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题材剧：口碑与收视倒挂的文化危机

　　狭义上的现实题材剧，为直面当下社会现实、涉及公共领域话题的类型，主要指那些以改革、反腐、医疗、教育、法制等为表现内容的作品。现实主义是其基本特征，也是其精髓所在。这类作品数量少，得奖多，在受众中的影响差别较大。诸如《平凡的世界》《老农民》《马向阳下乡记》《老有所依》等有深厚生活基础和思想底蕴的优秀作品，不仅在专业评价上取得良好口碑，也在观众中产生较大影响，给现实题材创作带来活力。但它们的收视率与点击量却无法与都市情感剧、古装剧等类型剧相抗衡，甚至出现“好剧难敌雷剧”的收视乱象。这种口碑与收视倒挂的现象背后，折射出当下文化分层、趣味分化的社会环境中，特别是在网络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媒介环境里，现实题材剧面临时代需求与现实困境之间的巨大矛盾，应该引起业界关注。

　　把握中国经验

　　讲好中国故事的现实需求与把握中国经验的实际困难的矛盾，是制约现实题材剧创作质量与发展空间的重要因素。中国过去三十多年间走过了欧美几百年的发展史，遇到的很多社会问题是前所未有、无从参照的。从民主法制建设、城市化进程到民生的衣食住行，从就业、教育、医疗、养老到人口、环境、文化娱乐等各类问题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与中国人的命运、情感结合在一起，显得更为错综复杂。同时，中国社会的独特发展史、中国经验的复杂性又进一步造成当下社会意识形态的复杂多样。可以说，中国道路比任何国家都更具探索性，艺术创作要把握这一历史进程、社会现状，可谓难上加难。

　　这要求创作者兼具艺术家的才华和思想家的敏锐，尤为需要考察洞悉中国社会问题的思想穿透力和勇气，用足够高的精神视野和认识水平，表现变革时代所特别需要的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并恰当处理二者关系。一味强调历史理性，精神内涵可能深刻，但如果缺少人文关怀的恰当融入，作品很可能沦为政治正确的说教或简单的形象演绎，而缺少艺术应有的情感激发力量。一味强调人文关怀，缺乏足够的历史理性，创作很可能会迷失在虚幻的想象和乌托邦迷阵中不能自拔，最终无法拥有现实主义创作所呼唤的思想震撼力和穿透力。同时，这种历史理性还需要有审美理想的烛照，能够有力度地展示多姿多彩的美，有分寸地把握形形色色的“丑”，并在审美理想的照耀下，“否定丑，并确证美”。有些作品在这一点上出现了偏差。例如，《蜗居》对贪官宋思明的形象塑造把握失度，将“丑”呈现为“美”，误导观众对其倾注过多的审美同情，便是一个突出例子。

　　拒绝政治冷漠

　　现在一些民众对政治态度冷漠，犬儒主义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这是现实题材创作向生活深处开掘及提升拓展的根本制约因素。一些创作者以博眼球和经济效益为追求目标，也常常在这种惯性下画地为牢、自我束缚，碰到现实问题每每绕道走、唯恐避之不及，或者避重就轻。

　　然而，当下正值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反腐进入常态化，老虎苍蝇不断被揪出。百姓呼声、各种思想流派的争鸣都让中国社会充满激荡人心的冲击力，也为现实题材创作提供了最生动鲜活的素材。此时的一些文艺创作却将现实抛得远远的——或退守到穿越剧、古装剧的臆想中，或退缩到家长里短、家斗家闹的杯水风波中，或者把装点一番的现实扭曲地搬上荧屏，营造一片莺歌燕舞的繁华幸福景象，不能不说是犬儒主义大行其道的结果。但是，表现当下现实生活的电视剧一旦与真实相脱节，失却触及现实、反思现实的力量，就失去魅力，更无法激起人们改变社会的热情和力量，其存在的合理性可能就只剩下粉饰现实、图解现实、提供廉价安慰的功用了。

　　引领媒介导向

　　现实主义传统从诞生之日起即奉行“诗言志”的原则。在美学品格上，现实主义表现生活是严肃庄重的，可以有喜剧色彩，但并不失其真心真情，更不是嬉笑玩闹、插科打诨。现实主义有亮色，但也常常表现悲剧精神和悲剧意识，追求崇高感，具有深刻的反思与批判力量，呈现人文关怀与社会正义。然而，这样的追求在当下却显得不合时宜——它显然不如轻喜剧好玩儿逗趣，不如古装剧唯美养眼，也不如年代剧激情浪漫。在当下的媒介艺术环境下，娱乐消遣功能过于强大，教化功能萎缩，现实主义文艺所倡导的启蒙模式被边缘化。消费逻辑与大众的审美趣味互动互通，共同造就了当下的文化氛围和趣味指向。文化工业借助全媒体环境发展注意力经济、负责造梦、提供偶像，大众则享受消遣娱乐、负责追星，形象嗜好、身体美学、颜值崇拜等畸形消费主义意识甚嚣尘上，电视剧日益向轻松休闲、喜剧化、偶像化路线发展。有些电视剧制造低劣的幻象，潜移默化地对人们的精神世界进行腐蚀，败坏了电视剧这一媒介艺术的口碑，背离甚至否定了现实主义的启蒙思维、文化品格和美学追求。

　　文化工业受资本驱动和恶俗趣味左右，使大众文化偏离健康轨道，出现“泛娱乐化”的狂潮。一些现实题材力作因题材沉重，缺少娱乐性，在视频网站上遭到冷遇。同时，电视剧的市场成功需佐以营销手段，有时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它势必强化明星吸引观众的作用，使作品的精神内涵退居其次，即所谓“你看意义，我看颜值”，对可视性的重视远远超过对精神意义的强调，这种接受心理让现实题材剧腹背受敌。再有，文化工业的属性重宣传超过重作品的质量。从《老农民》的宣传看，北京电视台《大戏看北京》请主创人员展示剧中农民的真实感是如何通过化妆实现的，演员们也在嬉笑逗乐中表演这种逼真的感觉。幕后花絮也成为吸引观众注意力的有效手段。这种过度宣传实际上是主动“穿帮”，在展示创作艰辛与诚意的同时，又在搞笑气氛中消解、颠覆着作品的严肃性和真实感。当下的媒介逻辑也间接影响着大众对现实题材剧的需求。全媒体时代，谁提供社会“真实”已无法由作品质量或创作者诉求等决定。媒介有自身的逻辑，观众受媒介影响也相应调整自己的消费选择。社会现实内容是一个“被争夺地带”，社会“真实”在不同媒介中受到的过滤情况存在程度上的差异。新闻、纪录片的真实性大大超过现实题材剧。当现实题材剧所呈现的所谓真实与实际的社会“真实”相去较远时，观众毋宁选择新闻或纪录片来获得对现实的认知。电视剧的娱乐消遣性在这样的选择中愈加强化，反过来对现实题材剧的发展空间形成抑制作用。

　　现实题材剧创作正处于内外交困、艰难前行的境地。一方面是迫切的时代需求，当下亟须对城市化进程所伴生的多种社会现象和人生故事作出现实反映并表达真挚情感的中国故事，改造国民性、现代性启蒙的历史使命也远未完成。另一方面，现实题材剧又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挤压。因此，不能任由文化工业的负面性——畸形消费主义、庸俗大众趣味任性发展下去，而应通过政策、管理等手段积极纠偏，强化文艺的启蒙审美功能，建立适当机制加强对电视剧社会效益的评估。如此，中华民族实现文化复兴的历史愿景才有希望。

　　(戴清，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