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这艘船

　　在泉州，有一座专为一艘古船而建的陈列馆。

　　这艘曾经遥望着开元寺东西双塔，一次次从远航中归来的大船，在海水中浸泡了七个世纪后，如今静静地“停泊”在双塔脚下。听不到涛声，望不见大海，我看见它的时候，几乎要屏住了呼吸。

　　这是一艘沉没的残船，出土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泉州后渚港。专家考证它是十三世纪南宋时期泉州造的三桅远洋商船，沉没时间应在南宋景炎二年(1277年)左右。当时它运载着大量香料、药物和各种贸易货品从东南亚返航，归来时不知何故，沉没在了家门口。

　　眼前这艘修复后身长34米，宽11米，比一个篮球场还要大的古船，此刻盛满了人们关于大海的追忆。想象着七百多年前它曾一次次扬帆远航，连接四海，一段海上历史的辉煌帆影，流曳着晴空万里的波光，在记忆深处闪烁。

　　泉州鼎盛了四百年。从唐代开始崭露头角，及至宋元鼎盛，到元代已成为中国第一大港。彼时，泉州与世界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四百年带给泉州的是“涨海声中万国商”“梯航万国、舶商云集”“车马辐辏、货物山积”的繁华记忆。四通八达的海上航线，东西方空前繁荣的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领先于世界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这一切让泉州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城市之一。中世纪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游记中说：泉州是世界第一大港。

　　今天来泉州旅行的游客，几乎无一不沉醉于对宋元时代泉州的探寻与感怀里，气宇恢弘的开元寺、巍然矗立的东西塔，跨海长虹般的洛阳桥、安平桥，古城南隅的天后宫、聚宝街和市舶司、“来远驿”“行香碑”……帆影与浪花，云天与海港，那是一个拥抱海洋、拥抱世界的泉州。泉州的波浪里，是航海者欢乐雀跃的心。

　　然而，历史的浪潮，也带来了另一个帆影。

　　一百多年后，江苏太仓刘家湾，有一艘巨船也永远地停泊了。1433年，郑和在南印度古里国病逝。王景弘将庞大的舰队和郑和的头发、靴帽带回中国。那是一个盛夏的傍晚，远洋船队最后一次驶入刘家湾，那收起的巨帆从此再也没有扬起。皇帝诏令：“下西洋诸蕃国宝船悉令停止”“各处修造下蕃海船悉令停止”……至此，二十八年间，郑和七次浩大的远航画上了句号。

　　1405年底，郑和率领庞大的明朝皇家船队，自福建五虎门放洋，开始了七下西洋的远航壮举。船队首航南中国海、印度洋，在这广阔的海域里，上百艘大船人字形排开，千帆竞发，蔚蓝色的壮阔海面上，郑和的船队构筑了东方航海史上的一个奇迹。此时的印度洋，是世界交通与贸易的中心。中国商人、印度商人、阿拉伯商人、东南亚商人，不久后，还有欧洲商人，都乘季风航行到泉州。中国的瓷器、丝绸，印度的棉织品，阿拉伯的奢侈品，东南亚的香料，都在这里交易。

　　泉州保留着许多郑和到访的遗迹，比如圣墓行香碑。1417年，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时，这位伊斯兰教徒曾到泉州灵山圣墓行香，祈求真主赐福庇佑，且立碑为记。碑文云：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望灵圣庇佑。镇抚蒲和日记立。这块当时泉州镇抚蒲和日为郑和朝圣行香所立的碑刻，至今犹存于圣墓回廊间。

　　郑和下西洋所选招募的两万多船工和水手中，有不少是漳泉人。郑和船队的许多船只是泉州制造的，许多货物也是在泉州装船的。“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郑和远洋前两百年，以泉州为中心的航海、造船、贸易规模，已超过阿拉伯世界，中国海商是印度洋上贸易的主导力量。1343年，伊本·白图泰在古里候船来中国，发现从印度洋到南中国海，往来的都是中国船。大船舒适豪华，可载一千位乘客，六百名水手，四百名士兵。而据李约瑟博士估计，郑和庞大的船队频繁下洋，1420年间明朝皇家拥有的全部船舶，应不少于三千八百艘，超过当时欧洲船只的总和。

