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我应北京人艺林兆华导演邀请改编陈忠实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开春的时候，我和林兆华、易立明在陈忠实老师的陪同下去原上转了几天，从村子到窑洞，从祠堂到农舍，我们一路走一路聊。看着乡间的田野，闻着泥土特有的气息，听着陈忠实老师如数家珍般地讲述原上老百姓的生活，倒也十分惬意。此后，我又专程到西安，加上借陈忠实老师来京开会的机会，我和他就如何改编话剧剧本的问题进行过多次交流。
记得当时我看过陈忠实写的一篇文章，说他将小说《白鹿原》送到编辑手上时只说了一句话：我把小说和我的生命一起交给你们了。我很感动，为一个作家倾注全部心血完成一部作品，为一部作品能成为一个作家的生命，同时，也为一种创作状态，它几乎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将一个作家全部的积累攫取一空，以至使他突然在即将离开它时，会觉得生命已随它而去。
我不敢说是用生命来改编话剧的，但就在我完成初稿的一小时后，因高血压(180/110)和心脏间歇(一分钟16次)住进医院，那天正好是我48岁的生日。
记得2004年，当林兆华问我愿意不愿意改编《白鹿原》时，我说等我看完小说再说吧。看过小说之后，我对林大导说：这个戏不好弄。大导说，你再琢磨琢磨。说实话，这一琢磨可就琢磨进去了，白天晚上满脑子都是白鹿原，都是白鹿原上那些人和事，白嘉轩、鹿子霖、朱先生、鹿三、白孝文、小娥、兆鹏、兆海、白灵、黑娃……这些人整天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直到有一天，这些人开始和我说话了，用他们的腔调，用他们的表情，我不想听也不行，他们偏要说，有时还说起没完，我知道这些人物已经不完全是陈忠实的了，他们已经从书中跳了出来，在书的封面上、在我的手背上旋转和跳跃，我无法把他们按回到书里去，只好任他们尽情地玩耍……
于是，就在这种状态中，话剧《白鹿原》开始了写作。
无奈因工作需要，我带总政话剧团小品演出队到济南军区部队慰问演出。在胶东沿海，演出日程紧张，几乎是一天一个地方，每天都要忙于搬家、奔波、装台演出……而这时我的《白鹿原》已经开了头，几个人物已相继出场，我的脑子里常常被他们折腾得乱哄哄的，总是想赶快静下来，打开电脑把他们说的话干的事情都记下来，可惜一直没有较为完整的时间。无奈之中，我终于等不得了，只要能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便急于打开电脑，就这样，一句话一句话地记下白嘉轩、鹿子霖、朱先生们说过的话……
小说《白鹿原》的深刻、厚重是说不尽的，它的文学成就不是刻意追求出来的，更不是依靠手段和技巧堆积出来的，尽管它的确有着非常老道的技巧，而且深藏不露，但它仍然是那样一种平和的口气，像说书的那种方式一章一回地讲下去……由于有白鹿原的传说，有白鹿的神话，有关于白鹿祠堂的说法，有关于白、鹿两家祖上发迹的历史沿革，所以当此时此刻白鹿原上发生任何事情时，都能让人想到这当中的某种必然联系，而这一条在话剧中是极难表现的。因为，要么要用大量的篇幅来勾勒过去生活的种种细节，要么就要让人物用大量台词讲述我为什么会这样做……即使如此，也是话剧创作中较大的尴尬。
在写作初期，我总觉得有一种拘束，我清楚地知道，面对小说的文学成就我不得不小心翼翼，这使我一时无法进入自我创作状态。我打电话告诉林大导：我想按我自己的想法来写一稿，如果不行，反正有小说，我再回来……有意思的是，一旦在意念中暂时忘却一下小说，或者说，提升一下对小说中人物精神状态的把握，那些人物立即就开始在话剧舞台上活了起来并且生辉生色。从鹿子霖要还给白嘉轩六个“狗日的”(北京人艺版有此段，陕西人艺版已删除)到田小娥的“奔月”，从白嘉轩深夜坐等黑娃到鹿兆鹏、鹿兆海和白灵之间人物关系的浓缩……我渐渐找到了一种让文学人物成为戏剧人物的行动(行为)方式，同时，也强化了人物在有限的时空内更清晰的性格展现。另外，我暗自得意的还有一条，熟知小说的人会知道，我的剧本里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小说中的话(和台词)，这一点在改编时是很难的，因为小说中最有性格的人物语言仍然还是“文学性语言”(包括书面语言)，而不完全是“口头语”(陈忠实老师的说法是“寻找自己的句子”)，所以，要让小说语言成为人物语言，而又不是我自己重新写的，就需要创造一个语言环境，将全剧人物的台词都统一在一个格调之内，然后加入小说的语言，这样听起来就会天衣无缝，一气呵成。
