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知道农民的痛苦和牺牲”

　　春节，火车站，人流如潮水般涌入；人们拖着沉重的行李飞奔，流露出急切而兴奋的神情；气喘吁吁的旅客终于登上了火车，车厢被塞得密不透风；火车呼啸而过，成千上万在异乡打拼的游子如候鸟般踏上回家的旅程。

　　这是纪录片《归途列车》开头的一幕，对于往返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农民工而言是再熟悉不过的场景。这部讲述中国农民工故事的电影于美国当地时间10月1日荣膺第三十三届艾美奖最佳纪录片奖和最佳长篇商业报道两项大奖。此前，《归途列车》已摘得2009年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IDFA)最佳长纪录片奖和2010年第五十三届旧金山国际电影节纪录片奖。

　　《归途列车》历时三年拍摄，讲述了四川一对农民伕妇外出打工的经历，展现出城市化浪潮中普通农民的辛酸与挣扎。家人的分离引发的酸甜苦辣、农民工在城市的尴尬生存状态成为贯穿影片的主线。

　　“对中国人而言，家庭是一个太重要的概念；但是对大部分离开家乡进城打工的农民来说，故土一旦离开就少有归途。”《归途列车》导演、旅加华人范立欣告诉记者。

　　2006年进入纪录片行业以来，范立欣的关注点始终是农村。他担任联合制片人的纪录片《沿江而上》反映了三峡工程给当地普通人生活带来的影响，其中的重要线索就是一个农村女孩在游轮上打工的经历，该片获得2008年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今年出品的《千锤百炼》刻画了一群相信苦练拳击可以改变命运的农村孩子，该片入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提名；上个月刚制作完成的《殇城》记录了四川地震后四个痛失亲人的农民家庭经历的辛酸与重生。而眼下正在拍摄的是一个盲人旅行家的故事，主人公同样是农民。

　　其实，成长于武汉书香门第家庭的范立欣并无太多农村生活经历，之所以喜欢纪录片，是因为幼时父亲任电影放映学校校长而“近水楼台”观赏到不少外国片子；对农村题材产生浓厚兴趣，则是因为他曾在武汉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先后担任8年的编导、摄像，多次进入农村采访，被农民生活的辛酸深深震撼。

　　“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中国农民为经济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我们需要知道农民的痛苦和牺牲。”范立欣说道。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今年6月发布的数据，截至2011年，中国农民工数量达2.5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约1.6亿人。

　　《归途列车》中，张昌华和陈素琴夫妇已经在外打工16年，背井离乡的目的就是创造条件让一双儿女好好读书，成为“金凤凰”飞出乡村。但由于常年在外，和子女缺乏交流，他们发现，很难与上中学的女儿张琴沟通，她听不进父母的忠告与劝解，坚持退学、离家，在服装厂打工，让父母伤心、绝望。

　　“一个深圳的工人建议把新一代农民工的称呼改为‘新蓝领’，其实是有道理的，‘新蓝领’阶层已经和农民相去甚远，在文化心理方面，他们已经走上了城市化的不归路。”范立欣说。

　　然而，“新蓝领”和父辈有一个相同之处，就是仍旧在为社会作出贡献，甚至牺牲，他们热爱城市、为城市发展奉献青春，却难以被城市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8月发布的《2011中国城市发展报告》蓝皮书指出，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已成为中国最突出的民生问题。

　　影片结尾有这样耐人寻味的一幕：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当晚，在张琴打工的酒吧里，三个女孩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屏幕“鸟巢”上空绚丽的烟花，稚嫩的面庞洋溢着自豪和享受。

　　近两年，《归途列车》在全球放映，范立欣说，不少外国观众告诉他，影片使其反思了社会的消费主义文化，让他们意识到廉价物品背后有中国工人的辛酸。而不少中国人观影后也纷纷在范立欣的微博留言，说没想到农民的生活这么不容易；也有人说，电影让他们“看到了自己的过去”。

　　然而，优秀的作品并不一定意味着优秀的票房。2011年3月《归途列车》便公开发行，但团队拿不出钱，进不了商业院线。去年春天起，范立欣开始一个人在中国19个城市找影院做点映，和影院分成收入。

　　“我住快捷酒店，拉杆箱都拉坏了。”范立欣笑着说，拍纪录片，资金始终是一个问题。目前，他拍摄电影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播出机构、电影节、基金会，但这些资金并不能解渴，钱将是一个永远需要克服的问题。范立欣说，他愿意面对这样的挑战。

　　“许多有关中国的影像都是关于大好河山的，这就像向别人宣传自己的明信片；但真实的影像才是最珍贵的，中国社会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不记录就可惜了。”范立欣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