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的颂歌

　　伴随着苍劲雄浑的信天游响彻剧院，总政歌剧团的新创歌剧《天下黄河》落下帷幕。该剧由唐栋编剧，黄定山导演，杜鸣作曲，王传越、黄华丽等主演，是一部有着浓郁中国风格的作品。《天下黄河》讲述了抗日烽火中音乐家冼星海的创作经历，不仅题材家喻户晓，而且非常适合用歌剧来表现。然而怎样表现这个题材，进而以歌剧特定的艺术规范和表现手段塑造出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显然又是颇考验创作者艺术功力与才思的。

　　剧作没有采用传记体的线性叙事，而是截取了冼星海创作生涯的一个横切面，以三条平行又浑然一体的情节线索，将其艺术人生浓缩为一段动人心魄的故事，展示时代所赋予的独特的情感肌理。其中，笔墨最浓重的一条主线是表现冼星海创作《黄河大合唱》的过程。国破家亡的满腔悲愤与不甘沉沦、军民奋起救亡的英勇无畏与艰苦卓绝，是冼星海音乐创作的巨大驱动力。剧作从冼星海受鲁艺之约携妻钱韵玲奔赴延安写起，此时正是他思想和创作达到艺术高峰的阶段。创作并非一帆风顺，写不出旋律的苦恼困扰着冼星海。老艄公“你要写黄河，就得多去黄河看看”的质朴劝谕，触动并启发了他。他看到黄河激浪汹涌滔天，看到八路军和广大民众高昂抗战热情，将自己的命运、情感和才华融入到黄河、大地、人民和抗战的洪流中去。所以说，《黄河大合唱》的孕育和诞生，不仅是冼星海寻找音乐旋律的过程，更是他体验深化与认识升华的过程;是创作才华得到释放的过程，也是以作品展现民族精神在特定历史时代凝聚的过程，更是对民族精神进一步唤醒、重塑的过程。黄河深厚的历史、悲壮的现实与宏大的气韵，既成就了冼星海的艺术创造，也成就了歌剧《天下黄河》最荡人心魄的艺术格调。

　　表现冼星海与穆扬这两个人物之间的差异与分歧，是剧作的另一重要线索。虚构出同为音乐工作者的穆扬这个人物，既与冼星海构成相应的戏剧冲突，又清晰地映照出冼星海的精神品格与艺术定力。来到延安的冼星海，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的火热场景，信念更加坚定。他与穆扬时常爆发的“争吵”，既是音乐艺术的对话，也是政治立场的表达。冼星海认为艺术创作要以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担当，坚定不移地同抗战的伟大斗争相结合，以激昂的音乐为武器，鼓舞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这种音乐服务于抗战救亡的艺术思考，代表了文艺与中国抗日战争紧紧结合的创作方向。而穆扬信仰缺失、理想淡化，他主张为音乐而音乐，他的创作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两人观点的分野，揭示了文艺应当坚持怎样的方向、走什么样道路的问题。片面强调音乐“纯粹化”的穆扬，最终黯然逃离革命队伍，而同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冼星海，写出了《黄河大合唱》这一千古不朽的民族音乐名篇。

　　第三条线索是同为虚构人物的兰英子与黄河艄公李老汉等黄河儿女的形象塑造，这无疑是创作者基于剧作地域音乐文化元素的考量而设置的。这一老一少是苦难的承受者，但天生一副好嗓子，其本身就构成了特定的戏剧情境。浓郁的地域生活色彩与音乐民族性的根基，不仅为剧作增添了扎实深厚的情感性和歌咏性的特质，也成为冼星海创作的源泉。兰英子与八路军连长王大雷的相恋，纯洁、清新而又炽烈，给剧作增添了诗情和浪漫，他们壮烈牺牲的场面构成了震撼人心的画面。

　　剧作对冼星海精神世界和性格特征的揭示与刻画是富于层次的，并赋予其充分音乐性的形象。无论是抗战这一宏大主题，还是剧中各个人物的身份特征，都具有强烈的歌唱性特色，美声、民族、通俗等诸种唱法的运用与结合一气呵成，恰当地表现出人物的外在行为特征以及特定情境下的心理活动，显示出歌剧艺术的纯粹性和统一性。然而剧作又不是简单地罗列冼星海那些广为人知的作品旋律，甚至并没有大篇幅地使用《黄河大合唱》的完整段落，而是以冼星海个别作品的旋律作为一种音乐形象的提示与标志，加以借用与引申，唤起观众的情感记忆，也强调了整部歌剧作品音乐的原创性。剧作正是以这种洗练、纯粹、大气、激昂、深情的音乐形式，寻求对时代、民族、情感与审美意向的表达，希冀铸造出一部大歌剧的应有品格。

　　此外，该剧的舞美、道具、服装、化装等环节的设计制作也很严谨和讲究，如黄河岸边峭壁耸立、鲁艺驻地倾斜的穹顶、延安窑洞的生活细节、九曲黄河的雄浑造型等等，在视觉上都具有很强的冲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