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强大国家的兴起,往往都会在国际上掀起相应的文化潮流
纵览中外历史不难发现,一个强大国家的兴起,往往都会在国际上掀起相应的文化潮流,形成一股强大的国际文化影响力。如马其顿的崛起,将希腊文明传递到从地中海到印度河流域等欧亚非广大地区。
到了近代,这种国力和文化影响力相伴而兴的特征便更明显了。葡萄牙、西班牙这两个南欧小国的“大航海运动”和殖民开拓虽然伴随着血雨腥风,却让横跨整个地球、面积人口数十倍于本土的海外殖民地,至今沿袭着“宗主国”的语言和习俗;法国的强大让法兰西哲学、文学、生活习惯和艺术品位传播到不同肤色、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之中;英国“日不落帝国”的盛况,也让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影响遍及全球,从下午茶到靠左行驶,从司法习惯到教育制度。
冷战让美苏成为并雄于世的两大霸权,也让美国和苏联成为20世纪国际文化影响力最大的两个国家。美国作为西方的盟主,世界最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体,不仅仅通过武力和美元,也通过好莱坞、现代音乐、职业体育,甚至美式快餐、可口可乐和牛仔裤,将美国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消费习惯,潜移默化地传播到世界几乎每个角落;而苏联也通过“红色文化”的传播,在世界一度掀起了“以俄为师”的文化潮流。
如今的中国文化并未取得与政治、经济大国相称的国际地位
历史上,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同样随国力的上升而力度更强、辐射更广。中国周边形成了具有强大磁性的中华文化圈: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在朝鲜、越南等国施行,政治体制和赋税制度为日本、朝鲜等所效仿,城市布局、建筑风格则在日本、朝鲜、越南诸国影响深远,生活习惯、文化艺术等的影响力至今仍遍及东亚、东南亚一带。至于通过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瓷通道”所传播的中华文明,从茶叶到丝绸,从经史子集到四大发明,对世界的影响力更是不可估量的。
然而,近代以降,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出现了明显式微,不仅“东学西渐”的规模和“西学东渐”无法相比,甚至传统上中华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也开始迫不及待地洗刷自己身上的中华文明色彩,转而追慕更时尚的欧美文化。尽管在欧美等遥远的国度,仍有不少关注中华文化的汉学家;尽管在周边邻国,中华文化的影响仍然俯拾皆是,但不能不承认的是,在近代,中国的国际文化影响力,随着国力的衰退而衰退。
自新中国成立,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力迅速提升,已重新崛起为令世界瞩目的强大力量,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可惟独在文化影响力这一领域,中国仿佛并未重新取得与政治、经济大国相称的地位。
诸多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导致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与国力不相称
首先应该承认,由于历史的原因,古老而灿烂的中华文明在近代出现了一个断裂带,中外文化,以及不同来源、不同流派外国文化间的碰撞裂变,加上因种种原因所致的几次天灾人祸、文化浩劫,使得许多宝贵的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湮灭、消淡,重新恢复元气需要漫长的时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文化的需求是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一环,在中华文化的彷徨期,其他文化的影响力不仅在国门之外取而代之,甚至长驱直入,挤占了相当一部分中国的文化阵地,一进一退间,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自然大打折扣,兴灭继绝,尚需一段时日。
其次,中华文化固然历史久远,博大精深,但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架构都是以西方模式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这使得古老的中华文化产生了些许水土不服。不仅许多外国人,甚至一些中国人也不免片面地将中华文化当作过时的东西,轻率地加以舍弃。尽管许多热心人挺身而出扞卫中华文化的尊严和价值,但一来对如此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加以筛选、扬弃,工程浩繁,非旬日所能事功;二来某些人抱着敝帚自珍的心态,将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甚至与现代文明对立起来,有意无意地混淆了视听,并对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起到了一定消极作用。
还应看到,由于客观原因,大陆、香港、台湾等中华文化圈的成员,其文化特色存在不小的差异,尽管近年来它们均开始重视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但各说各话,各使各力,不仅在海外华人中引发了一些不必要的文化争执和混乱,也让不少对中华文化感兴趣的外国人觉得无所适从。
更重要的是,在当代社会,文化的国际传播并非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和政治、经济、法律体系、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等的传播相互交织在一起。在这些方面,欧美等国早已驾轻就熟,早在殖民时代便能娴熟地运用“圣经与剑的两手”,到了当代更是以文化促政治、促经济,又以政治、经济促文化,将自身的综合影响力发挥到极致。而对于中国,尚普遍存在着割裂政治、经济、文化间联系,静态地、孤立地看待文化国际传播的问题。不仅如此,中国虽然发展迅速,其政治、经济等领域的成就也广为世人承认和赞赏,但借鉴者并不多,中国自己也本着一贯的对外交往原则,并不主动输出自己这方面的经验,也在客观上冲淡了中国的国际文化影响力。
在当今世界,许多发达国家的文化输出早已产业化、商品化、实用化。比如法国促进海外文化交流的法语联盟,在世界各地的非法语国家培养了不少既通晓法语、又熟谙各种谋生技能的人才;美国的和平队、德国的歌德学院等对外文化传播机构,同样重视在传播文化的同时,让接受文化传播者成为用得上、用得好的人才。当舶来文化不仅仅是一种文化消费,而可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谋生手段时,这种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自然大增。与之相比,中国包括新兴的孔子学院在内,各种海外文化传播机构、途径都不同程度存在着重文化、轻技能的现象。如此一来,中国文化在海外只能被当作奢侈品、工艺品和消费品,而不是生产工具、劳动技能和个人特长,其影响力自然也要打折。
文化的建设与传播是一项长期工程,相信随着国人对文化传播认识的提高,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攀升,中国终将获得与政治大国、经济大国身份相称的国际文化影响力。(作者是旅居加拿大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