2006年初夏，话剧《白鹿原》在北京首都剧场演出了，记得，第一轮演出近30场，场场爆满。此后，2007年、2009年、2011年、2014年分别在北京、西安、天津演出过。
2015年的最后一天，陕西人民艺术剧院演出了话剧《白鹿原》，我说这是《白鹿原》回家了。其实，两年前，陕西省文化厅和陕西人艺就开始策划这件事了。据说，在文化厅和省人艺策划这个项目时，省内有不少人并不同意演出这个版本，原因是这不是陕西人弄的。于是，听说有本地的几位作家几易其稿也改出一部话剧剧本参加最后的论证。我的这个版本最后如何被确定为排演版本，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的是，文化厅领导和省人艺的领导从一开始态度就十分明朗。对此，我除去对他们的信任心存感激之外，更重要的是我认为他们是懂行的，是尊重艺术创作规律的。我始终认为剧本创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同时，也是一门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我常说一句话：对于剧作家来说写剧本一天是一天的活儿!仅以改编《白鹿原》来说，我在正式动笔之前做的功课就有十几份“文件”，其厚度超过剧本厚度的几倍，以至于当我把这些“文件”连同剧本一起交到林兆华手上时，他愣了好一会儿才说了一句话：你们看，今天还有这样写剧本的!我的这些“文件”有：和陈忠实谈《白鹿原》1、2，和林兆华、陈忠实谈《白鹿原》1、2，小说《白鹿原》的情节线，小说《白鹿原》人物命运、情节发展的平行关系，可进入戏剧的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及事件，小说中主要人物的人物小传，我对剧本大纲的设想等等。做功课是要花时间的，特别是面对《白鹿原》这样的作品，是要花很多时间的。这个时间我经历了，这份功课我认真做了，所以，我自己知道我用了多少气力，即使有不同的版本相互比较，我也是有充分自信的。
这次陕西人艺排演《白鹿原》，相距北京人艺的首演已近十年，根据这些年演出中听到的观众反应，我和导演胡宗琪都认为有必要做一点调整。在胡导的整体构思下，我们在文本上主要做了两点修订。一是从总体篇幅上进行了精简(包括减掉了一个次要人物徐秀才)，二是为了便于交代时代背景和主体事件，增加了众村民的“议论”。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它不仅解决了“叙事”(交代背景)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发挥出古希腊悲剧中“歌队”的功能，在“叙事”中不停地转变身份(跳进跳出)，在全剧节奏控制、感情渲染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北京人艺版《白鹿原》演出之后，广大观众除了对演员们使用陕西方言上有过一些微词之外，更多的是对小说原著和林大导演、明星演员、老腔艺人的赞赏，对剧本改编几乎无人问津。其后，虽然间或冒出几篇批评剧本改编的文章，读后却不知其所云，因为在我看来，文章作者几乎没有看懂或根本缺乏对舞台剧和改编创作的基本认知。
此次陕西人艺版《白鹿原》的演出倒是引起很大反响，甚至被一些业内人士称作“陕西的一个文化事件”。有些看过北京人艺演出的业内人士惊呼：比北京人艺那个版本演得好很多!其中竟然有人向我祝贺：这个剧本也比北京人艺那个剧本好!我只好如实告诉他：这两台演出是同一个剧本!
