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极花》：沉重的现实关切

　　《极花》表面上是一个女孩被拐卖的故事，实际上却在借用这种特殊的逆城市化向度，表达作者对城乡夹缝中的人群的关切

　　中国当代一流作家都有一流的智识水平。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不同，作家擅长用他们缠绕、纠结的笔墨讲述纷繁的故事，夹杂着变幻的现实与想象，理性与非理性。撇开技法不论，好的现实主义小说总是蕴含着深刻的洞见。贾平凹的新作《极花》，就是这样一部作品。

　　对很多人而言，所谓的现代化似乎就是工业化、城市化。但像中国这样力图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发展中国家，更关键的不是一段时间内的经济高速增长和物质意义上的现代化。亨利·梅因“从身份到契约”的著名论断、滕尼斯“从礼俗社会到法理社会”的论述，都论证了社会和文化的整体变迁同样是艰难的结构转型。事实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既符合全世界的普遍规律，又极具中国特色。中国有几亿农民工在城市中流动，中国还存在着贩卖人口的现象，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但也有大量法盲。贾平凹在《极花》后记中说：“中国大转型年代，发生了有史以来人口最大的迁徙潮，进城去，几乎所有人都往城市拥聚。”这种城镇化究竟会造就怎样的社会结构，会为城乡夹缝中的人群带去怎样的冲击，是否会在某些地区出现学者福山分析其他国家时所说的“没有发展的现代化”，似乎颇有可憧憬的前景与可改进的余地。小说《极花》，就把我们引向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小说的主线是很清晰的。农村女孩胡蝶来到城市，靠母亲捡垃圾维持生计并供弟弟读书。她喜欢小西服、高跟鞋和隔壁的大学生青文，渴望赚钱，自认为已经变成了城市人。但她第一次主动出去找工作时就被拐卖了。于是这个新城市人又经历了一次逆城市化的过程。《极花》表面上是一个女孩被拐卖的故事，实际上却在借用这种特殊的逆城市化向度，不断地探寻社会与人性边缘的善恶之花。

　　这是一次意蕴丰富的探寻。留守在贫瘠农村里的光棍汉们会不会注定是被忽视的群体?他们的发展机会在哪里?但《极花》的求索比单纯的正面论述更深了一层，它所探寻的是个体在社会转型期对自我归属感的寻找与认定：“认同”成为小说的一个关键词。胡蝶认为“这个村子里其实有些人并不是人……而他们自己也承认”，就是她对“人何以为人”的理解与认同。康德的“人是目的”震烁古今，但在人的动物性需求和欲望得不到基本满足的地方，谈论理性是不切实际的，也许霍布斯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更像圪梁村的生存状态。当然，黑亮、黑亮爹、瞎子和老老爷都是淳良的，但他们也是蒙昧的，他们识字不代表他们接受了“人何以为人”的道德启蒙。但等到胡蝶醒悟到，正因为自己厌烦着村里人，所以这些人才这样丑陋，正因为自己不爱这里，所以眼前的一切都混乱着、颠倒着、龌龊不堪时，胡蝶其实就已经觉悟到自己其实也是农村共同体的一员。当不再觉得驴粪臭，当从拼命想逃回家到纠结是否要逃，胡蝶不仅仅是因为重新适应了农村生活，或者说对农村产生了感情上的牵绊，而且是因为她最终认同了这个小小的生活共同体，体悟到自己终究是属于这个村子夜空里的一颗星。

　　文以载道，言近意远，小说止于此，而余韵不止。贾平凹的思考最终回到了文化认同层面。他总在思考“人格理想是什么，如何的积累性、群体性的理想过程，又怎样建构文学中的我的个体”。《极花》所表现的就是个体的一种文化身份认同。胡蝶本应该像祥林嫂般见人就控诉被拐卖后的屈辱和被解救后的伤害，但她终究在黑亮一家的感情中完成了身份与文化认同，控诉也化为了絮絮叨叨。在贾平凹的小说中，有沉重的现实关切，更有人性的温情脉脉。就像金庸笔下的少林寺武学高手每学一门武学绝技，就必须读一本佛经来化解心中的戾气，在当下中国，思考一点理解现实的学理，也需要读一本重新建构认同的小说来平衡我们的欲望、理性和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