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从字顺是基本要求

　　只有人类才有语文问题，说语文问题是人类头等重要的问题，也并不为过。大至国际争端，小至妇姑勃谿，都往往表现为语言的较量。换句话说，人类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法律问题等都与语文密切相关。吕叔湘先生在《语文常谈》里讲了一件趣事。说从前有一富翁，左邻是铜匠，右舍是铁匠，整天敲敲打打。富翁当然很心烦，于是备了一桌酒席，请两位搬家。铜铁二匠，酒足饭饱之余，对富翁的要求满口答应。两家都搬了，但敲打之声如故。原来，左边的搬到了右边，右边的搬到了左边。两位高邻在语文上钻了一个空子。如果打官司，这样钻空子，还真能赢。

　　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与那些产生了重大政治、经济、文化影响的社论相比，这篇社论可能动静不大，但我以为，却是值得纪念的。这篇社论一开始就强调：“语言的使用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重要条件，是每人每天所离不了的。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对于我们的思想的精确程度和工作效率的提高，都有极重要的意义。”在列举了古今“善于使用语言的巨匠”后，社论指出：“目前的报纸、杂志、书籍上的文字以及党和政府机关的文件”，在语言方面“存在着许多不能容忍的混乱状况”。

　　一些语文病象，在今天并没有减少。随意翻阅今天的报纸、杂志、书籍，用词不当和语法、逻辑方面的问题，经常能碰到。电视上，网络上，这种现象也同样严重。

　　报纸、杂志、书籍，是有编辑把关的。如果编辑语文水平较高，就能把作者的语文错误改正。遗憾的是，今天的编辑从业者中，相当一部分人，语文水平大有问题，他们非但不能替作者改正语文错误，倒是可能替作者制造错误。这里说一件我自己遇到的事。2006年，我的导师潘旭澜先生辞世，应一杂志之约，我写了《我的老师潘旭澜先生》一文。文章中，说到潘先生书桌的玻璃板下曾压着“制怒”二字。因为潘先生是福建人，所以我说：“这是在仿效他颇为钦佩的乡前辈林则徐。”文章发表后，先后被两家出版社收入散文随笔选本。然而，居然两家出版社的编辑，都不懂“乡前辈”的意思。一家的编辑，在前面加上一个“老”字，变成“老乡前辈”;另一家的编辑，在前面加了一个“家”字，变成“家乡前辈”。文章收入选本，我当然高兴。但替我写出“老乡前辈”、“家乡前辈”这样没文化的话，我又有一种嘴里被强塞进两只苍蝇的感觉。

　　出现这种错误，不仅是编辑语文水平的问题，也是“语文感觉”和“语文态度”的问题。一个人掌握的语汇和表达方式，不可能都是在课堂上获得的。从课堂上获得的语文知识，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知识，要靠自己通过阅读等方式获得。一个语文感觉较好的人，看到“乡前辈”这种说法，立即就能懂得它的意思。当然，不妨再查证一下。语文感觉不好，语文态度好也行。看到“乡前辈”这样的说法，虽然不懂，但并不立即判断是作者少写了一个字，而是去查一查，一查，就懂了，这就是语文态度好。一个人有怎样的语文态度，是很重要的事情。语文态度好，水平一定会时时有提高，语文感觉当然也不会差到哪里去。语文态度不好的人，语文水平就难以提高，语文感觉便会渐渐生疏、退化。

