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大浴缸”造型博物馆惹争议

 阿姆斯特丹博物馆新馆外景

　　说起来，荷兰人在建筑设计方面真是不乏奇思异想。前几年，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设计的央视大楼在中国备受争议。现如今，2012年下半年落成的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新馆，也因像极“大浴缸”的外形在荷兰国内引起广泛争论，甚至不乏媒体的口诛笔伐。

　　命运多舛 改建扩建二十余年

　　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坐落于阿姆斯特丹市的博物馆广场，毗邻阿姆斯特丹音乐厅、荷兰国立博物馆和凡高博物馆，馆藏9万多件世界上极为重要的现代艺术作品，主要为风格主义、鲍豪斯建筑学派、波普艺术和新印象主义作品，包括卡雷尔·阿佩尔所绘的房间，卡济米尔·谢韦里诺维奇·马列维奇的大量画作以及梵高、塞尚的素描和油画等。

　　上世纪50年代，为了促进本地的实验艺术，并为文化抗议和群众的即兴表演提供场所，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进行过一次小规模的扩建，增加了“一翼”。上世纪80年代末，博物馆又启动了雄心勃勃的改扩建计划。然而，谁也没有料到这会是一个旷日持久的建筑项目，设计方案一变再变，有关当局推诿扯皮，施工日期遥遥无期，其间更有两位优秀建筑师黯然离场。

　　1990年的首次设计方案竞赛中，罗伯特·文丘里击败众多参赛者，赢得了该项目。1994年，时任当局以该项目超出预算过多为由解雇了文丘里，不过后者坚称从未接到过任何官方说明。1996年，阿尔巴罗·西萨取代文丘里继续这一项目。2000年，市议会决定加快项目第一阶段的进程;4个月后，他们又突然改变了这一决定，并在2002年辞掉了阿尔巴罗。2004年，经过对“如何在阿姆斯特丹公园内安置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进一步讨论，本瑟姆·克伦威尔最终赢得竞赛，并启动了这一项目。8年后的2012年，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新馆“千呼万唤始出来”。但其1.7亿美元的造价远远超出预算，设计公司也并未对此作出解释。

　　众口难调 热闹过后遭遇批评

　　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是欧洲战后现代艺术和设计的收藏先锋，其“白盒子”的内部装修风格曾经得到世界范围的推崇和模仿。宽大的楼梯，吱呀作响的人字形地板，悠闲的氛围，时髦艺术混搭着“炫酷”，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一度是荷兰人引以为豪的地方。但是，随着法国巴黎蓬皮杜文化中心、西班牙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艺术博物馆以及英国伦敦泰特现代艺术馆的相继出现，荷兰人感到愈加强烈的失落，渴望重振荷兰现代艺术的魅力。难怪有评论家说，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的改扩建就是“一个俗世的嫉妒符号”。

　　“提升旧建筑，增加展览空间，并在地面一层朝向广场的地方开设餐厅和商店。新馆突出的屋顶像一个巨大树冠，意欲激活广场的西北角。”力图打造又一个地标性建筑，新馆的描述听上去很美。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新馆的首席设计师麦尔思·克伦威尔宣称，新馆头顶的“浴缸”是一种技术创新，外立面由增强合成纤维构成，符合空气动力学原理，白色的飞机漆外表增添了博物馆的珐琅色光泽，也是在向旧馆致意。当然，正如库哈斯不能解释央视大楼外观一样，麦尔思也无法向观众解释“大浴缸”的隐喻。

　　2012年9月22日，荷兰女王贝特丽克斯亲自为新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的开馆剪彩。9月23日，新馆正式对外开放，当天迎来约4500名参观者，令博物馆方面十分满意。荷兰国家电视台NOS这样对新馆进行报道：“馆内面积扩大了一倍，馆外也变了，像个大浴缸，与古老的建筑形成鲜明对比。”但是，热闹过后，很快就有批评家刻薄地写道：“这是一个拥挤的周末，狭窄喧嚣的玻璃大厅，可能就是浴缸的排水所在，严重堵塞了。”这位批评家进一步把这种糟糕的感受比喻成“倾听一个小丑演奏的巴赫”。因其带有支架的屋顶，荷兰建筑师特雷西· 梅斯亦直陈新馆前庭就像“一个为超级市场专门设计的装货平台”。

　　引发反思 标志性建筑也要务实

　　阿姆斯特丹实际上是一个很难接受拥有“拒绝融入”理念的新建筑的城市，但到底什么是“拒绝融入”的建筑，毕竟难以判断。有人说，日本建筑师黑川纪章设计的凡高博物馆是“博物馆广场最碍眼的建筑”。2012年上半年，奥地利建筑师德鲁甘·梅思尔设计的荷兰“眼”电影学院受到了荷兰人难得的慷慨欢迎，又成为一个异数。而这一切就发生在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新馆竣工之前，人们几乎就要相信这是对待“标新立异”建筑的一个态度转变。但是，新馆最终还是成了一个“拒绝融入”的建筑。

　　除却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新馆本身，荷兰人还由此进行了更多的深刻反思。有批评者说，10多年来，阿姆斯特丹市遭受了太多代价高昂和破坏性的建设，很多建设项目不能如期完工且目光短浅。人们连带反思了荷兰著名的博物馆广场，认为它规划得很糟糕，“不像事先规划好的华盛顿购物中心和柏林的博物馆岛，所有的公共建筑都是事后添加的”。有人对博物馆广场的形象这样描述道：“离城市主要公园只有3个街区，是人们常去的地方，抗议者也在此集会。中央曾有一条马路，不知怎么还挤出了一个停车场和一个超市。”

　　更有批评家进一步指出“毕尔巴鄂效应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神话”。他们认为，只有弗兰克·盖里(西班牙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加拿大建筑设计师)的建筑是不足以转变整个城市的，闪耀的建筑很少能够真正让临近区域变得年轻，仅是建筑设计本身也不能保证参观人群和资金流入。“可悲的是，博物馆，连同这个城市，还在挥霍财富去追求这样的假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