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参加培训，我所下榻的酒店旁有一个很小的街心公园，每天我穿过公园去课堂。公园里老树参天，绿草如茵，随处可见自由自在觅食的野鸭和松鼠。因为伦敦市内这样的公园很多，对于这类景色我早已熟视无睹了。
一天清晨，我特意来到公园感受一下这里温馨的气氛。公园小径两旁散置着木质长椅，长椅上已有人坐在那里。一个学生模样的小伙子，手里托着一只塑料食盒正吃早餐。椅子旁边是几只野鸭，渴求般地仰头看着他。小伙子不断地把食盒里的沙拉投向它们，直到最后把食盒倒过来给它们看……小伙子对面的长椅上坐着一位穿粉色毛衫的中年妇女，她手中的塑料袋里是一块面包，看到鸭子一摇一摆地向她走来，便把面包掰开撒在地面，鸭子摇头摆尾地低头捡拾面包渣。几只小松鼠也跑过来，在人们身边东瞅瞅西望望，但是它们不像野鸭那样与人亲近，人们稍稍一动，它们就警觉地一跳一跳地跑开。
就在欣赏这幅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画面时，我猛然看到公园一角矗立着一尊塑像：那是一尊半身女士铜像，安放在一米多高的白色石座上，上面刻着“弗吉尼亚·伍尔夫 1882—1941”的字样 ，下面是一块一本书大小的铜牌：
1924年到1939年，伍尔夫住在托维斯托克广场南边的住宅，她许多著名的小说在这里写作并出版;
“一天，我到托维斯托克广场散步，几乎是无意识的，《到灯塔去》一书的情节涌入我的心头”(注：伍尔夫语);
英国伍尔夫协会于2004年6月16日建立。
我阅读过伍尔夫的大部分小说，包括《到灯塔去》、《邱园记事》、《达罗卫夫人》等，还有那篇著名的意识流小说《墙上的斑点》，看过描写伍尔夫最后岁月的电影《时时刻刻》。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伍尔夫是伦敦文学界的核心人物，她在男性统治的文坛为女作家争得一席之地，被誉为20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锋。她创造了意识流小说的笔法，成为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家。因为早年同母异父的两位兄长对她性侵留下了永久的精神创伤，几次精神崩溃的伍尔夫，最终于1941年3月28日在自己口袋里装满石头，投入欧塞河，结束了生命。
看到伍尔夫塑像，这一切都涌入心头。此刻，我同情她的悲剧命运，同时也有欣喜，想不到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公园里，竟然能够“邂逅”这位著名女作家。
时间就像一列列不同车次的飞驰火车，一代人上来了，一代人下去了，代际之间永无可能相遇。而空间就像一座高层大厦，虽然楼层不同，但在同一个空间总有邂逅的可能。如今，伍尔夫曾经漫步的这座公园就保留着她的气息，容貌秀美、身材苗条、戴一副眼镜、一袭黑色长裙的伍尔夫仿佛正迎面走来。
我问穿粉色毛衫的中年妇女是否知道伍尔夫，她告诉我，伍尔夫当年就住在公园南面隔街相望的楼房里，现在那里是托维斯托克宾馆。我跨过街道去宾馆询问，大堂里的服务员告诉我，伍尔夫夫妇当时住在托维斯托克广场52号，是一座小楼，一二层是律师事务所，夫妇二人住在三四层，地下室是伍尔夫的写作间。原来的建筑二战时被德军炸毁，后在原址建起了这座宾馆。这里是伍尔夫夫妇在伦敦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那时，她暂时摆脱了抑郁症和神经衰弱的困扰，心理上的舒适提高了写作效率，她在这里写就了她的大部分著作，可以说那段日子是她一生中最惬意、最安稳的岁月，直到1939年搬离此处。
一尊伍尔夫塑像，让这座小小的街心公园充满了文化气息，也带给来此漫步小憩的人们无尽的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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