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先贤祠前说伟人

　　巴黎市中心塞纳河左岸一带，就是人们常说的拉丁区，这里是巴黎市区最繁华、文化气息最浓的地段之一。沿著这片街区的主要交通干道圣米歇尔大道朝南走，在卢森堡公园对面可以看到一座宏大的建筑物，它那白色的巨大穹顶十分瞩目，远远看去有点像美国的白宫，这就是颇负盛名的先贤祠。

　　在中国也有人把它译为万神殿。不过我觉得万神殿的说法有些不妥，因为这里供奉着的是人而不是神。所谓先贤祠，不过是一处陵墓。在它那巨大的穹顶之下，安息着数十位伟大的人物，他们是法兰西共和国成立以来两百多年间为国家、为民族建立过巨大功勋的不朽者，人们把他们称为“伟人”。所以准确地说，先贤祠实际上就是伟人公墓。

　　法国革命爆发之际，这里是一座刚刚落成不久的教堂，圣-热纳维耶夫大教堂。1791年，制宪议会通决议，把这座教堂改建成一座殿宇，安葬法兰西共和新时代的伟大人物。从此.圣-热纳维耶夫大教堂便易名为先贤祠。

　　第一位有幸被安葬在先贤祠里的伟人是法国革命时期著名的演说家米拉波，人们曾经称颂他的演说具有强烈的震憾力，可抵得上“百万雄师”。紧随其后的是众所周知的思想家伏尔泰。后来又有一批著名人士入葬先贤祠，其中就有卢梭和马拉。卢梭是同伏尔泰齐名的启蒙思想家，马拉是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领导人之一，他是在家中沐浴时遇刺身亡的。

　　进人十九世纪之后，先贤祠遭遇了一番颇不寻常的经历。它有一阵子被称为先贤祠。过了一阵子又成了圣-热纳维耶夫教堂，如此反反复复，大约经历了三起三落之后，直到1885年雨果的遗骨移入其间之后，一百多年以来先贤祠再也没有改换过名称，它最终成了法兰西共和国伟大人物安息的地方。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雨果的葬礼。雨果生前长期流亡国外，生活动荡不安。可是他去世之后，法国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他的灵柩先置放在凯旋门之下，巴黎人几乎倾城而出，涌往凯旋门去瞻仰这位天才作家的遗容。十二位青年诗人组成的仪仗队在他的遗体旁边守灵一日后，雨果的灵柩从凯旋门移往先贤祠安葬，送殡的队伍长达数公里，人数多达两百万。这在法国的历史上称得上空前，也许是绝后的，至少到目前为止可以这么说。更有意义的是，就在雨果正式入葬先贤祠之后，人们在这座圣殿的大门上边刻上了这徉一句话：祖国感激伟大的人!这样一句乍看起来普普通通，细细想来却极不寻常的话使这座巨大的殿宇顿时变得更加崇高壮丽，而且披上了一轮圣洁的光环，使它成为法国人心目中的一方圣地。

　　在雨果之后的一百多年间，又有数十人陆陆续续葬入了先贤祠而成为不朽的伟人，他们之中有屡建战功的军事家、有为民族独立而献身的烈士、有为国家作出过杰出贡献并赢得巨大荣誉的科学家，自然，也有著名的文学家。

　　1964年12月16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法兰西抵抗运动的杰出领导人让·穆兰的遗体迁入先贤祠，法国政府举行了隆重的迁葬仪式。时任文化部长的著名作家马尔罗主持了这一仪式，并发表了感人肺腑的演说。32年后，即1996年的12月，马尔罗本人的遗体也进人了先贤祠，有幸成为继雨果和左拉之后，安卧在这座圣殿之中的第三位文学家。在他之后，中国读者非常熟悉的历史小说家大仲马在故乡的墓地安睡了百余年后，于2002年迁葬先贤祠，主持仪式希拉克总统动情地说：“今天，亚历山大仲马将不再孤单，人民大众的美好记忆和幻想将永远伴随着他”。

　　在巴黎的诸多名胜中间，先贤祠的知名度绝对不亚于其他旅游景点，然而这里的游客却远远少于其他地方。也许在一般民众看来，伟人们多少有些高不可攀吧。其实，长眠在这里的不少“伟大人物”生前都可以说是平平常常的凡人，像那些科学家们，平时很可能只是些个“书呆子”，即使在做出过伟大的发明创造之后也没有把自己看作是伟人，更没有巴望着死后要进入先贤祠。然而他们却被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奉为伟人。每次路过先贤祠，看到“祖国感激伟大的人”这句话时，我的心头总是激动不已。我想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那些为她作出过伟大贡献的伟大人物所表砚出来的应有的尊重和崇敬。

　　在先贤祠内的这批伟人中间，地位最突出的应推伏尔泰和卢梭，他们两人的灵柩分别置放在大门入口处的左右两边，高大的灵柩前面还立着一尊雕像。不错，伏尔泰和卢梭都是伟大的文学家，但是我以为，他们更是作为伟大的思想家而进入先贤祠的。他们的启蒙思想开创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纪元，为封建专制制度的动摇直至覆灭、为自由民主的共和制度最终确立铺平了道路，奠定了基石。因此，他们在先贤祠中的地位高于众多伟人之上是当之无愧的。

　　细看先贤祠内的伟人名单，人们会发现其中虽然有多位政治家，但学者和军人似乎更多一些。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当代历届政府的主要领导人，身后没有一个葬入先贤祠。戴高乐将军可以说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在许多人看来，但是他去世之后至今也未有人提议把他的遗骨迁入先贤祠。而且，戴高乐本人很早就对后事做了安排，表示身后要与他的那位因患病而不幸早亡的爱女葬在一起，而且他还明确表示身后拒绝任何荣誉称号和勋章。如今，戴高乐将军依然长眠在乡间，那是一座简朴的墓穴，墓前也仅有一块石碑而已。

　　我曾经就此事询问过一位法国朋友，他略一沉吟后对我说，当代的政治家有没有资格进入先贤祠，应该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因为一位政治家给他的人民带来的福祉或者是造成的灾难究竟如何，也许要很多年以后才能看得更清楚。再说，所谓伟人也未必一成不变，比如最早进入先贤祠的米拉波和马拉，由于某种原因后来被摘去了“伟人”的桂冠，遗体也迁出了先贤祠。看来，真正的伟人还是要接受历史的检验。

　　听了这番议论，我不禁想起了中国人常说的那句话：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