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冯小刚导演在自己的新片《我不是潘金莲》发布会上高调宣称,这部电影“一定不是市场的奴隶”,而是一部引导市场的作品。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同时也令观众充满期待。
冯小刚可以誓言自己的作品不做市场的奴隶,但要让所有的中国电影都不做市场的奴隶,何其难也?不做市场的奴隶,意味着不盲目跟风,不能以滥情或低级趣味取悦迎合受众。这既需要电影人的自觉,也需要行业机制的完善。具体而言,电影界需要建立产业内部的自律意识,需要形成自我约束的机制。这种自律意识,首先表现为电影的生产者和投资人应该有文化约束意识,而不是把电影生产简化为单纯的投资与回报关系。保持对文化的诚挚敬意,也是电影从最初的市集娱乐,逐渐成为人类文化艺术重镇的首要原因。这样的例子在世界电影史上比比皆是,如当年比沃格拉夫老板对格里菲斯的电影深表怀疑,可是,当格里菲斯说他是按照狄更斯写小说的方法拍摄电影时,比沃格拉夫的老板随即就给予了投资。狄更斯是位广受欢迎的作家,同时也是叙事艺术的高手,恰恰是这一点能令早期好莱坞的老板心悦诚服。
电影人不能两眼只盯着票房,而应对社会文化有着敏锐的感知能力,善于发现人类求真求善的正面价值,那样才能担负起引领市场的先导作用。遥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武侠神怪片泛滥成灾,虽然连续获得高票房,但却难以与社会主流价值协调同步。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明星公司率先掉头,主动邀请钱杏邨、夏衍、郑伯奇等进步电影人担任编剧顾问,以适应社会文化需求,并从此开创了20世纪30年代的新兴电影运动。
理论上,人们普遍认为电影的文化、艺术和商业属性能够均衡发展。然而,在以票房论英雄的时候,对于电影文化和艺术的讨论往往退居次要位置。在许多媒体上,人们热衷于炒作某某明星的“颜值”,而难以看到对于明星演技的讨论,就连“演技派”这样的概念,也似乎退出了人们的视野。“颜值”顾名思义就是演员的长相,是一种止于眼球和外表的东西,那么它的内涵在哪里?炒作“颜值”实际上就是靠外在的花样引导消费者,而不用花费心思在形象内涵上刻苦练习。这对于年轻观众的艺术审美培养相当不利,他们可能会为一睹“颜值”而涌入影院,但出来时却是两眼一片茫然。这样做的结果,从长远来看,可能会导致中国电影文化失去现实主义的土壤。
所谓市场的奴隶,实质上也是资本的奴隶,因为这里忽略了电影的文化价值意义,将电影创作理解成直接的投入——产出逻辑。电影应该如何深入地表现社会人生,如何给生命以醍醐灌顶式的启迪?如果具有了这样的一些思考,电影方可以说不再是市场的奴隶。在今年香港国际影展举办的“亚洲电影面临的挑战”座谈会上,著名导演贾樟柯感慨颇深地谈道:“内地电影人现在太骄傲了,因为有钱就什么都看不上眼了。”在贾樟柯的感慨与愤懑中,可以看出在当下许多电影人的眼里,钱成了最为重要的东西。因为生产的目的是为了钱,那么电影人的艺术和技术水准似乎没那么重要了。甚至,你要是和我强调专业质量的时候,有的从业人员干脆就选择离开,反正有的是只看重钱的片子等待拍摄呢。在贾樟柯看来,内地有思想和艺术追求的电影,目前的生存状态并不乐观。因为许多投资人眼里只有大片,而对独立电影的投资却吝啬到少之又少的地步。这样一来,商业和文化、艺术的天平显然是大大失衡了。
由此看来,电影要想不做市场的奴隶,真的还有许多路要走。但是,我们毕竟还有一批对电影充满理想的艺术家,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之下,中国电影将会逐渐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对此,我们充满信心。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