　　两艘船，一艘于风雨中沉没，而海上依旧白帆浩荡;另一艘，在辉煌中谢幕，海面上却从此帆影不再。白帆浩荡的幕后，是唐以来宋元朝廷保护海上通商贸易自由的开明政策;帆影不再的背景，是明朝严厉的海禁政策：“濒海居民不得私自出海通番”，泉州市舶司关闭，民间海船被强令改造成无法远洋航行的平头船，双桅海船被焚毁，民间造船、出海、市蕃货、用蕃货，一律绳之以重刑。民间航海贸易被迫停止。十三到十五世纪中国曾经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船、最大的港口城市、最优秀的水手和最有势力的海商，在朱元璋先后四次诏令“片板不许下海”的禁令下，这一切，宣告沉寂。

　　我们无法想象海禁两百年里，泉州人是怎样望洋兴叹无奈度日的。广阔的海面上，除了官方的船队外，中国海商的帆影已从海上消失，“每岁造舟通异域”的泉州已无可通异域之船。郑和身后，海上世界沧桑巨变。利益驱动与冒险情结，在西方地理大发现的光辉照耀之下，西方世界如潮水般一浪接一浪地冲击着中国海岸。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纷纷控制了东南亚的重要港口，西方船只在世界所有大洋中畅通无阻。明清之际，迫于压力几度开海又禁海的几番折腾过后，中国雄踞海上的机会，失而复得，得而复失。

　　1904年，郑和下西洋五百年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提请国人重新记起这位伟大的航海家，其中有骄傲，也有悲愤：西方现代化历史的起点上，有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而“我泰东大帝国，与彼并时而兴者，有一海上之巨人郑和在”，这是骄傲。然而还有悲愤：“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发见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哥达嘉马发见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首开中西航海与现代化研究之比较研究的梁启超，带给后人沉重的历史追问，与短暂的骄傲相比，悲愤更刻骨铭心。

　　在泉州，这艘静泊的古船，每天都迎来如织的游人。远方的来客端详它，仰望它，泉州人热爱它，尊崇它，以它为骄傲，它几乎成了泉州这座城的化身。这艘船不仅记录着一段泉州人造船与航海的辉煌历史，也承载着作为使者的骄傲，寄托着泉州人新世纪续写远航梦想的新希冀。在这座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城市里，四百年尊荣，与船密不可分。这艘“船”的起锚与航行，扬帆与靠岸以至搁浅与沉没，与海有关，与风有关，与这片面向海洋的陆地有关，更与历史大潮中的人有关。

　　公元565年，印度名僧拘那罗陀在刺桐港九日山的延福寺，一边翻译着《金刚经》，一边等候季风，南航马来半岛。这件事被史学家当作泉州海外交通见诸文献的最早记载。刺桐港，即泉州的古称。那时，海船的出行和航程要凭借季风和洋流。秋冬之际吹北风，满载着中国陶瓷、丝绸和茶叶的船只，从刺桐港驶出;第二年的春夏之际吹南风，外面的商船又载着香料和药物进港。在宋代，每年海船往返季节，泉州太守都要率僚属到九日山，举行盛大的“冬遣舶、夏回舶”祈风祭海仪典，敬祭海神，向通远王祈求赐风，福佑商舶在海上往返畅行，顺风顺水。对于依赖风力航行的船舶而言，风，几乎决定了船的命运。祈风，是对大自然的敬畏，是对风的敬仰，是对不可抗的外力的深深祈愿。

　　今天的九日山上，可以看到十三方“祈风”石刻。据说泉州已恢复了这一古老的仪式，相信这隆重的仪典里有泉州人最深切的企盼。站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上，泉州，何尝不也是一艘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