尽管陕西人艺版话剧演出受到广大观众和部分戏剧界专家的高度称赞，但仍有少数“专家”对剧本和演出提出质疑。其实，自小说《白鹿原》问世以来，围绕小说内容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但不论是议论它的性描写是否过多或过于直白，还是议论它对民族文化和对历史的反思，所有评论家都是总体肯定，只对个别情节和人物有不同认识，都不否认这部小说仍然是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的“扛鼎之作”。
话剧演出后所引起的争论似乎就不像小说那样无关乎其命运了，戏剧界历来如此，一部戏所引发的争论是可以改变这部作品的命运的，这是戏剧界某些评论家最愿意做的事情，因为，此时这些理论权威俨然成为“法官大人”!如果说这些“专家”的不同意见仅仅是针对作品的艺术性讨论，还能说明这只是学术研究而已，但当这些专家以一致的态度“口诛笔伐”地认定这部作品“有政治问题”时，我只好摆出英勇就义的姿态面对最后的“宣判”了。其实，业内人士几乎都知道，二三十年来，我是最习惯听取专家意见的剧作者，但这次却真的有些意外。有的“专家”明确说自己没有读过小说原著，还要在这里评判改编，有的“专家”一边口口声声说自己“还没有想好”，一边还要说出自己“没有想好”的意见;更有甚者，有的“专家”干脆上纲上线，大有开刀问斩之势。
首先，有“专家”指责话剧在改编时没有抓住小说原著的“精髓”，对有些人物及情节的忽略严重影响了小说原著的精神。作为改编者，对小说原著自然有自己的理解，自然在改编时也会有自己的取舍。如果我在改编时着重选取了小说情节中的1、3、5、7、9，而指责者非要说只有2、4、6、8、10才能反映小说原著精神，对于这一点我是无法辩驳的。其次，“专家”们一致指责话剧存在“政治”倾向问题。这个说法着实让我满脸狐疑!
这里有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即话剧剧本是有舞台时空局限的，因此，它无法将每一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从头道来，只能选取最能打动人的片断(最后的抉择)。小说中几个主要人物的命运可以有大量篇幅展现，由于戏剧的结构性要求，一旦将这些人物命运接连展现在观众面前时，造成人物命运结局的政治性因素也会由此而显出它的无情与残酷。但这些人物命运的结局并非我的杜撰，确是小说原著中的内容，难道在改编时我应该将这些内容“改”掉?那岂不会又招致“篡改”之说?关键问题在于，虽然陈忠实在谈自己的小说时也曾说过：白鹿原就是一个鏊子(关中地区老百姓做煎饼时用的器皿，意在翻来覆去)，虽然小说中的确描写了那个历史时期国共两党的争斗(包括你来我往的反复)，但最终他要完成的是主要人物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自我精神的“蜕变”和“剥离”，这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历程，或者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我在改编时刻意在鹿子霖被放回来之后，让他和白嘉轩有一场对话，对两家人几十年的争斗(你买我家的房子，我买你家的地)交流了彼此的看法，就是为了说明在大的历史变革之后，他们的历史观发生的变化。
一个人或一个组织、一个政党在其成长的道路上都会有历史的局限性，都有可能犯各种各样的错误，问题是无论我们个人，还是组织能否认识到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能否有勇气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有意识地纠正自己过去的错误。如果我们自己早已认识到并已经或正在改正这些错误，我们在回顾历史和文艺创作时还有必要遮遮掩掩、羞羞答答吗?我们还不能坦坦荡荡、真真切切吗?况且我们的文艺作品其本质目的并非是“控诉”或是“揭露”，而是通过对历史的叙述(总结)，发现人的成长和赞扬人性当中最可宝贵的对灵魂真诚的“忏悔”，从而将民族的成长史(“秘史”)呈现在读者或观众面前。这是一个揭示真理的过程，是一个反映人性苏醒的过程，即使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一些苦痛(鲜血)也只是为了让它刻骨铭心。
中国共产党正是我所说的这样的政党，它不仅有勇气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更有勇气和信心纠正自己的错误。因此我认为，我们党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正确对待文艺作品中对历史的描写，能够理解作家和艺术家们只要不是有意诋毁和歪曲历史事实，故意夸大或编造历史过失，是可以表露个人对历史的反思(甚至包括一些情绪化反映)。时代的进步已经给了我们客观看待历史的眼光，尽管这种回望有时显得有些“冷峻”，但它毕竟体现出一个经历过风风雨雨、千锤百炼的政党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和大海一样的胸怀。当我们站在高山之巅时，我们一定能感受到那种海阔天空的辽阔，一定能感受到那乱云飞渡的从容，我们一定最先感受到那惊涛拍岸的巨浪，一定能感受到最先撞碎在山岩上的浪花飞溅。这种动人心魄的场面并不是大海的全部，但它一定是大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抑或是它最有生命力的部分。
我认为小说《白鹿原》是一部值得多次改编的作品，不同的改编者自然会有不同的角度和感悟，有的可能感受得更深，有的可能还会出现超越……这就是它的魅力，说不尽的《白鹿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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