　　媒体上的语文错误，也往往令人啼笑皆非。“伏法”这个词，在报纸、电视、网络上出现的频率很高，但很少被用对。“伏法”，就是被依法执行死刑，所谓明正典刑，却被媒体普遍误解为“被绳之以法”。所以，不难看到这样的新闻标题：“三位惯偷今日伏法”。如果你以为是这三人都被剥夺了生命，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只不过被判了半年一年徒刑而已。“三位惯偷今日伏法”，不仅是“伏法”用错了，“位”这个量词也用错了。“位”作为量词用于人时，是包含着尊敬之意的;“各位”、“诸位”、“哪位”，都表示了对被指称者的敬意，可以说是一种敬语。敬语而用之于罪犯，当然不妥。但“两位嫌疑人”、“三位劫匪”、“四位歹徒”这类的说法，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还有“老人”这个词，也常被用错。用“老人”来指称上了年纪的人时，也通常带有敬意。在生理的意义上，当然达到一定年纪者都是老人，但在伦理的意义上，却并非所有达到一定年纪的人，都宜于称为“老人”。所以，“七旬老人多次强奸幼女”这样的说法，是很滑稽的，但类似的说法，却经常在媒体上出现。

　　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教师，要经常阅读当代文学作品。坦率地说，当代作家总体的语文素养，是不能高估的。用词不当、文理不通的现象，在当代文学创作中，是普遍存在的。即便是那些顶尖级的作家，也会犯很低级的语文错误;即便是那种被称作“杰作”、“经典”的作品，也同样存在这样那样的语文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当代文坛上，还流行一种很不好的观念，即视从语文角度挑剔作品为“酷评”。在我看来，从语文的角度审视文学作品，是一种最初级的文学批评，是任何一个中学语文老师都应该胜任的工作。然而，却有不少人认为，指出一个作家用词不当，指责一部作品文理不通，是最苛刻的批评，苛刻到不合法的程度。这种对语言的轻慢，有时候真让人无语。

　　前述的《人民日报》社论，强调语文问题关系到“思想的精确程度和工作效率的提高”，我完全同意这种看法。也可以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体的语文水平，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软实力”的重要部分，一定意义上说明着这个时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总体的思维能力。用通俗的话说，一个社会，如果语文问题很严重，说明头脑不太清楚、思维不够顺畅的人很多。

　　一般来说，一个人的语文水平如何，与他在中小学时期受过怎样的语文教育有直接关系。但一个人的语文水平，又并不完全取决于学校教育。没有受过多少学校教育，语文水平却很高，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受过几十年学校教育，如今在大学中文系当着教授、博导，语文水平却很差，这样的情形也很多见。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决定一个人语文水平的最重要因素，是他的语文态度。一个人只有高度重视语文问题，在语言上养成某种程度的洁癖，才有可能成为在语文上准确和精到的人。也可以说，决定一个人语文水平的最重要因素，是持续不断的自我教育。

　　中小学的语文教育，有语言教育和文学教育两方面的内容。让学生具有一定的文学鉴赏能力和文学写作能力，当然是重要的。而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具有文从字顺的表达能力。在中小学的语文教学中，应该把语言教育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评判学生的作文，也首先要看用词是否准确，表达是否合乎语法和逻辑。如果高中毕业生，能写出看起来挺像回事的“朦胧诗”，却写不出一篇文从字顺的说明文、议论文，那他就不能说是一个合格的高中毕业生。

　　这里还想顺便对高考作文中的文言写作现象发表一点看法。近些年，不只一次地看到“高考文言作文获满分”的新闻。一些媒体总是用惊奇、赞赏的态度报道这样的事情：一个高中生，居然能在考场上用文言写作，这是何等神奇的事情!这样的学生，简直就是天才啊!不只是媒体，教育界对此也持肯定、赞美的态度。而我以为，文言写作，不是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内容。高考作文，考察的也只应是学生用现代汉语进行写作的能力。以文言来应对高考作文，是一种“答非所问”，也超出了考察的范围。如果高考作文像是一场足球赛，那文言写作就像是在踢高俅踢的那种气毬，即便踢得像高俅那样好，也不行。如果能在文言写作中做到叠床架屋、佶屈聱牙，却不能在白话写作中做到文从字顺、明白晓畅，那就是一种怪现象。

　　我以为，中小学语文教育的首要目的，是让学生写东西时，把词用准，把话写通和写对。所谓写通，是指合乎语法规范;写对，则指合乎逻辑。至于运用各种修辞手段，把话写得漂亮，那就是更高一层的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