表后，许多人给他来信，都在说：世上擀面最好的人是我妈!我也是这样，但凡一病，躺在床上了，就极想吃我母亲做的饭，可母亲去世多年了，再没有人能做出那种味道了。就在我常常疑惑我的小说写什么怎么写的时候，我总是抽身去一些美术馆逛逛，参加一些美术的学术会议，竟然受益颇多，于是回来都做笔记，有些是我的感悟，有些是高人的言论。
2014年的漫长冬季，我一直在做着写《极花》的准备，脑子里却总是混乱不清。直到2015年春天过去了，夏天来了，我才开始动笔。我喜欢在夏天里写作，我不怕热，似乎我是一个热气球，越热越容易飞起来。
我开始写了，其实不是我在写，是我让那个可怜的叫胡蝶的被拐卖来的女子在唠叨。她是个中学毕业生，似乎有文化，还有点小资意味，爱用一些成语，好像什么都知道，又什么都不知道，就那么在唠叨。
这个小说，真是个小小的说话，不是我在小说，而是她在小说。我原以为这是要有40万字的篇幅才能完的，却15万字就结束了。兴许是这个故事并不复杂，兴许是我的年纪大了，不愿她说个不休，该用减法而不用加法。15万字好呀，试图着把一切过程都隐去，试图着逃出以往的叙述习惯，它成了我最短的一个长篇，竟也让我喜悦了另一种的经验和丰收。
2015年7月15日的上午，我记着这一日，15万字画上了句号，天噼哩啪啦下雨，一直下到傍晚。这是整个夏天最厚的一场雨，我在等着外出的家人，思绪如尘一样乱钻，突然就想两句古人的诗。
一句是：沧海何尝断地脉，半崖从此破天荒。
一句是：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
(本文为贾平凹所著《极花》一书的后记，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16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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